“中原乡校之中，士子多有抨击时政者，甚至还大放厥词，辱骂大王……”


    邓析没敢继续说下去。


    庆忌则是云澹风轻的问道：“辱骂寡人甚么？”


    “这些大逆不道的士子，辱骂大王是虎狼之君。无信、无义、不忠、不仁，在他们心目中，大王你，俨然成了十恶不赦之徒！”


    “甚么！”


    还不等庆忌说话，朝堂之上的群臣，都忍不住勃然变色，很是愤怒。


    尤其是御史中丞伯噽，咬牙切齿的道：“这群乱臣贼子，他们一定是关东诸侯的细作，故意抹黑大王，抹黑我大吴，以此来使世人误解，操控舆论之走向！”


    “简直是胆大妄为！”


    “大王，臣以为，大王应该即刻下诏，将所有辱及大王，抨击时政的忤逆士子，全部绳之以法。若果真确认其是他国之细作，当明正典刑，以彰显国法！”


    闻言，庆忌只是摆了摆手，笑吟吟的道：“邓析，寡人如何成了士子口中的无信、无义、不忠、不仁之人？”


    说庆忌是虎狼之君，庆忌还能理解。


    毕竟，这些年来，吴国给中原列国造成的印象太过深刻。


    吴人之凶悍，早就深入人心了。


    但是，庆忌还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士子们口中的“十恶不赦之徒”？


    在吴国有个罪名，叫“十恶”，定下来十种重罪：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


    这十宗罪都是违背忠孝节义、伦理纲常的，永远不许赦免，所以就有十恶不赦之说。


    “大王当真想知道内情？”


    “但说无妨。”


    “臣可说出来，然，请大王切勿降罪于臣，先恕臣无罪。”


    “寡人恕你无罪。”


    看着邓析这般谨小慎微的样子，庆忌又好气又好笑。


    他平日里，可是非常大度的一国之君。


    怎会随便降罪于臣下？


    “咳。”


    邓析轻咳了一声，然后一脸沉痛的神色，朝着庆忌躬身行礼道：“大王，乡校中的士子所言，臣一一转达。”


    “大王之无信，在于当年灭蜀秦之战的前的‘诈秦’，对秦人许诺的商于之地六百里，成了六里。”


    “大王之无义，在于此前的蔡、徐、钟吾等附庸国因吴国之缘故，被灭之后，大王并没有帮助它们复国。”


    “大王之不忠，在于迁周天子于咸阳软禁，并霸占故周王畿之地，非人臣所为。”


    “大王之不仁，在于……”


    “够了！”


    庆忌叫了一声，压着手，示意邓析适可而止。


    “扑通！”


    邓析忙不迭的下跪，道：“大王，臣所言，句句属实！请大王明察！”


    邓析是绝不敢欺瞒庆忌的。


    因为，这种事情根本就经不起调查。


    “大王。”


    伯噽言辞激烈的进言道：“那些竖子，简直是胆大妄为！妄自议论国政且不说，大王你是君父，他们怎敢擅自抨击大王的不是？”


    “请大王对违法乱纪之士子，严加惩处！”


    话音一落，朝堂之上为之风声鹤唳，所有的大臣都不由得面面相觑起来，神色有些古怪。


    对于乡校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有的亲眼见过，有的人则是听说过。


    问题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


    庆忌一旦要追究，士子们一个都跑不掉！


    此时，庆忌长舒了一口气，澹澹的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士子们有口舌，中原士子之众，难道寡人要都把他们抓起来，割掉他们的舌头，以严禁他们胡言乱语吗？”


    “大王，臣以为，大可不必！”


    邓析终于将自己的目的，告诉庆忌。


    “士子敢于抨击国政，诽谤君王，一切祸乱的根源，在于乡校。”


    “大王可捣毁乡校，严禁民间开设私塾，聚众议政，并禁止游宦之民，使他们安于本业！”


    “……”


    庆忌陷入了沉思。


    “廷尉所言，大缪也！”


    右丞相孔丘立即站了出来，大声道：“乡校，岂可擅毁？昔日子产治郑，然明主张毁乡校，以禁止国人议论时政之好坏。”


    “子产不以为然，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此乃大王所言。”


    “若毁掉中原甚至是国内的乡校，恐怕招致民怨。”


    “士子们不敢在乡校聚众议政，也会在私底下诽谤国政！”


    “若是仁政，士子们岂敢，也岂能非议？”


    “请大王三思！”


    乡校，是地方上的学校，它既是学习场所，又是游乐、议政的场所。


    这吴国范围之内最大的乡校，莫过于孔丘一家的。


    儒家！


    昔日，子产将乡校作为获取士子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民间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国人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国人与被国君之间的关系，颇得郑人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丘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


    孔丘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明王而行王道。


    其次，则如管仲之遇桓公，能以霸业渐进，而行王道。


    然而，切合实际的，是像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


    子产治郑，可谓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民zhu尝试。


    “大王，右丞相所言极是！”


    治粟内史曾点出列道：“士子之口，堵不如疏。”


    “君王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与宣读。”


    “朝臣官吏可以直接进谏言，黎庶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君王，左右近臣要尽规谏之责，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君王的过失，乐师与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君王。”


    “国人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何乐而不为？”


    顿了一下，曾点又道：“大王设立登闻鼓、诽谤之木，所为者，可不正是为听取民意吗？”


    “而今中原士子只是为时政权衡利弊，为大王计较得失，大王何能废止乡校？”


    邓析是法家的鼻祖，孔丘与曾点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儒法之争，就在于他们做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