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士》 第一章重生 木蓝心坐在韩恕的身边，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的每一个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在告诉她，他并没有放弃，他还在努力。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她感到无比的敬佩。 她知道，韩恕的痛苦并不比自己少。他也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才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但是，他却能够坚持下去，重新站起来，这是多么的不易。 韩恕转过头，看着木蓝心，微微一笑。那个笑容，虽然有些苍白，但是却充满了坚定和决心。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 “谢谢你，木蓝心。”韩恕说，“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信心。我知道，只要我不放弃，我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 木蓝心看着韩恕，心中充满了感动。她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成功的。他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会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我会一直陪着你，支持你，鼓励你。”木蓝心说，“直到你站在世界的巅峰。” 韩恕看着木蓝心，眼中闪烁着感激的光芒。他知道，有她在自己身边，他就有了无尽的力量。 火焰中的韩恕，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只要他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他韩恕不是一个废物，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韩恕开始了新的修炼之路。他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点一点地变强。他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有信心，有勇气，有决心。 木蓝心看着韩恕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佩和感动。她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成功的。他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会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她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支持他，鼓励他，直到他站在世界的巅峰。 而韩恕，也会用他的行动，来回报木蓝心的陪伴和支持。他会让她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废人，更是一个有着无尽潜力的强者。他会让她看到，他的努力，他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火焰中的韩恕，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会一步一步地走，一点一点地变强。他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有信心，有勇气，有决心。 而木蓝心，也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支持他，鼓励他，直到他站在世界的巅峰。他们会一起走过这条艰难的路，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他们会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木蓝心坐在韩恕的身边，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的每一个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在告诉她，他并没有放弃，他还在努力。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她感到无比的敬佩。 她知道，韩恕的痛苦并不比自己少。他也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才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但是，他却能够坚持下去，重新站起来，这是多么的不易。 韩恕转过头，看着木蓝心，微微一笑。那个笑容，虽然有些苍白，但是却充满了坚定和决心。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 “谢谢你，木蓝心。”韩恕说，“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信心。我知道，只要我不放弃，我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 木蓝心看着韩恕，心中充满了感动。她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成功的。他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会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 “我会一直陪着你，支持你，鼓励你。”木蓝心说，“直到你站在世界的巅峰。” 韩恕看着木蓝心，眼中闪烁着感激的光芒。他知道，有她在自己身边，他就有了无尽的力量。 火焰中的韩恕，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只要他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他韩恕不是一个废物，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韩恕开始了新的修炼之路。他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点一点地变强。他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有信心，有勇气，有决心。 木蓝心看着韩恕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佩和感动。她知道，这个男人一定会成功的。他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会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她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支持他，鼓励他，直到他站在世界的巅峰。 而韩恕，也会用他的行动，来回报木蓝心的陪伴和支持。他会让她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废人，更是一个有着无尽潜力的强者。他会让她看到，他的努力，他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火焰中的韩恕，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会一步一步地走，一点一点地变强。他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有信心，有勇气，有决心。 而木蓝心，也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支持他，鼓励他，直到他站在世界的巅峰。他们会一起走过这条艰难的路，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他们会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 第二章少年陨落 我叫木之夏，我一出生就被上天所遗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我生来与人不同，他们都叫我灾星，不过，我也无力反驳呀！ 事实确实如此我一出生就克死了爹爹。 犹记得那是七岁那年的事。 “杀。” 满天的箭矢飞舞竟然遮蔽了日出。千万军队朝着黑骨城进攻。 而对方则是几十人的硬撑，只想等到援军，可是，那是白日做梦他们不可能等的到。 最终爹爹死了，只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我恨那个害死我父亲的人。 “黑暗将至，黎明不再，夏儿记住今天。” 这是木之夏父亲唯一留给他的话。 随后那蓬头垢面，脸上全都是血迹斑斑的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枚通体洁白无瑕，镶嵌些许绿色的龙形玉佩交给儿子。 自此与世长辞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瞪大了双目，是那么的不甘心啊！ 但是，他只能什么也做不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人糟蹋而无能为力！ 木之夏当年已经是脉之动九段了。 他接过父亲手中那枚玉佩塞入囊中。 并且叫着安息。 离开了那里。 父亲。 这个角色 永远永远离开了他的世界！ 而后他就再也没突破脉之动。 遗憾的是他眼睁睁看着杀父仇人却不能杀死他。 木之夏从悲痛的回忆中退了出来，紧紧攥住那块父亲唯一留给他的龙形玉佩走了上去，擦干泪水，直面当下。 六年了，他终于再次来到了这根通天的柱子前！ 他苦苦盼了多久啊！ 只见他一只白里透着红，娇嫩的简直像个女人得手，轻轻地往前探去。 “六年了，我终于……” “我真的可以？” “下去吧，废物！” “就是，别丢人现眼了嘞。” 旁边一个男子附和道。 又是一阵阵掺杂的声音。 不过，他早已经是习以为常，面对这样的场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下去吧，才脉之动四段，还是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早些回去做你的美梦去吧。哈哈。”一个长的尖嘴猴腮的少年大声哈哈大笑。 他的这笑愣是带动了全场所有那些看不惯木之夏的人不屑的笑了。 “哈哈哈哈。” 不知笑了多久，有些人甚至连肚子都笑疼了。 如果不是还顾及面子的话估计都笑趴下了！ 木之夏依然不受外界干扰大股大股的脉气输出。 “轰！” 只见那根通天的柱子转眼间燃烧出一道道熊熊烈火。 最后直接到了最上面。 众人看到此情此景，纷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全都是擦了又擦，所有人都笑不动了。 大伙儿都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还有人结结巴巴，大叫：“这……怎么……怎么……可能……十段……” 十段脉之动乃是脉之动的巅峰，又或是换句话来说，就是第二阶级脉冲了。 不过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果然，不出所料！ “哗！” 那熊熊烈火还在灼烧得正旺的时候，戛然而止，刷刷落了下来。 最后噼里啪啦作响。 停留在了三层的地方。 那代表三段脉之动。 石柱旁站着的的女人刚要宣布木之夏十段脉之动，直接进入脉冲之时。 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要公布这一惊人结果时。 突然的结果差点闪了她的细腰。 “木之夏十……什么。” 她死死盯紧了那跳动的火焰，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看到的。 不过，她还是露出一丝笑意。 “呃，木之夏三段脉之动。不及格！” “好可惜哟，小家伙。” 她嘴上说，心里暗喜。 “这种感觉就是爽。” 木之夏却不在意得冲那人拱拱手退了回去。 “下一位，馫馫。” 宣布完。只见人群中跑出了一个小不点儿的小女孩，上台重重的简单粗暴。 丝毫没有木之夏那优柔寡断的情感所束缚。 “馫馫八段脉之动，很不错呢。” 人群中灰溜溜的少年人影若隐若现，悄然离去，低着头，往后山而去。 为何上天如此不公，竟然让一个孩子去承受这一切。 为何，给了他一次机会还要剥夺。 “怎么回事啊！” “去你娘的狗屁大道。” “一次次虐老子很爽吗？” 一时间天翻地覆。 “啪啪啪！” 水被搅混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叫元泱界，这里的人一出生就要拼命学习脉术。” “脉术以气运转在小腹内翻滚，最后凝结出气旋。” “然后以气运气，最后成为脉之动。” “每个阶级分为九段，在第十段进入下一个阶级。” “在这个元泱界一共拥有九个大等级。” “分别是：脉之动以气为脉，脉动则命动。以后是脉冲，脉冲为脉之动进化体，其中顿悟。为之冲也……” “紧随其后乃是第三大阶级为之脉师，为小成，大脉武士！紧跟着！” 命之始便已经种下气！ “初神，初到神魂。” “谓之半神也！” “主之神，名其根！” 万物皆如此！ “还有符隶能够降魔除怪！有专属于符隶研究与锻造的人称符师！” “妖兽有妖核，妖核炼化出妖晶！” “据说可以用来炼药，继而才有了第三职业丹药师！” “丹药师也并非是每个人都能成的？” “元泱界已经有上百余年未曾有过丹药师了。” “所以这也就历史羊皮卷上有所记载而已！” “就算有一两个也不为人知吧！” “我从那颗蓝白色星球而来，那是一个很古老的星球，也很神秘？” “我所居住的是一个名为‘中国’的一个古老国度。” “那里充满了高科技，我们可以用一种叫手机的通讯器来打电话，上网。” “玩宾果消消乐！” “还能微信，刷朋友圈，虽然，那是一群猪队友！” “那晚电闪雷鸣。貌似是上海呢东方明珠塔导电不均匀吧，总而言之，那天玩……” “《残神魂》的蠢游戏结果一声雷电，一个人影出现了，他走向了我，硬说我是什么《残神魂》” “死神阁下。” “我只想好好愉快的游戏啊！” 只听见一声响指。 “嗒！” “我就像灵魂出窍般无解的离开我的房间，离开了我炙热的电脑。” “进入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还给我找了该死的什么爹爹和娘亲。” “还让他们出这幺蛾子的一档子事。” “贼老天，你存心的吧你。” “可怜我就这么死了……” 木之夏越想越气啊，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 当年的他多么的一意气风发，潇洒！ 可如今脉之动倒退，不是他不努力刻苦，只恨每次拧紧出脉气，都莫名其妙消失。 就好像人的大便排泄出去了一样。 除了这副臭皮囊以外其他荡然无存哪。 少年闭目凝神，最后恍恍惚惚竟然睡了过去，一睡不要紧就是七天七夜。 其实他所不了解，的是在他睡着的时候，那块系在腰间父亲留给他唯一的东西——龙形玉佩！ 只见好像有一股气，准确的来说是黑色气团，正在张牙舞爪的吞噬他的脉气。 而龙形玉佩里面的又是不一样得空间。 “小家伙！” 这是龙形玉佩里传出来的声音，乍一听竟然叫毛骨悚然，若不是木之夏昏昏沉沉睡去，估计也会被吓昏倒。 那是一个极其沙哑的老头子的声音。 接着他又说了一堆碎碎念，就仿佛是自言自语。 “天下离崩！我辈岂是池中物。” “轮回之境脱离不了世界之规律。” “那就要打破，才能得到其根本。” “妖兽皇就要复苏，修炼一途不易。” “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也就是说沉睡千年封印就会破除。” “炼妖壶……” “这个人真的就是被选定的人吗？” 他不禁扪心自问。 “那又如何，那一不是我能窥的天机得。” 他想起了那句话。 “天机不可泄露！” “哪有那么多天机不可泄露。” “岂有此理……” 过了一会，玉佩重新回归平静。 第三章王者归来 韩恕手中紧握着一瓶蓝晶灵水，其蓝色宝石般的外观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他轻轻摇晃着水晶瓶，观察着瓶中如烟雾般的流光在瓶内流动，宛如山间溪流穿梭于蜿蜒的山谷。这瓶蓝晶灵水不仅仅是他的修炼资源，更是他通往强大相师之路的关键所在。 韩恕低头审视瓶子上的标签，“光明灵水，五品，淬炼力：三成。”他心中盘算着，按照他的预估，这五品的光明灵水应该能提升他四成的淬炼力。尽管这样的提升幅度并不显著，但对于他而言，已经是相当可观了。毕竟，每一份灵水的淬炼力都会因相宫的排斥而大打折扣，能够有四成的提升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果。 他将水晶瓶放下，又拿起另一瓶。这瓶中装的是一缕缕如同烟雾般的流光，给人一种朦胧而神秘的感觉。韩恕轻轻摇晃着水晶瓶，那流光在瓶中流动，犹如山间溪流穿梭于蜿蜒的山谷。他看向瓶子上的标签：“光明灵水，五品，淬炼力：三成。”与蓝晶灵水相比，这光明灵水的淬炼力高出一成，这让韩恕不禁心生喜悦。 然而，他明白，虽然这两瓶灵水能够帮助他提升淬炼力，但若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反而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决定先从蓝晶灵水开始尝试。他从瓶子里取出蓝晶灵水，然后缓缓吸入体内。他感受到一股冰凉的感觉从喉咙直达心脏，然后在相宫内流动起来。他努力调整呼吸，让这股冰凉的感觉在相宫内缓慢蔓延。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恕感觉到自己的相宫仿佛被一股清凉的力量包裹住，那种感觉非常舒适。他知道，这就是蓝晶灵水的效果开始显现了。接下来的几天，韩恕每天都会使用蓝晶灵水进行修炼。每次使用后，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淬炼力有所提升，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同时，他也在研究如何正确使用光明灵水。他知道，光明灵水的效果肯定比蓝晶灵水更强，但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必须谨慎对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韩恕每天都会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修炼。他发现，随着蓝晶灵水的淬炼力不断提升，他的相宫也变得更加明亮。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只要努力修炼，总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 在使用光明灵水的过程中，韩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光明灵水的效果确实比蓝晶灵水更强，但这也意味着它的危险性更大。在使用光明灵水的过程中，韩恕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自己的相宫仿佛要被撕裂一般，那种痛苦让他无法忍受。但是，韩恕并没有放弃。他知道，只有经历过痛苦和挫折，才能够真正成长。 每当遇到困难时，韩恕都会想起自己成为相师的初衷。那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份信念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痛苦和挫折，让他在修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练和挑战后，韩恕终于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他的淬炼力逐渐提高，相宫也在不断变强。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对灵水的珍惜和对修炼的执着。然而，他也明白，自己距离真正的强大相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努力修炼，追求更高的境界。韩恕，一个普通的青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神秘的书籍——《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这本书籍记载了一种强大的修炼方法，可以让人通过修炼，提升自己的实力，甚至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韩恕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吸引，决定开始自己的修炼之旅。 然而，修炼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韩恕在开始修炼的时候，就遭遇了许多困难。他的身体无法适应光明灵水的力量，每次修炼都会感到剧痛。但是，韩恕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知道，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让自己适应光明灵水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韩恕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法。他发现，在使用光明灵水时，可以先将其与蓝晶灵水混合，然后再吸入体内。这样，光明灵水的淬炼力就会与蓝晶灵水的清凉力量相互中和，从而降低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在尝试了这种方法后，韩恕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在光明灵水的淬炼下，他的淬炼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韩恕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计划。他每天都会使用蓝晶灵水和光明灵水进行修炼，并且在每次使用后都会仔细感受自己的身体变化。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间一天天过去，韩恕的淬炼力也在不断提升。他的相宫已经变得越来越明亮，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变化。这些变化让韩恕感到非常惊讶，但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只要努力修炼，总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 在这个过程中，韩恕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互相鼓励着对方前进。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成长，共同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道路。而韩恕，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 有一天，韩恕在修炼时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的相宫。这股力量强大而纯净，让他的相宫变得更加明亮。韩恕知道，这是他即将突破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股力量，一举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在经过一番努力后，韩恕终于成功地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他的相宫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级相师。 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知道，成为高级相师只是一个开始，他还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真正地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于是，他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计划，每天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有时候，他会因为修炼过度而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他会因为无法突破瓶颈而感到沮丧。但是，他从未放弃过。他知道，只有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才能够真正地成长。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和磨练后，韩恕终于成为了一名传奇般的相师。他的名声远播四方，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前来求教。而韩恕也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帮助那些渴望变强的人们。 如今，韩恕已经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相师。他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美好。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于是，他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之路，追求着更高的境界。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声名远播于整个大陆，成为众多人敬仰的象征。他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他的事迹，如同一部史诗般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个目标，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想。但对于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更是一种信仰。他坚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日夜苦练，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在风雨中坚韧不拔，不畏艰难险阻。他在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强者。他的名字，成为了大陆上最为耀眼的符号。他的事迹，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这条道路上，他将继续努力，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韩恕手中紧握着一瓶蓝晶灵水，其蓝色宝石般的外观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他轻轻摇晃着水晶瓶，观察着瓶中如烟雾般的流光在瓶内流动，宛如山间溪流穿梭于蜿蜒的山谷。这瓶蓝晶灵水不仅仅是他的修炼资源，更是他通往强大相师之路的关键所在。 韩恕低头审视瓶子上的标签，“光明灵水，五品，淬炼力：三成。”他心中盘算着，按照他的预估，这五品的光明灵水应该能提升他四成的淬炼力。尽管这样的提升幅度并不显著，但对于他而言，已经是相当可观了。毕竟，每一份灵水的淬炼力都会因相宫的排斥而大打折扣，能够有四成的提升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果。 他将水晶瓶放下，又拿起另一瓶。这瓶中装的是一缕缕如同烟雾般的流光，给人一种朦胧而神秘的感觉。韩恕轻轻摇晃着水晶瓶，那流光在瓶中流动，犹如山间溪流穿梭于蜿蜒的山谷。他看向瓶子上的标签：“光明灵水，五品，淬炼力：三成。”与蓝晶灵水相比，这光明灵水的淬炼力高出一成，这让韩恕不禁心生喜悦。 然而，他明白，虽然这两瓶灵水能够帮助他提升淬炼力，但若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反而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决定先从蓝晶灵水开始尝试。他从瓶子里取出蓝晶灵水，然后缓缓吸入体内。他感受到一股冰凉的感觉从喉咙直达心脏，然后在相宫内流动起来。他努力调整呼吸，让这股冰凉的感觉在相宫内缓慢蔓延。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恕感觉到自己的相宫仿佛被一股清凉的力量包裹住，那种感觉非常舒适。他知道，这就是蓝晶灵水的效果开始显现了。接下来的几天，韩恕每天都会使用蓝晶灵水进行修炼。每次使用后，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淬炼力有所提升，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同时，他也在研究如何正确使用光明灵水。他知道，光明灵水的效果肯定比蓝晶灵水更强，但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必须谨慎对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韩恕每天都会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修炼。他发现，随着蓝晶灵水的淬炼力不断提升，他的相宫也变得更加明亮。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只要努力修炼，总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 在使用光明灵水的过程中，韩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光明灵水的效果确实比蓝晶灵水更强，但这也意味着它的危险性更大。在使用光明灵水的过程中，韩恕不止一次地感觉到自己的相宫仿佛要被撕裂一般，那种痛苦让他无法忍受。但是，韩恕并没有放弃。他知道，只有经历过痛苦和挫折，才能够真正成长。 每当遇到困难时，韩恕都会想起自己成为相师的初衷。那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份信念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痛苦和挫折，让他在修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练和挑战后，韩恕终于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他的淬炼力逐渐提高，相宫也在不断变强。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对灵水的珍惜和对修炼的执着。然而，他也明白，自己距离真正的强大相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努力修炼，追求更高的境界。韩恕，一个普通的青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神秘的书籍——《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这本书籍记载了一种强大的修炼方法，可以让人通过修炼，提升自己的实力，甚至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韩恕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吸引，决定开始自己的修炼之旅。 然而，修炼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韩恕在开始修炼的时候，就遭遇了许多困难。他的身体无法适应光明灵水的力量，每次修炼都会感到剧痛。但是，韩恕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知道，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让自己适应光明灵水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韩恕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使用方法。他发现，在使用光明灵水时，可以先将其与蓝晶灵水混合，然后再吸入体内。这样，光明灵水的淬炼力就会与蓝晶灵水的清凉力量相互中和，从而降低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在尝试了这种方法后，韩恕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在光明灵水的淬炼下，他的淬炼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韩恕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计划。他每天都会使用蓝晶灵水和光明灵水进行修炼，并且在每次使用后都会仔细感受自己的身体变化。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间一天天过去，韩恕的淬炼力也在不断提升。他的相宫已经变得越来越明亮，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变化。这些变化让韩恕感到非常惊讶，但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只要努力修炼，总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相师。 在这个过程中，韩恕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互相鼓励着对方前进。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成长，共同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道路。而韩恕，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 有一天，韩恕在修炼时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的相宫。这股力量强大而纯净，让他的相宫变得更加明亮。韩恕知道，这是他即将突破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股力量，一举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在经过一番努力后，韩恕终于成功地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他的相宫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级相师。 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知道，成为高级相师只是一个开始，他还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真正地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于是，他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计划，每天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有时候，他会因为修炼过度而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他会因为无法突破瓶颈而感到沮丧。但是，他从未放弃过。他知道，只有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才能够真正地成长。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和磨练后，韩恕终于成为了一名传奇般的相师。他的名声远播四方，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前来求教。而韩恕也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帮助那些渴望变强的人们。 如今，韩恕已经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相师。他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美好。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于是，他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修炼之路，追求着更高的境界。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声名远播于整个大陆，成为众多人敬仰的象征。他的名字，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他的事迹，如同一部史诗般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个目标，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想。但对于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更是一种信仰。他坚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日夜苦练，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在风雨中坚韧不拔，不畏艰难险阻。他在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强者。他的名字，成为了大陆上最为耀眼的符号。他的事迹，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这条道路上，他将继续努力，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 第四章名声鹊起 韩恕，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青年。他的名字在修炼的道路上越传越远，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他的才华和实力引起了整个帝国的注意，帝国高层决定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相师比试。 这场比试被誉为"天下第一相师之战"，汇聚了来自各个角落的最顶尖的相师，是一场荣誉、权力和实力的较量。对于韩恕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更是一个挑战更高层次的对手，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能力的绝佳舞台。 为了迎接这场比试，韩恕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训练。他不仅继续修炼《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还研究了各种高级相术，力求在比试中取得好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结识了一些同样渴望成为强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共同追求更高的境界。 比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这场比试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人们纷纷猜测谁能在这场大赛中脱颖而出。甚至连皇帝都亲自到场观看，这让韩恕感到既激动又紧张。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他必须全力以赴。 比试开始了。韩恕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巅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过一番激战，韩恕终于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一位实力强大的高级相师，曾经在无数次的比试中获得过优异的成绩。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韩恕没有丝毫退缩，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方。 决赛开始了。韩恕和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招招都是致命的一击。观众们为之屏息，紧张地看着这场精彩的对决。每一次攻击都可能决定比赛的结果，每一次防御都可能保全自己的地位。最终，在一次生死攸关的攻击中，韩恕成功击败了对手，赢得了比试的胜利。 这场胜利让韩恕名声大噪，成为了整个大陆瞩目的焦点。皇帝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并赞誉他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潜力的相师。韩恕感激涕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未来的日子里，韩恕将继续努力修炼，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韩恕在比试胜利后的日子里，他的名字成为了整个大陆的热议话题。许多相师都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他的修炼之道。韩恕也乐于教导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相信，真正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实力上，更体现在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一天的黎明，太阳还未升起，韩恕便早早地起床，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和期待。他的手中握着一封来自邻国的邀请函，邀请他去参加一场国际性的相师比试。这场比试被誉为相术界的奥林匹克，将汇集世界各地的顶尖相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韩恕知道，这是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更高层次的对手的绝佳舞台。 为了迎接这场比试，韩恕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训练。他不仅继续修炼《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还研究了各种高级相术，力求在比试中取得好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结识了一些同样渴望成为强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共同追求更高的境界。他们的友谊在相互的学习和竞争中得到了深化，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一起面对挑战，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终于，比试的日子来临了。这场比试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连皇帝都亲自到场观看。韩恕带着一颗激动的心情走上了比试的擂台，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比试开始了。韩恕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巅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始终追求着更高的境界。 经过一番激战，韩恕终于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一位实力强大的高级相师，曾经在无数次的比试中获得过优异的成绩。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韩恕没有丝毫退缩，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方。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的心中充满了决战的决心。 决赛开始了。韩恕和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招招都是致命的一击。观众们为之屏息，紧张地看着这场精彩的对决。每一次攻击，每一次防御，都充满了紧张和刺激。最终，在一次生死攸关的攻击中，韩恕成功击败了对手，赢得了比试的胜利。 这场胜利让韩恕名声大噪，成为了整个大陆瞩目的焦点。皇帝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并赞誉他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潜力的相师。韩恕感激涕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未来的日子里，韩恕将继续努力修炼，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韩恕，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青年。他的名字在修炼的道路上越传越远，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他的才华和实力引起了整个帝国的注意，帝国高层决定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相师比试。 这场比试被誉为"天下第一相师之战"，汇聚了来自各个角落的最顶尖的相师，是一场荣誉、权力和实力的较量。对于韩恕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更是一个挑战更高层次的对手，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能力的绝佳舞台。 为了迎接这场比试，韩恕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训练。他不仅继续修炼《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还研究了各种高级相术，力求在比试中取得好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结识了一些同样渴望成为强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共同追求更高的境界。 比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这场比试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人们纷纷猜测谁能在这场大赛中脱颖而出。甚至连皇帝都亲自到场观看，这让韩恕感到既激动又紧张。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他必须全力以赴。 比试开始了。韩恕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巅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过一番激战，韩恕终于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一位实力强大的高级相师，曾经在无数次的比试中获得过优异的成绩。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韩恕没有丝毫退缩，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方。 决赛开始了。韩恕和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招招都是致命的一击。观众们为之屏息，紧张地看着这场精彩的对决。每一次攻击都可能决定比赛的结果，每一次防御都可能保全自己的地位。最终，在一次生死攸关的攻击中，韩恕成功击败了对手，赢得了比试的胜利。 这场胜利让韩恕名声大噪，成为了整个大陆瞩目的焦点。皇帝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并赞誉他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潜力的相师。韩恕感激涕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未来的日子里，韩恕将继续努力修炼，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韩恕在比试胜利后的日子里，他的名字成为了整个大陆的热议话题。许多相师都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他的修炼之道。韩恕也乐于教导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相信，真正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实力上，更体现在能够帮助他人成长，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一天的黎明，太阳还未升起，韩恕便早早地起床，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和期待。他的手中握着一封来自邻国的邀请函，邀请他去参加一场国际性的相师比试。这场比试被誉为相术界的奥林匹克，将汇集世界各地的顶尖相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韩恕知道，这是一个展示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更高层次的对手的绝佳舞台。 为了迎接这场比试，韩恕开始了更加严格的训练。他不仅继续修炼《光明灵水与蓝晶灵水的修炼之道》，还研究了各种高级相术，力求在比试中取得好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结识了一些同样渴望成为强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共同追求更高的境界。他们的友谊在相互的学习和竞争中得到了深化，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一起面对挑战，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终于，比试的日子来临了。这场比试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连皇帝都亲自到场观看。韩恕带着一颗激动的心情走上了比试的擂台，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比试开始了。韩恕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智慧，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然而，韩恕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巅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始终追求着更高的境界。 经过一番激战，韩恕终于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一位实力强大的高级相师，曾经在无数次的比试中获得过优异的成绩。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韩恕没有丝毫退缩，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方。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的心中充满了决战的决心。 决赛开始了。韩恕和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招招都是致命的一击。观众们为之屏息，紧张地看着这场精彩的对决。每一次攻击，每一次防御，都充满了紧张和刺激。最终，在一次生死攸关的攻击中，韩恕成功击败了对手，赢得了比试的胜利。 这场胜利让韩恕名声大噪，成为了整个大陆瞩目的焦点。皇帝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并赞誉他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潜力的相师。韩恕感激涕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知道，成为强者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决定继续前行，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成为更为伟大的存在。 在未来的日子里，韩恕将继续努力修炼，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为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荣耀与希望。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在这个世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第五章崛起之路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从小就被一种名为“怨龙毒”的剧毒所困扰。这种毒气源于一条怨龙，是大周王朝的祖先在一场激战中留下的。每三年，怨龙毒就会发作一次，毒性越来越强，直到侵蚀他的生命。 周擎，韩恕的父亲，大周王朝的王。他是一位强大的源师，但他无法解除怨龙毒的诅咒。秦玉，韩恕的母亲，也是一位源师，她也无法解除这个诅咒。他们只能尽力延缓怨龙毒的发作，但无法根除。 韩恕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种名为“龙血草”的灵药。这种灵药据说能够解除怨龙毒的诅咒，但极为稀有，只生长在极为危险的地方。 韩恕决定去寻找龙血草。他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要为自己而战，为父母而战，为大周王朝而战。 韩恕开始了他的旅程。他穿越了森林，翻过了山丘，跨过了河流。他遇到了各种危险，但他都坚持下来了。他的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也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他的队伍。 韩恕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战胜挑战。他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他们成为了一家人。 韩恕终于找到了龙血草。他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发现了这种灵药，它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韩恕小心翼翼地采摘了龙血草，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韩恕带着龙血草回到了大周王朝。他的父亲周擎和母亲秦玉都为他感到骄傲。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韩恕用龙血草解除了怨龙毒的诅咒。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生死的挑战。 韩恕的故事在大周王朝传为佳话。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无数的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大周王朝的象征。 韩恕继续他的旅程。他带领着他的队伍，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成长，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韩恕的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但他从未放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 韩恕的故事，从一个普通的王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无数的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大周王朝的象征。 韩恕的旅程并没有结束。他带领着他的队伍，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成长，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韩恕的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但他从未放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从小就被一种名为“怨龙毒”的剧毒所困扰。这种毒气源于一条怨龙，是大周王朝的祖先在一场激战中留下的。每三年，怨龙毒就会发作一次，毒性越来越强，直到侵蚀他的生命。 周擎，韩恕的父亲，大周王朝的王。他是一位强大的源师，但他无法解除怨龙毒的诅咒。秦玉，韩恕的母亲，也是一位源师，她也无法解除这个诅咒。他们只能尽力延缓怨龙毒的发作，但无法根除。 韩恕知道，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种名为“龙血草”的灵药。这种灵药据说能够解除怨龙毒的诅咒，但极为稀有，只生长在极为危险的地方。 韩恕决定去寻找龙血草。他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要为自己而战，为父母而战，为大周王朝而战。 韩恕开始了他的旅程。他穿越了森林，翻过了山丘，跨过了河流。他遇到了各种危险，但他都坚持下来了。他的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也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他的队伍。 韩恕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战胜挑战。他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他们成为了一家人。 韩恕终于找到了龙血草。他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发现了这种灵药，它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韩恕小心翼翼地采摘了龙血草，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韩恕带着龙血草回到了大周王朝。他的父亲周擎和母亲秦玉都为他感到骄傲。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韩恕用龙血草解除了怨龙毒的诅咒。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生死的挑战。 韩恕的故事在大周王朝传为佳话。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无数的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大周王朝的象征。 韩恕继续他的旅程。他带领着他的队伍，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成长，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韩恕的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但他从未放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 韩恕的故事，从一个普通的王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的勇气和决心，激励了无数的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大周王朝的象征。 韩恕的旅程并没有结束。他带领着他的队伍，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成长，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韩恕的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但他从未放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他将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创造奇迹。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们尊敬。 韩恕，大周王朝的王子，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决心和坚韧的故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 韩恕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人生还在继续。 第六章背叛 在第八天韩恕终于醒了，不过，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导致了韩恕接下去的人生。 韩恕从松软的草坪上面爬起来，与此同时，来了一位小女孩。 那女孩身高一米六左右差不多。 挂着淡妆，粉黛。 细眉如同一片细细尖尖的柳叶样故而称之为柳叶眉。 小嘴儿粉粉萌萌哒撅着嘴。 身上乃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 一路小跑，跌跌撞撞，可恶的是她只露出一小节浑圆的小腿。 裙摆直到她的膝盖骨。 即便如此，那也是人间不可多得的艳丽风景。 可恨小姑娘儿被韩恕双眼看着那蹦蹦跳跳冲着自己而来的女孩，脸上微微转变，把那些不愉快全部都抛到脑后去了，迎接而来的是韩恕如同花朵绽放的微笑。 在他眼里这个小妮子那就是这个是整个元泱界最美丽的小公主无疑，是自己可以豁出去一切，包括性命也要呵护的女孩子。 那是因为除了娘亲丽华也就这个小妖精还整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而娘亲已经被那个男人拐走了，剩下的只有这个漂亮的小女孩了！ 所以他愿意付出一切来保护她，虽然自己只是一无是处的废柴，那也要保护她，让她能够天天快乐。 记得小时候自己经常偷偷跑进她的闺房去为她疗伤和敷药。 他的心也就更坚定不移！ 她叫了一声韩哥哥。 这时，韩恕眼神微微收敛，因为他没见面面对她。 “韩哥哥，你还在为八天前，族中择选的事烦心吗？” 韩恕所在的是八大家族之一的木家，更精准的说是八大古家族后裔！ 八大家族是从黄帝蚩尤大战时留下的后裔，分别为炎黄子孙直属后裔，不过经过常年战火，征战的缘故，现在八大家族已经没落了！ 八大家族分别为：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个方位！ 形成八个势力！ 不过，除了八族盛会，一般八个家族并不会有来往。 所谓八族盛会就是八个家族年轻一辈凡是年满十四岁，脉之动九段以上就可参加，为家族荣誉而战，而得到前十名的年轻人，还能得到到元泱界最大的学府之一的鬼魂宗学习为期一年的奖励！ 和玄黄任意阶级功法！ 元泱界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大阶级，而每个大阶级里又有上中下三个品级！ “说正事……” 那小妮子，见状嘿嘿傻笑了两声，却一副正儿八经的说。 “嗯？” 小妮子嘻嘻做个鬼脸接着道：“姨母叫你赶快回去，商量你和慕容姐姐的婚事。” 韩恕的娘亲和木蓝星的母亲是姐妹俩。 慕容姐姐何许人也早已经在韩恕的脑子里消失很久的人，当时，那么的单纯啊。 他还咿咿呀呀的要娶那个女娃娃为自己终生的妻子。 弄的大人们笑的合不拢嘴。 如今长大了他已经不想那个女孩儿了呢。 可是却再次被拉了回来。 他眼中现在此时此刻。 只有眼前这个还在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发呆的懵懂少女的身影。 那什么慕容雪，早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人了。 “听说慕容姐姐，现在很漂亮哟。”木蓝星这小妮子抬着头仰望着天不紧不慢地说。 “哦是吗？” “哟韩哥哥，也会害羞呀。” 小妮子还是捕捉到了韩恕的尴尬扭了一下韩恕肉嘟嘟的婴儿肥的脸，哈哈笑了。 “你不喜欢人家吗？” 被她这一问，韩恕还真被问的脸酡红了一阵，然后道：“那倒没有。” “韩哥哥还会脸红害羞呀！” “去去去，净胡说！” “还不承认。” “走。” 韩恕拉上少女的芊芊细手朝着，黑骨城中央地带前进。 那里灯笼高高挂起，牌匾闪闪发亮，那里是那么的陌生。 那里有太多的不好的回忆了。 那里，有着血海深仇。 可那里也有着他不舍得牵挂。 “娘亲？” 心中呼喊，却也只能这里停止。 从小到大都只有一头老虎陪着自己。 而那时他已经把那头看起来不起眼的母虎当成了自己的娘亲。 而那个女人却好像怎么也摸不到一样存在。 很快韩恕和少女木蓝星就来到了木府大门。 当年抢了娘亲也就罢了，现在还要来干涉自己的婚姻。 愤怒。 韩恕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当年的杀父仇人，真不明白娘亲丽华怎会还心安理得的接收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切。 每夜躺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为何不杀了他。 他迫切想知道，娘亲如何想的。 他飞奔进六年从未回过的家。 曾经的家，现在却陌生的让人心寒。 而这一切无疑，都是那个魔鬼给带来的。 “娘亲。”他进去后叫了一声。 但是，却冰凉到了极点，因为不是发自肺腑叫的。 在他的心里娘亲早已经跟那个死去的男人一样。 只不过，一个是冰冷的沉睡地下。 一个还活着罢了。 两者并没有区别。 他含着泪夺门而入。 而大堂上也坐着二男二女。 三老一少。 美妇丽华不自觉的别过头。 不知是愧疚还是…… 韩恕在看旁边坐着的男人，那个男人。 他痛恨的男人。 他恨不得立刻马上，杀了这个害的他家破人亡的畜牲。 而另外一边的少女他也再熟悉不过。 没错吧她就是她从小哭着喊着要娶她做老婆的慕容雪。 “木哥哥。” 少女嘟着嘴哼哼唧唧。 还是叫了出来。 身上绫罗绸缎自是不用多说。 面容娇好。 一看可倾国，再看可倾城！ 一看就是祸国殃民的红颜！ 一侧的是她的老师方吉。 身着黑白相间长衫，头上插着发簪，衣服上还东倒西歪勾勒着一个阴阳鱼图案，在四周是歪歪扭扭的图案。 那是一个八卦太极的图案，可想而知这方吉因该是一位道长。 韩恕一怔，朝着上面两位行礼，又向慕容雪那边看去这才一个劲道歉。 “哦，刚才在下多有失态甚是对不住，还望尔等海涵。” 韩恕当然明白当下局势！ 若不收敛定要让人端了。 他下意识卑躬屈膝，看着那个不愿多看，看一眼就恨不得，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喝他的血。 “父亲，母亲。” 丽华狠狠抓着自己的衣裙，恨恨地看向那个男人道：“夫君，韩儿已经回来了，你看？” 她这是试探性的看着他问的。 那男人声音很糙比起韩恕父亲，自然是不值得一提。 “瓜娃子，老子的好儿子，小杂种总算是回来罗。” “哼。” 木蓝星在一旁恨不得去打他的大屁股，把他的头发一根一根揪光。 “是呀，老杂毛，小爷你爹我呢回来了。” 既然，他已经骂自己是小杂种了，那他也没必要遵循规矩。 索性反骂他老杂毛过过嘴瘾。 男人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但看了一旁还坐着不发声的方吉，也只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愣是不敢生气。 “对了，今天叫老子来做肾？”他愣是没有动摇，心里喊着要打爆他的肾。 “作甚，当然是好事。” 还没等他说是什么好事，一旁的方吉起身回答他的话。 “当年你爹爹，和我徒弟父母定下婚约，可还记得否？” 他问这话纯粹是多此一举。 “记不太得？”他爬上方吉面前的桌案拿起茶杯抿了一口道。 “什么？你再说一遍？”方吉老爷子，顿时整个人气的青一块紫一块。 胸前上下起伏不定，韩恕见到他差不多随时都能翘脚死掉。 也就胆子大了些。 “你不会是聋子？”故作挑逗之意。 那边慕容雪开口了，她的声音还真是温润如玉。 举手投足都是书香气。 “木哥哥，怎能如此气我老师，是否是豹子撑破了肚皮。”其实就是你吃了熊心豹胆。 “没错小爷我就是这么放荡不羁惯了，怎么样？今晚咱们就洞房花烛如何？”韩恕两眼放光。 慕容雪怎么能被他这么羞辱，但还是沉住气，起身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杯茶水。 韩恕看这情形，从桌子上一跃而起，直接跳了下来，双脚没站稳，竟然差些亲向那慕容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慕容雪错身旋转一周身子离开原地，而后灵巧的到了另外一边。 眼看韩恕就要摔个狗吃屎了，韩恕身后的木蓝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竟然两只手拉住韩恕衣角，扯起来。 双掌在往上一顶，韩恕三百六十度后空翻，好似一条鲤鱼一样，来了一个鲤鱼跃龙门。 而后，双腿立在门口。 慕容雪不知何时从茶杯里弹出水珠。 就跟一粒粒黄豆似的，哒哒哒射出。 木蓝星从小就只有这一位天才的不能再牛掰的韩哥哥第一个对自己好，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从身后随机那拿起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往外掷出去。 只有韩恕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块热气腾腾的牛排啊，就这么一扔，带着气流，屋内是两个清纯少女的针尖对麦芒。 高涨的气势压迫韩恕的神经，整个人长发张牙舞爪地一顿飞舞。 又是一条咸鱼从木蓝星那小手儿里头抛了出来。 “这个小妮子，是疯了吗？”慕容雪在心里暗自感概。 木蓝星的疯狂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来形容的了。 韩恕刚刚想要开口，就被跟拖鞋一样臭的咸鱼堵住嘴巴。 “呸！” 韩恕吐掉咸鱼还一个劲狂吐唾沫。 “噗噗噗！” 可是，也不知道那条咸鱼是存放了多久，竟然比十几年的老陈醋还够味。 “对不起，韩哥哥。” 小妮子哭着跑到韩恕身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反思。 明明自己只是想要救韩哥哥的，怎么就弄巧成拙了呢？ “你下次能不能看准一些啊？”韩恕一副被人欺负了的样子，带着哭腔说。 木蓝星一听顿时，欣喜若狂哈哈大笑，道：“好了啦，人家知道了啦！哈哈！可是，还是很好笑嘛！” 而这时，慕容雪却被一记气旋打中小腿，一个不注意，往后倒。 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一位少年，他风流倜傥，迷倒万千少女，意气风发，头上裹着发带。 一袭的白衣，宛若翩翩公子，狂摆霸道！ 而且五官精致，简直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个人韩恕很熟悉。 “千殇……” 没有看错，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毕竟自己最好的兄弟，但他不是早就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吗？ 现在出现？ 什么意思？鬼吗？ 还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步向前跨了几步，伸手握成拳在那叫做千殇的少年胸膛上锤了一下。 “大哥……我……”那叫千殇的少年一怔，看着这个眼前瘦瘦弱弱的年轻少年，脸上顿时不光彩起来。 猛地推开了那个像兄弟一样的少年，木蓝星上前两步伸手挽住韩恕的腰。 “千殇，你这是什么意思？” 曾经他们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今天他却无情无义！ “我……” 慕容雪在千殇怀里娇嗔，道：“什么意思？他呀，现在是我的男人，你说对不对啊，千殇？” 边说边在那千殇右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韩恕哪里受得了这打击呀，一个是曾经视如手足的兄弟，一边是差点是自己的媳妇……险些吐血晕倒，退后倒了下去……在第八天韩恕终于醒了，不过，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导致了韩恕接下去的人生。 韩恕从松软的草坪上面爬起来，与此同时，来了一位小女孩。 那女孩身高一米六左右差不多。 挂着淡妆，粉黛。 细眉如同一片细细尖尖的柳叶样故而称之为柳叶眉。 小嘴儿粉粉萌萌哒撅着嘴。 身上乃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 一路小跑，跌跌撞撞，可恶的是她只露出一小节浑圆的小腿。 裙摆直到她的膝盖骨。 即便如此，那也是人间不可多得的艳丽风景。 可恨小姑娘儿被韩恕双眼看着那蹦蹦跳跳冲着自己而来的女孩，脸上微微转变，把那些不愉快全部都抛到脑后去了，迎接而来的是韩恕如同花朵绽放的微笑。 在他眼里这个小妮子那就是这个是整个元泱界最美丽的小公主无疑，是自己可以豁出去一切，包括性命也要呵护的女孩子。 那是因为除了娘亲丽华也就这个小妖精还整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而娘亲已经被那个男人拐走了，剩下的只有这个漂亮的小女孩了！ 所以他愿意付出一切来保护她，虽然自己只是一无是处的废柴，那也要保护她，让她能够天天快乐。 记得小时候自己经常偷偷跑进她的闺房去为她疗伤和敷药。 他的心也就更坚定不移！ 她叫了一声韩哥哥。 这时，韩恕眼神微微收敛，因为他没见面面对她。 “韩哥哥，你还在为八天前，族中择选的事烦心吗？” 韩恕所在的是八大家族之一的木家，更精准的说是八大古家族后裔！ 八大家族是从黄帝蚩尤大战时留下的后裔，分别为炎黄子孙直属后裔，不过经过常年战火，征战的缘故，现在八大家族已经没落了！ 八大家族分别为：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个方位！ 形成八个势力！ 不过，除了八族盛会，一般八个家族并不会有来往。 所谓八族盛会就是八个家族年轻一辈凡是年满十四岁，脉之动九段以上就可参加，为家族荣誉而战，而得到前十名的年轻人，还能得到到元泱界最大的学府之一的鬼魂宗学习为期一年的奖励！ 和玄黄任意阶级功法！ 元泱界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大阶级，而每个大阶级里又有上中下三个品级！ “说正事……” 那小妮子，见状嘿嘿傻笑了两声，却一副正儿八经的说。 “嗯？” 小妮子嘻嘻做个鬼脸接着道：“姨母叫你赶快回去，商量你和慕容姐姐的婚事。” 韩恕的娘亲和木蓝星的母亲是姐妹俩。 慕容姐姐何许人也早已经在韩恕的脑子里消失很久的人，当时，那么的单纯啊。 他还咿咿呀呀的要娶那个女娃娃为自己终生的妻子。 弄的大人们笑的合不拢嘴。 如今长大了他已经不想那个女孩儿了呢。 可是却再次被拉了回来。 他眼中现在此时此刻。 只有眼前这个还在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发呆的懵懂少女的身影。 那什么慕容雪，早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人了。 “听说慕容姐姐，现在很漂亮哟。”木蓝星这小妮子抬着头仰望着天不紧不慢地说。 “哦是吗？” “哟韩哥哥，也会害羞呀。” 小妮子还是捕捉到了韩恕的尴尬扭了一下韩恕肉嘟嘟的婴儿肥的脸，哈哈笑了。 “你不喜欢人家吗？” 被她这一问，韩恕还真被问的脸酡红了一阵，然后道：“那倒没有。” “韩哥哥还会脸红害羞呀！” “去去去，净胡说！” “还不承认。” “走。” 韩恕拉上少女的芊芊细手朝着，黑骨城中央地带前进。 那里灯笼高高挂起，牌匾闪闪发亮，那里是那么的陌生。 那里有太多的不好的回忆了。 那里，有着血海深仇。 可那里也有着他不舍得牵挂。 “娘亲？” 心中呼喊，却也只能这里停止。 从小到大都只有一头老虎陪着自己。 而那时他已经把那头看起来不起眼的母虎当成了自己的娘亲。 而那个女人却好像怎么也摸不到一样存在。 很快韩恕和少女木蓝星就来到了木府大门。 当年抢了娘亲也就罢了，现在还要来干涉自己的婚姻。 愤怒。 韩恕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当年的杀父仇人，真不明白娘亲丽华怎会还心安理得的接收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切。 每夜躺在身边的这个男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为何不杀了他。 他迫切想知道，娘亲如何想的。 他飞奔进六年从未回过的家。 曾经的家，现在却陌生的让人心寒。 而这一切无疑，都是那个魔鬼给带来的。 “娘亲。”他进去后叫了一声。 但是，却冰凉到了极点，因为不是发自肺腑叫的。 在他的心里娘亲早已经跟那个死去的男人一样。 只不过，一个是冰冷的沉睡地下。 一个还活着罢了。 两者并没有区别。 他含着泪夺门而入。 而大堂上也坐着二男二女。 三老一少。 美妇丽华不自觉的别过头。 不知是愧疚还是…… 韩恕在看旁边坐着的男人，那个男人。 他痛恨的男人。 他恨不得立刻马上，杀了这个害的他家破人亡的畜牲。 而另外一边的少女他也再熟悉不过。 没错吧她就是她从小哭着喊着要娶她做老婆的慕容雪。 “木哥哥。” 少女嘟着嘴哼哼唧唧。 还是叫了出来。 身上绫罗绸缎自是不用多说。 面容娇好。 一看可倾国，再看可倾城！ 一看就是祸国殃民的红颜！ 一侧的是她的老师方吉。 身着黑白相间长衫，头上插着发簪，衣服上还东倒西歪勾勒着一个阴阳鱼图案，在四周是歪歪扭扭的图案。 那是一个八卦太极的图案，可想而知这方吉因该是一位道长。 韩恕一怔，朝着上面两位行礼，又向慕容雪那边看去这才一个劲道歉。 “哦，刚才在下多有失态甚是对不住，还望尔等海涵。” 韩恕当然明白当下局势！ 若不收敛定要让人端了。 他下意识卑躬屈膝，看着那个不愿多看，看一眼就恨不得，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喝他的血。 “父亲，母亲。” 丽华狠狠抓着自己的衣裙，恨恨地看向那个男人道：“夫君，韩儿已经回来了，你看？” 她这是试探性的看着他问的。 那男人声音很糙比起韩恕父亲，自然是不值得一提。 “瓜娃子，老子的好儿子，小杂种总算是回来罗。” “哼。” 木蓝星在一旁恨不得去打他的大屁股，把他的头发一根一根揪光。 “是呀，老杂毛，小爷你爹我呢回来了。” 既然，他已经骂自己是小杂种了，那他也没必要遵循规矩。 索性反骂他老杂毛过过嘴瘾。 男人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但看了一旁还坐着不发声的方吉，也只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愣是不敢生气。 “对了，今天叫老子来做肾？”他愣是没有动摇，心里喊着要打爆他的肾。 “作甚，当然是好事。” 还没等他说是什么好事，一旁的方吉起身回答他的话。 “当年你爹爹，和我徒弟父母定下婚约，可还记得否？” 他问这话纯粹是多此一举。 “记不太得？”他爬上方吉面前的桌案拿起茶杯抿了一口道。 “什么？你再说一遍？”方吉老爷子，顿时整个人气的青一块紫一块。 胸前上下起伏不定，韩恕见到他差不多随时都能翘脚死掉。 也就胆子大了些。 “你不会是聋子？”故作挑逗之意。 那边慕容雪开口了，她的声音还真是温润如玉。 举手投足都是书香气。 “木哥哥，怎能如此气我老师，是否是豹子撑破了肚皮。”其实就是你吃了熊心豹胆。 “没错小爷我就是这么放荡不羁惯了，怎么样？今晚咱们就洞房花烛如何？”韩恕两眼放光。 慕容雪怎么能被他这么羞辱，但还是沉住气，起身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杯茶水。 韩恕看这情形，从桌子上一跃而起，直接跳了下来，双脚没站稳，竟然差些亲向那慕容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慕容雪错身旋转一周身子离开原地，而后灵巧的到了另外一边。 眼看韩恕就要摔个狗吃屎了，韩恕身后的木蓝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竟然两只手拉住韩恕衣角，扯起来。 双掌在往上一顶，韩恕三百六十度后空翻，好似一条鲤鱼一样，来了一个鲤鱼跃龙门。 而后，双腿立在门口。 慕容雪不知何时从茶杯里弹出水珠。 就跟一粒粒黄豆似的，哒哒哒射出。 木蓝星从小就只有这一位天才的不能再牛掰的韩哥哥第一个对自己好，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从身后随机那拿起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往外掷出去。 只有韩恕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块热气腾腾的牛排啊，就这么一扔，带着气流，屋内是两个清纯少女的针尖对麦芒。 高涨的气势压迫韩恕的神经，整个人长发张牙舞爪地一顿飞舞。 又是一条咸鱼从木蓝星那小手儿里头抛了出来。 “这个小妮子，是疯了吗？”慕容雪在心里暗自感概。 木蓝星的疯狂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来形容的了。 韩恕刚刚想要开口，就被跟拖鞋一样臭的咸鱼堵住嘴巴。 “呸！” 韩恕吐掉咸鱼还一个劲狂吐唾沫。 “噗噗噗！” 可是，也不知道那条咸鱼是存放了多久，竟然比十几年的老陈醋还够味。 “对不起，韩哥哥。” 小妮子哭着跑到韩恕身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反思。 明明自己只是想要救韩哥哥的，怎么就弄巧成拙了呢？ “你下次能不能看准一些啊？”韩恕一副被人欺负了的样子，带着哭腔说。 木蓝星一听顿时，欣喜若狂哈哈大笑，道：“好了啦，人家知道了啦！哈哈！可是，还是很好笑嘛！” 而这时，慕容雪却被一记气旋打中小腿，一个不注意，往后倒。 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一位少年，他风流倜傥，迷倒万千少女，意气风发，头上裹着发带。 一袭的白衣，宛若翩翩公子，狂摆霸道！ 而且五官精致，简直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个人韩恕很熟悉。 “千殇……” 没有看错，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毕竟自己最好的兄弟，但他不是早就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吗？ 现在出现？ 什么意思？鬼吗？ 还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步向前跨了几步，伸手握成拳在那叫做千殇的少年胸膛上锤了一下。 “大哥……我……”那叫千殇的少年一怔，看着这个眼前瘦瘦弱弱的年轻少年，脸上顿时不光彩起来。 猛地推开了那个像兄弟一样的少年，木蓝星上前两步伸手挽住韩恕的腰。 “千殇，你这是什么意思？” 曾经他们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今天他却无情无义！ “我……” 慕容雪在千殇怀里娇嗔，道：“什么意思？他呀，现在是我的男人，你说对不对啊，千殇？” 边说边在那千殇右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韩恕哪里受得了这打击呀，一个是曾经视如手足的兄弟，一边是差点是自己的媳妇……险些吐血晕倒，退后倒了下去…… 第七章杀戮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夜晚，韩恕和木蓝星的身影如同两把锋利的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他们的剑法犹如狂风暴雨，瞬息万变，让敌人疲于应对。在这一刻，他们仿佛化身为一位战神，无人能挡。 木蓝星则紧紧跟在韩恕身后，她的长鞭如同一条灵蛇，时而缠绕住敌人的兵器，时而狠狠地抽打敌人的身躯。她的眼神犀利，时刻警惕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确保韩恕的安全。 在这场激战中，韩恕和木蓝星两人的配合默契无间，他们仿佛是一对天生的舞伴，共同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们的剑法和鞭法相互辉映，使得敌人无法捉摸他们的攻势，从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然而，敌人的实力也非同小可，他们同样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的武技。在一次次的交锋中，韩恕和木蓝星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地向前冲去，誓要将敌人击败。 就在这时，老院长带着一众蓝星学府的弟子赶到了战场。他们见到韩恕和木蓝星正在与敌人激战，立刻加入了战斗，与他们并肩作战。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终于被击败，纷纷逃窜。 战斗结束后，韩恕和木蓝星累得气喘吁吁，但脸上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们知道，这次的胜利离不开老院长的英明决策和大家的通力合作。而这场战斗，也将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回忆。 蓝星学府的弟子们纷纷围上来，为韩恕和木蓝星欢呼雀跃。他们知道，这次的胜利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蓝星学府的荣誉。 韩恕和木蓝星并肩站在战场上，感受着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剑和鞭，虽然沾染了敌人的鲜血，但在他们心中，这是荣耀的象征。他们知道，这场胜利并非偶然，而是他们付出努力、默契配合的结果。 老院长走到他们面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拍了拍韩恕的肩膀，说道：“你们做得很好，我为你们感到骄傲。”韩恕和木蓝星听到这赞誉的话语，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们知道，只要他们继续努力，蓝星学府的荣誉将会越来越辉煌。 战斗结束后，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开始打扫战场，处理伤员。而韩恕和木蓝星则被老院长叫到了一旁。老院长语重心长地说：“这次的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武道之路漫漫，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韩恕和木蓝星郑重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他们知道，武道修行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进步，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接下来的日子里，韩恕和木蓝星更加刻苦地修炼，他们的剑法和鞭法日益精进。而蓝星学府的其他弟子们也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起努力提高。他们在晨曦中挥洒汗水，在月光下苦练剑法，不知疲倦地追求着武道的极致。 在这段时间里，韩恕和木蓝星不仅在武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心性也得到了锻炼。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在挫折面前坚持不懈。这些经历让他们更加成熟，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 蓝星学府的氛围也因为这场战斗而变得更加和谐。弟子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老院长也时常表扬韩恕和木蓝星的表现，激励其他弟子向他们学习。 在这样的环境下，韩恕和木蓝星的名声越来越高。许多年轻的武者都渴望能加入蓝星学府，成为他们的弟子。而韩恕和木蓝星也乐于教导后辈，传授他们宝贵的武道经验。 岁月流转，转眼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老院长的带领下，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而韩恕和木蓝星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知道，武道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地挑战自己，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热情，继续在武道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他们在晨曦中挥洒汗水，在夜晚时分仍然坚持修炼。他们在山谷中切磋武艺，互相激励着对方不断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蓝星学府的名声逐渐传遍了整个大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学府。而韩恕和木蓝星也成为了学府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然而，他们也明白，武道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他们需要不断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克服重重困难。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在晨曦的微光中，韩恕和木蓝星挥洒着汗水，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坚韧而有力。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一种几乎无法言表的境地，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蓝星学府的名声在这段时间里越发响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才前来求学。韩恕和木蓝星也因此成为了学府中的翘楚，他们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师长和同窗的敬佩。他们的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武，都成为了其他弟子们学习的榜样。 然而，他们也明白，武道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将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但他们坚信，只要心中有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成为真正的武道高手。 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时代，韩恕和木蓝星将继续前行，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而蓝星学府也将在他们的带领下，不断壮大，屹立于武道界的顶峰。随着蓝星学府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浓厚，大家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环境中，弟子们不仅在武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修为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尤其是韩恕和木蓝星，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了蓝星学府的传奇，受到了众人的敬仰和崇拜。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又是一个学期的结束。在这个学期里，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老院长的指导下，不仅学会了许多新的武艺，还掌握了一些高深的修炼方法。他们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有些弟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突破境界的能力。 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蓝星学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结业典礼。在典礼上，韩恕和木蓝星分别获得了最佳弟子奖和最佳进步奖，以表彰他们在本学期的优异表现。在颁奖仪式结束后，韩恕和木蓝星与师长和同窗们共同庆祝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夜幕降临，星光璀璨。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校园的操场上举行了篝火晚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欢声笑语不断。在这个温馨的时刻，韩恕和木蓝星感叹时光荏苒，回忆起了自己刚来到蓝星学府的那一刻。那时的他们还是初出茅庐的少年少女，怀揣着对武道的热情和梦想，踏上了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蓝星学府的佼佼者，但心中依然保持着初心和梦想。 在篝火晚会上，韩恕和木蓝星与同学们畅谈着未来的憧憬和期待。他们约定，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都要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前行。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未来世界里，他们将携手并肩，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夜晚，韩恕和木蓝星的身影如同两把锋利的剑，直插敌人的心脏。他们的剑法犹如狂风暴雨，瞬息万变，让敌人疲于应对。在这一刻，他们仿佛化身为一位战神，无人能挡。 木蓝星则紧紧跟在韩恕身后，她的长鞭如同一条灵蛇，时而缠绕住敌人的兵器，时而狠狠地抽打敌人的身躯。她的眼神犀利，时刻警惕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确保韩恕的安全。 在这场激战中，韩恕和木蓝星两人的配合默契无间，他们仿佛是一对天生的舞伴，共同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们的剑法和鞭法相互辉映，使得敌人无法捉摸他们的攻势，从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然而，敌人的实力也非同小可，他们同样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的武技。在一次次的交锋中，韩恕和木蓝星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地向前冲去，誓要将敌人击败。 就在这时，老院长带着一众蓝星学府的弟子赶到了战场。他们见到韩恕和木蓝星正在与敌人激战，立刻加入了战斗，与他们并肩作战。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终于被击败，纷纷逃窜。 战斗结束后，韩恕和木蓝星累得气喘吁吁，但脸上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们知道，这次的胜利离不开老院长的英明决策和大家的通力合作。而这场战斗，也将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回忆。 蓝星学府的弟子们纷纷围上来，为韩恕和木蓝星欢呼雀跃。他们知道，这次的胜利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蓝星学府的荣誉。 韩恕和木蓝星并肩站在战场上，感受着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剑和鞭，虽然沾染了敌人的鲜血，但在他们心中，这是荣耀的象征。他们知道，这场胜利并非偶然，而是他们付出努力、默契配合的结果。 老院长走到他们面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拍了拍韩恕的肩膀，说道：“你们做得很好，我为你们感到骄傲。”韩恕和木蓝星听到这赞誉的话语，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们知道，只要他们继续努力，蓝星学府的荣誉将会越来越辉煌。 战斗结束后，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开始打扫战场，处理伤员。而韩恕和木蓝星则被老院长叫到了一旁。老院长语重心长地说：“这次的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武道之路漫漫，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韩恕和木蓝星郑重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他们知道，武道修行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进步，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接下来的日子里，韩恕和木蓝星更加刻苦地修炼，他们的剑法和鞭法日益精进。而蓝星学府的其他弟子们也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起努力提高。他们在晨曦中挥洒汗水，在月光下苦练剑法，不知疲倦地追求着武道的极致。 在这段时间里，韩恕和木蓝星不仅在武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心性也得到了锻炼。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在挫折面前坚持不懈。这些经历让他们更加成熟，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 蓝星学府的氛围也因为这场战斗而变得更加和谐。弟子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老院长也时常表扬韩恕和木蓝星的表现，激励其他弟子向他们学习。 在这样的环境下，韩恕和木蓝星的名声越来越高。许多年轻的武者都渴望能加入蓝星学府，成为他们的弟子。而韩恕和木蓝星也乐于教导后辈，传授他们宝贵的武道经验。 岁月流转，转眼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老院长的带领下，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而韩恕和木蓝星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知道，武道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地挑战自己，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热情，继续在武道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他们在晨曦中挥洒汗水，在夜晚时分仍然坚持修炼。他们在山谷中切磋武艺，互相激励着对方不断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蓝星学府的名声逐渐传遍了整个大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学府。而韩恕和木蓝星也成为了学府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然而，他们也明白，武道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他们需要不断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克服重重困难。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在晨曦的微光中，韩恕和木蓝星挥洒着汗水，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坚韧而有力。他们的剑法和鞭法已经达到了一种几乎无法言表的境地，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蓝星学府的名声在这段时间里越发响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才前来求学。韩恕和木蓝星也因此成为了学府中的翘楚，他们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师长和同窗的敬佩。他们的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武，都成为了其他弟子们学习的榜样。 然而，他们也明白，武道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将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但他们坚信，只要心中有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成为真正的武道高手。 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时代，韩恕和木蓝星将继续前行，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而蓝星学府也将在他们的带领下，不断壮大，屹立于武道界的顶峰。随着蓝星学府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浓厚，大家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环境中，弟子们不仅在武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修为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尤其是韩恕和木蓝星，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了蓝星学府的传奇，受到了众人的敬仰和崇拜。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又是一个学期的结束。在这个学期里，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老院长的指导下，不仅学会了许多新的武艺，还掌握了一些高深的修炼方法。他们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有些弟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突破境界的能力。 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蓝星学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结业典礼。在典礼上，韩恕和木蓝星分别获得了最佳弟子奖和最佳进步奖，以表彰他们在本学期的优异表现。在颁奖仪式结束后，韩恕和木蓝星与师长和同窗们共同庆祝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夜幕降临，星光璀璨。蓝星学府的弟子们在校园的操场上举行了篝火晚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欢声笑语不断。在这个温馨的时刻，韩恕和木蓝星感叹时光荏苒，回忆起了自己刚来到蓝星学府的那一刻。那时的他们还是初出茅庐的少年少女，怀揣着对武道的热情和梦想，踏上了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蓝星学府的佼佼者，但心中依然保持着初心和梦想。 在篝火晚会上，韩恕和木蓝星与同学们畅谈着未来的憧憬和期待。他们约定，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都要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前行。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未来世界里，他们将携手并肩，书写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 第八章一统江山 周定王二十年（前587年），在‘鞌之战’中完成了向齐顷公和齐国复仇心愿的晋国执政——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郤克，因为心中再没有遗憾，而当年于‘鞌之战’中所受的手臂重伤也数度复发，严重影响了郤克继续执政；于是，郤克在这一年向国君晋景公提出了告老退休的请求。 晋景公对个性刚烈、为人严肃的郤克一向敬畏有加，心中也有让这个功臣兼刺头早点退休的在大大地勉励了郤克一番之后，晋景公同意了他的告老请求，郤克也就此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退休之后不久，郤克便在平静祥和的退休生活中安然去世了。 郤克退休之后，在朝堂上排名第二的中军佐荀首出乎意料地没能按照之前的惯例继任中军将，晋景公按照郤克退休前的推荐，将为人稳重、才能优异、经验丰富的时任下军将栾书越级拔擢为新一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以此来平衡朝堂上的权力架构和晋公室与诸卿士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 同时，为了照顾为晋国霸业操劳大半生的勤勉忠直老臣的家族利益，晋景公在郤克退休后，特地提拔了他的嫡子郤錡进入朝堂，担任下军将之位；郤氏家族的卿位，在郤克退休后继续得以保有。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差一步没能继任中军将的晋国中军佐荀首因为年老而去世，晋景公又对朝堂卿位进行了新的调整——与郤克退休后的待遇一样，荀首之子荀罃在晋景公的提携下，也接替了父亲遗下的卿士位置，成为了朝堂十二卿之一；荀首所空出来的中军佐卿位由其他卿士依次晋升。 此时，晋国十二卿的排名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上军将士燮（范燮）、上军佐郤錡、下军将赵同、下军佐韩厥、新中军将赵括、新中军佐巩朔（士朔）、新上军将韩穿、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新下军佐赵旃（邯郸栴）。 在新的一轮晋国朝堂人事调整中，赵盾、赵朔去世后的赵氏，此时占据了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新下军佐（赵旃）这三个卿士的位置，在十二卿中一家独大，势力不弱于当年赵盾担任晋国执政之时；而同时期的荀氏，虽然也是拥有着三个卿位（中军佐荀庚、新上军佐荀骓、新下军将荀罃），但三人分属三个荀氏别支，家族的凝聚力远不如赵氏强；赵氏如今的权力地位、势力范围，已经远超其他晋国侈卿家族。 凭借着这样的强大政治实力，以赵同、赵括为首的赵氏大宗在晋国内部开始大肆侵占其他卿士的土地，抢夺领民，排挤弱小的大夫家族，就连国君晋景公所在的国都新绛，其内外军政权力也被赵氏（大宗）控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因此，晋景公越来越感觉到赵氏对公室所具有的（潜在）严重威胁，时刻提防着赵氏，生怕自己哪一天不小心就重蹈当年伯父晋灵公的“桃园之祸”了（正巧，晋灵公当年就是被赵氏小宗成员赵穿、也就是如今的新下军佐赵旃的先辈所弑害的）。 赵氏凭借着手中的权势，在晋国扩张势力范围、强盛起来之后，不但对外不断进行大肆的侵夺，获取利益，就连内部的内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赵同、赵括就任卿士之位后，为了压制原本是家族大宗身份的侄子赵朔一系，于是在赵朔英年去世，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新的）大宗已经取得卿权和族权合二为一的有利结果后，赵同、赵括故意不给予年幼的侄孙、赵朔独子赵武在赵氏家族中应有的权力和地位，而是对其加以疏远防范，以防其成人之后，会采取手段夺回原本就属于他所有的卿士之位。 （赵盾当年在世时早就安排好了——以弟弟赵同、赵括掌握族权，以亲子赵朔掌握卿权，家族内部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一致对外；结果，赵盾的计划都被不肖弟弟赵同、赵括两人给破坏了）。 更有甚者，赵同、赵括兄弟不但挤占、夺取了原本属于侄孙赵武的卿士位置，自行出任卿士，两人还在赵氏大宗内部有意制造内讧，强行压制同母弟赵婴齐（楼婴）的正当利益诉求，使得赵婴齐同样对两同母位兄长怨恨万分（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是赵盾异母弟，是赵衰与后娶的晋文公之女孟姬所生；赵盾则是赵衰与赤狄之女叔隗所生）。 当初，赵朔去世之后，赵朔之妻赵庄姬（晋成公之女、晋景公的姐姐）一个人带着年幼的赵武（赵朔的独子）生活，孤苦无依又无人可以帮助，因此在赵氏家族中很是落魄；此时，只有身为庄姬叔父的赵婴齐可怜侄媳，于是多次在私下里对其施以援手，加以照顾；庄姬感激叔父的援助，久而久之之下关系渐渐变化，因此和赵婴齐有了私情。 赵婴齐在这么做，一是同情怜悯孤苦无依的庄姬母子，照顾他们，二是不满于两个兄长赵同、赵括在家族中的自私自利、大权独揽做法；于是，在和庄姬有了私情之后，赵婴齐便想要采取办法，协助侄孙赵武在成年后继承（夺回）原本就属于他的赵氏家族的卿位。 但此事被赵同、赵括兄弟所得知，两人深恨赵婴齐疏远大宗，亲近赵朔、赵武一系，又唯恐强夺而来的属于赵朔、赵武一系的赵氏卿士位置将来也许会不保；于是，赵同、赵括便借口赵婴齐和庄姬有私情，用“杜绝家丑”的名义，以赵氏家主的身份，将弟弟赵婴齐给驱逐出赵氏家族，放逐到齐国去流亡，以此来斩断他和庄姬母子之间的联系。 赵婴齐在流亡之前，还曾苦求两位兄长，说： “我在，故栾氏不作；若我亡，吾二昆其忧哉！” 赵婴齐这是在强调赵氏的大敌栾氏已经在外部窥伺、试探，而赵氏一族只有同心协力、共同进退，才能保护家族的利益不至于遭到其他卿族的侵害，防止来自政敌（栾氏、郤氏）的冒犯。 但赵同、赵括深深忌恨赵婴齐想要协助年幼的赵武将来夺回卿位、削弱赵氏大宗的实力的做法，因此绝不肯听赵婴齐临行前的忠心谏言，还是强行把弟弟给驱逐到了齐国；而赵婴齐被驱逐、赵氏再次经历内讧之后，其家族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离心力也大大加剧，赵氏（大宗）的外强中干态势，在晋国内部显露无疑。 在赵氏内部唯一一个同情、支持自己的成员——叔父赵婴被强行驱逐离开家族后，孤儿寡母、在赵氏内部再无依靠的赵庄姬更加怨恨赵氏大宗，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儿子赵武将来继承（拿回）赵氏卿士位置之事也越来越希望渺茫。 在这种怨恨、愤怒的心态推动下，庄姬怒而携带幼子赵武主动搬离了赵氏的封地——下宫，和夫家彻底决裂、一刀两断；然后，庄姬投奔了亲哥哥晋景公，带着赵武移居到新绛的公宫中去居住。 经过庄姬的这再一次主动挑起的内讧之后，赵氏内部的纷争无以复加，家族成员更加离心离德，其分崩离析的态势愈发显露无疑。对于这一点，晋景公和其他的卿族都看在眼里。 赵同、赵括兄弟对外争强好胜、不知谦让，对内又争夺利益、短视自私，因此不但将国君及大部分卿族都得罪了，还在家族内部树立了诸多的敌人；此时的赵氏在晋国已经犯了众怒，晋景公和其他卿士家族对赵氏争强蛮横的行为已经不满到了极点，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出手给予赵氏致命的一击。 而以栾书、郤錡为首的晋国其他卿士家族，在赵氏内讧纷争、家族实力消退的时候，都在各自积极准备，等待一个好的时机，配合国君展开行动，发起对赵氏（大宗）的清算。 栾氏（主要是栾书本人）敌视赵氏的原因，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经为大家叙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郤氏敌视赵氏的原因，则是因为前任家主郤克退休之后，其嫡子郤錡只得到一个下军将的位置，没有在朝堂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而且，郤錡的副手、时任下军佐赵同还和名义上的上司郤錡在晋下军中争权夺利、处处压制、削弱郤氏，因此郤錡才对以赵同为首的赵氏怨气冲天，一心想要搬回这不利的局面。 郤氏家族本来就是晋国最为庞大强盛的卿族，其势力绝不弱于赵氏；但在晋景公于‘鞌之战’后更定军制、扩军六军十二卿的过程中，郤氏仅仅只得到一个下军将（郤錡）的位置，后来也不过只升到了上军佐，远逊于赵氏的三卿（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下军佐赵旃）。 因此，郤錡更加的不服赵氏，时刻想要削弱、甚至直接打倒赵氏（大宗），和其他卿士一起瓜分属于赵氏的权位、财富和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郤氏和具有同样目的的栾氏才因为为共同的利益目标而私下里进行了联合，并积蓄手中的力量，准备配合国君一举铲除赵氏（大宗）势力，夺取属于赵氏的权力地位、领地财富。 而国君晋景公虽然是因为赵氏支持的原因，才能顺利登上晋侯之位（晋景公之父晋成公，是由赵盾所拥立，因此作为晋成公太子的晋景公才能在后来继位为晋侯），于公于私都该感激赵氏才是。 可赵盾、赵朔父子去世后，执掌赵氏的赵同、赵括兄弟依仗着家族大宗的身份，肆意欺辱压迫自己的亲妹妹庄姬和外甥赵武母子，又强行挤占了属于赵武的赵氏卿士位置，使得庄姬和赵武被迫离开赵氏，前来投奔自己，这就让晋景公对赵氏大宗甚为不满了。 同时，赵同、赵括兄弟争强好胜，只顾赵氏的家族私利，对外也没有维护、壮大晋国霸业的责任心，简直是晋国内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因此，晋景公对赵氏（大宗）从不满逐渐变成深恶痛绝，也想趁机消灭跋扈庸碌的赵氏（大宗），消除内部的威胁、扩大公室的权力利益，并震慑其他敢于冒犯公室利益的异氏卿族。 但晋景公虽然对赵氏已经忌惮、痛恨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赵氏目前的家族势力依旧庞大，赵氏大宗的私兵和领地尚牢牢掌握在赵同、赵括兄弟手中，不但远远超过其他卿族的现有实力，就是晋景公所在的晋公室，也隐隐被赵氏压过一头。 并且，晋都新绛周围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赵氏的领地，晋景公如果在这个时候向赵氏动手的话，赵同、赵括兄弟要是‘狗急跳墙’、奋起一击，晋景公能不能顺利地铲除赵氏不好说，有可能还会反遭其害（就像其伯父晋灵公一样）。 因此，晋景公决心暂时稳住赵氏，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将国都迁离赵氏势力所影响的新绛，另寻他址建都，以此来实现自己诛灭赵氏、稳固君权的愿望。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为了离开由赵氏实际把持掌握的国都新绛，以便更好地实施诛灭赵氏（大宗）的计划，晋景公在朝会中正式向诸卿提出了迁都之议，以国都新绛人口越来越多、水土环境持续恶化，不宜再继续作为都城为由，宣布将迁都于他处。 当时的新绛，确实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人口众多、居住的房屋拥挤逼仄，地下水也都受到了城中诸多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污染，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晋国都城了，迁都确实是应有之意。 所以，晋景公怀有其他用意的更换都城举动，很快便得到了包括赵氏在内的诸卿士的一致同意，迁都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赵同、赵括甚至认为公室迁走之后，新绛更加会由赵氏所直接掌控，丝毫没想到这是国君要对赵氏下手的先兆）。 而经过了晋景公的一番仔细挑选之后，在其他卿士的建议下，晋国的新都被选定在了“新田”（今山西侯马）；随即，晋景公急不可耐地在当年就正式迁都，离开了自晋献公起，就成为晋国都城的新绛。 就此，在晋景公的策划之下，以晋景公为首的晋公室成员以及晋国的朝堂，都堂而皇之地搬离了赵氏（大宗）势力影响深厚的新绛，栾氏、郤氏等卿族也跟随着国君一起，前往新田建立新的私宅；晋景公的诛灭赵氏动手计划，再也没有了顾忌。 在晋景公和栾氏、郤氏家族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对赵氏（大宗）的攻击之时，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却莫名其妙地反应迟钝，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赵同、赵括在公室迁离新绛后，自恃家族在晋国国内有着长达四十年的经营布局，实力雄厚、附属党羽众多，晋国诸卿家族之中，几乎无人可以与赵氏抗衡，就是国君想要对付赵氏，那也要仔细掂量掂量。 更何况，赵同、赵括自认为赵氏又没有像狐氏、先氏那样有着‘勾结外人作乱’的罪责，赵氏对晋国霸业的巩固、发展还建有大功，国君没有理由来针对赵氏嘛。 赵同、赵括想当然的认为，国君目前不待见赵氏，恐怕就是想为自己的外甥（赵武）来争回一个卿士的位置；到时候，实在不好应对国君责难的话，那就还给赵武一个卿位算了，原本这个卿士位置，就是侄孙（赵武）他们一系的。 在这种自大且消极的思想支配下，赵同、赵括自恃赵氏家族在晋国内部四十余年的经营历程，私兵实力雄厚、党羽依附者众多，晋国朝野上下都处在赵氏的控制或影响中，赵氏不惧其他卿族的挑衅、以及国君的处置。 因此，赵同、赵括除了继续照常管理赵氏封地、参与国家政事之外，没有做好对潜在敌人的高度警惕，也没有加强封地的防卫和戒备，对其他卿士家族有意无意的挑衅，赵氏也只当做一般的利益纠纷来处理；赵氏依旧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来蛮横行事、无所顾忌。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已经和卿士们制定好了针对赵氏的行动计划，万事都已就绪；于是，晋景公在新田召集了诸卿议事，准备发起对赵氏的攻击。 而在此之前，晋景公先让寄居在公宫内的妹妹庄姬出面首告赵氏，诬陷赵氏，说： “原、屏将为乱！” （赵同封邑在原地，赵括封邑在屏地；所以庄姬以原、屏来代指赵氏大宗，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聚众作乱、起兵反叛）。 庄姬出面首告后，晋景公便以此为借口，召集了诸卿士——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佐郤錡、下军佐韩厥等卿士们商议应对之策；而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所代表的栾氏、郤氏，早就和国君暗中结成同盟，一致对付赵氏；因此，栾书、郤錡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说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不如先发制人，消除隐患。 栾书、郤錡早就和晋景公沆瀣一气，事先已经对好了口径、做好了攻击赵氏的准备；于是，在晋景公让庄姬出面首告赵氏之时，栾书、郤錡也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称赵氏其实早就有谋反的企图，只是准备还未充分，所以才没能发动罢了。 为了保证对赵氏这最后的一击精准到位，栾书、郤錡在朝议中，还煞有介事地对晋景公（并其他卿士）谏言说——赵氏的家族势力过于庞大，党羽依附者众多，如果国君再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诛灭赵氏的话，恐怕当年桃园之祸的旧事，就要重现于晋国（当年，晋灵公想要诛杀赵盾、反而被赵盾的堂弟赵穿弑杀于桃园！） 此时，晋国的其他卿士家族中，上军将士燮当时正出使在外，没能参与会议；中军佐荀庚（中行庚）、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所代表的荀氏（中行氏、智氏、程氏）和栾氏一向交好，另外荀氏（中行氏）和赵氏之间也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荀庚也发言支持栾书、郤錡的意见，力主请国君发兵讨伐赵氏。 而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势力弱小，大宗家主又不在场（巩朔是士氏别支，家主士燮此时不在朝议现场，巩朔不好单独发言），因此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十二卿中属于赵氏家族的三位卿士（赵同、赵括、赵旃），晋景公自然不会让他们参与这次有意针对赵氏的朝会了。 那么，在这次针对赵氏的朝议中，还没有发表意见的，只剩下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了，而韩氏对国君和栾氏、郤氏所提出的‘攻伐赵氏’之议有着怎样的回复呢，赵氏（大宗）周定王二十年（前587年），在‘鞌之战’中完成了向齐顷公和齐国复仇心愿的晋国执政——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郤克，因为心中再没有遗憾，而当年于‘鞌之战’中所受的手臂重伤也数度复发，严重影响了郤克继续执政；于是，郤克在这一年向国君晋景公提出了告老退休的请求。 晋景公对个性刚烈、为人严肃的郤克一向敬畏有加，心中也有让这个功臣兼刺头早点退休的在大大地勉励了郤克一番之后，晋景公同意了他的告老请求，郤克也就此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退休之后不久，郤克便在平静祥和的退休生活中安然去世了。 郤克退休之后，在朝堂上排名第二的中军佐荀首出乎意料地没能按照之前的惯例继任中军将，晋景公按照郤克退休前的推荐，将为人稳重、才能优异、经验丰富的时任下军将栾书越级拔擢为新一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以此来平衡朝堂上的权力架构和晋公室与诸卿士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 同时，为了照顾为晋国霸业操劳大半生的勤勉忠直老臣的家族利益，晋景公在郤克退休后，特地提拔了他的嫡子郤錡进入朝堂，担任下军将之位；郤氏家族的卿位，在郤克退休后继续得以保有。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差一步没能继任中军将的晋国中军佐荀首因为年老而去世，晋景公又对朝堂卿位进行了新的调整——与郤克退休后的待遇一样，荀首之子荀罃在晋景公的提携下，也接替了父亲遗下的卿士位置，成为了朝堂十二卿之一；荀首所空出来的中军佐卿位由其他卿士依次晋升。 此时，晋国十二卿的排名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上军将士燮（范燮）、上军佐郤錡、下军将赵同、下军佐韩厥、新中军将赵括、新中军佐巩朔（士朔）、新上军将韩穿、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新下军佐赵旃（邯郸栴）。 在新的一轮晋国朝堂人事调整中，赵盾、赵朔去世后的赵氏，此时占据了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新下军佐（赵旃）这三个卿士的位置，在十二卿中一家独大，势力不弱于当年赵盾担任晋国执政之时；而同时期的荀氏，虽然也是拥有着三个卿位（中军佐荀庚、新上军佐荀骓、新下军将荀罃），但三人分属三个荀氏别支，家族的凝聚力远不如赵氏强；赵氏如今的权力地位、势力范围，已经远超其他晋国侈卿家族。 凭借着这样的强大政治实力，以赵同、赵括为首的赵氏大宗在晋国内部开始大肆侵占其他卿士的土地，抢夺领民，排挤弱小的大夫家族，就连国君晋景公所在的国都新绛，其内外军政权力也被赵氏（大宗）控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因此，晋景公越来越感觉到赵氏对公室所具有的（潜在）严重威胁，时刻提防着赵氏，生怕自己哪一天不小心就重蹈当年伯父晋灵公的“桃园之祸”了（正巧，晋灵公当年就是被赵氏小宗成员赵穿、也就是如今的新下军佐赵旃的先辈所弑害的）。 赵氏凭借着手中的权势，在晋国扩张势力范围、强盛起来之后，不但对外不断进行大肆的侵夺，获取利益，就连内部的内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赵同、赵括就任卿士之位后，为了压制原本是家族大宗身份的侄子赵朔一系，于是在赵朔英年去世，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新的）大宗已经取得卿权和族权合二为一的有利结果后，赵同、赵括故意不给予年幼的侄孙、赵朔独子赵武在赵氏家族中应有的权力和地位，而是对其加以疏远防范，以防其成人之后，会采取手段夺回原本就属于他所有的卿士之位。 （赵盾当年在世时早就安排好了——以弟弟赵同、赵括掌握族权，以亲子赵朔掌握卿权，家族内部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一致对外；结果，赵盾的计划都被不肖弟弟赵同、赵括两人给破坏了）。 更有甚者，赵同、赵括兄弟不但挤占、夺取了原本属于侄孙赵武的卿士位置，自行出任卿士，两人还在赵氏大宗内部有意制造内讧，强行压制同母弟赵婴齐（楼婴）的正当利益诉求，使得赵婴齐同样对两同母位兄长怨恨万分（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是赵盾异母弟，是赵衰与后娶的晋文公之女孟姬所生；赵盾则是赵衰与赤狄之女叔隗所生）。 当初，赵朔去世之后，赵朔之妻赵庄姬（晋成公之女、晋景公的姐姐）一个人带着年幼的赵武（赵朔的独子）生活，孤苦无依又无人可以帮助，因此在赵氏家族中很是落魄；此时，只有身为庄姬叔父的赵婴齐可怜侄媳，于是多次在私下里对其施以援手，加以照顾；庄姬感激叔父的援助，久而久之之下关系渐渐变化，因此和赵婴齐有了私情。 赵婴齐在这么做，一是同情怜悯孤苦无依的庄姬母子，照顾他们，二是不满于两个兄长赵同、赵括在家族中的自私自利、大权独揽做法；于是，在和庄姬有了私情之后，赵婴齐便想要采取办法，协助侄孙赵武在成年后继承（夺回）原本就属于他的赵氏家族的卿位。 但此事被赵同、赵括兄弟所得知，两人深恨赵婴齐疏远大宗，亲近赵朔、赵武一系，又唯恐强夺而来的属于赵朔、赵武一系的赵氏卿士位置将来也许会不保；于是，赵同、赵括便借口赵婴齐和庄姬有私情，用“杜绝家丑”的名义，以赵氏家主的身份，将弟弟赵婴齐给驱逐出赵氏家族，放逐到齐国去流亡，以此来斩断他和庄姬母子之间的联系。 赵婴齐在流亡之前，还曾苦求两位兄长，说： “我在，故栾氏不作；若我亡，吾二昆其忧哉！” 赵婴齐这是在强调赵氏的大敌栾氏已经在外部窥伺、试探，而赵氏一族只有同心协力、共同进退，才能保护家族的利益不至于遭到其他卿族的侵害，防止来自政敌（栾氏、郤氏）的冒犯。 但赵同、赵括深深忌恨赵婴齐想要协助年幼的赵武将来夺回卿位、削弱赵氏大宗的实力的做法，因此绝不肯听赵婴齐临行前的忠心谏言，还是强行把弟弟给驱逐到了齐国；而赵婴齐被驱逐、赵氏再次经历内讧之后，其家族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离心力也大大加剧，赵氏（大宗）的外强中干态势，在晋国内部显露无疑。 在赵氏内部唯一一个同情、支持自己的成员——叔父赵婴被强行驱逐离开家族后，孤儿寡母、在赵氏内部再无依靠的赵庄姬更加怨恨赵氏大宗，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儿子赵武将来继承（拿回）赵氏卿士位置之事也越来越希望渺茫。 在这种怨恨、愤怒的心态推动下，庄姬怒而携带幼子赵武主动搬离了赵氏的封地——下宫，和夫家彻底决裂、一刀两断；然后，庄姬投奔了亲哥哥晋景公，带着赵武移居到新绛的公宫中去居住。 经过庄姬的这再一次主动挑起的内讧之后，赵氏内部的纷争无以复加，家族成员更加离心离德，其分崩离析的态势愈发显露无疑。对于这一点，晋景公和其他的卿族都看在眼里。 赵同、赵括兄弟对外争强好胜、不知谦让，对内又争夺利益、短视自私，因此不但将国君及大部分卿族都得罪了，还在家族内部树立了诸多的敌人；此时的赵氏在晋国已经犯了众怒，晋景公和其他卿士家族对赵氏争强蛮横的行为已经不满到了极点，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出手给予赵氏致命的一击。 而以栾书、郤錡为首的晋国其他卿士家族，在赵氏内讧纷争、家族实力消退的时候，都在各自积极准备，等待一个好的时机，配合国君展开行动，发起对赵氏（大宗）的清算。 栾氏（主要是栾书本人）敌视赵氏的原因，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经为大家叙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郤氏敌视赵氏的原因，则是因为前任家主郤克退休之后，其嫡子郤錡只得到一个下军将的位置，没有在朝堂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而且，郤錡的副手、时任下军佐赵同还和名义上的上司郤錡在晋下军中争权夺利、处处压制、削弱郤氏，因此郤錡才对以赵同为首的赵氏怨气冲天，一心想要搬回这不利的局面。 郤氏家族本来就是晋国最为庞大强盛的卿族，其势力绝不弱于赵氏；但在晋景公于‘鞌之战’后更定军制、扩军六军十二卿的过程中，郤氏仅仅只得到一个下军将（郤錡）的位置，后来也不过只升到了上军佐，远逊于赵氏的三卿（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下军佐赵旃）。 因此，郤錡更加的不服赵氏，时刻想要削弱、甚至直接打倒赵氏（大宗），和其他卿士一起瓜分属于赵氏的权位、财富和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郤氏和具有同样目的的栾氏才因为为共同的利益目标而私下里进行了联合，并积蓄手中的力量，准备配合国君一举铲除赵氏（大宗）势力，夺取属于赵氏的权力地位、领地财富。 而国君晋景公虽然是因为赵氏支持的原因，才能顺利登上晋侯之位（晋景公之父晋成公，是由赵盾所拥立，因此作为晋成公太子的晋景公才能在后来继位为晋侯），于公于私都该感激赵氏才是。 可赵盾、赵朔父子去世后，执掌赵氏的赵同、赵括兄弟依仗着家族大宗的身份，肆意欺辱压迫自己的亲妹妹庄姬和外甥赵武母子，又强行挤占了属于赵武的赵氏卿士位置，使得庄姬和赵武被迫离开赵氏，前来投奔自己，这就让晋景公对赵氏大宗甚为不满了。 同时，赵同、赵括兄弟争强好胜，只顾赵氏的家族私利，对外也没有维护、壮大晋国霸业的责任心，简直是晋国内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因此，晋景公对赵氏（大宗）从不满逐渐变成深恶痛绝，也想趁机消灭跋扈庸碌的赵氏（大宗），消除内部的威胁、扩大公室的权力利益，并震慑其他敢于冒犯公室利益的异氏卿族。 但晋景公虽然对赵氏已经忌惮、痛恨不已，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赵氏目前的家族势力依旧庞大，赵氏大宗的私兵和领地尚牢牢掌握在赵同、赵括兄弟手中，不但远远超过其他卿族的现有实力，就是晋景公所在的晋公室，也隐隐被赵氏压过一头。 并且，晋都新绛周围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赵氏的领地，晋景公如果在这个时候向赵氏动手的话，赵同、赵括兄弟要是‘狗急跳墙’、奋起一击，晋景公能不能顺利地铲除赵氏不好说，有可能还会反遭其害（就像其伯父晋灵公一样）。 因此，晋景公决心暂时稳住赵氏，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将国都迁离赵氏势力所影响的新绛，另寻他址建都，以此来实现自己诛灭赵氏、稳固君权的愿望。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为了离开由赵氏实际把持掌握的国都新绛，以便更好地实施诛灭赵氏（大宗）的计划，晋景公在朝会中正式向诸卿提出了迁都之议，以国都新绛人口越来越多、水土环境持续恶化，不宜再继续作为都城为由，宣布将迁都于他处。 当时的新绛，确实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人口众多、居住的房屋拥挤逼仄，地下水也都受到了城中诸多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污染，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晋国都城了，迁都确实是应有之意。 所以，晋景公怀有其他用意的更换都城举动，很快便得到了包括赵氏在内的诸卿士的一致同意，迁都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赵同、赵括甚至认为公室迁走之后，新绛更加会由赵氏所直接掌控，丝毫没想到这是国君要对赵氏下手的先兆）。 而经过了晋景公的一番仔细挑选之后，在其他卿士的建议下，晋国的新都被选定在了“新田”（今山西侯马）；随即，晋景公急不可耐地在当年就正式迁都，离开了自晋献公起，就成为晋国都城的新绛。 就此，在晋景公的策划之下，以晋景公为首的晋公室成员以及晋国的朝堂，都堂而皇之地搬离了赵氏（大宗）势力影响深厚的新绛，栾氏、郤氏等卿族也跟随着国君一起，前往新田建立新的私宅；晋景公的诛灭赵氏动手计划，再也没有了顾忌。 在晋景公和栾氏、郤氏家族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对赵氏（大宗）的攻击之时，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却莫名其妙地反应迟钝，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赵同、赵括在公室迁离新绛后，自恃家族在晋国国内有着长达四十年的经营布局，实力雄厚、附属党羽众多，晋国诸卿家族之中，几乎无人可以与赵氏抗衡，就是国君想要对付赵氏，那也要仔细掂量掂量。 更何况，赵同、赵括自认为赵氏又没有像狐氏、先氏那样有着‘勾结外人作乱’的罪责，赵氏对晋国霸业的巩固、发展还建有大功，国君没有理由来针对赵氏嘛。 赵同、赵括想当然的认为，国君目前不待见赵氏，恐怕就是想为自己的外甥（赵武）来争回一个卿士的位置；到时候，实在不好应对国君责难的话，那就还给赵武一个卿位算了，原本这个卿士位置，就是侄孙（赵武）他们一系的。 在这种自大且消极的思想支配下，赵同、赵括自恃赵氏家族在晋国内部四十余年的经营历程，私兵实力雄厚、党羽依附者众多，晋国朝野上下都处在赵氏的控制或影响中，赵氏不惧其他卿族的挑衅、以及国君的处置。 因此，赵同、赵括除了继续照常管理赵氏封地、参与国家政事之外，没有做好对潜在敌人的高度警惕，也没有加强封地的防卫和戒备，对其他卿士家族有意无意的挑衅，赵氏也只当做一般的利益纠纷来处理；赵氏依旧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来蛮横行事、无所顾忌。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之后，已经和卿士们制定好了针对赵氏的行动计划，万事都已就绪；于是，晋景公在新田召集了诸卿议事，准备发起对赵氏的攻击。 而在此之前，晋景公先让寄居在公宫内的妹妹庄姬出面首告赵氏，诬陷赵氏，说： “原、屏将为乱！” （赵同封邑在原地，赵括封邑在屏地；所以庄姬以原、屏来代指赵氏大宗，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聚众作乱、起兵反叛）。 庄姬出面首告后，晋景公便以此为借口，召集了诸卿士——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佐郤錡、下军佐韩厥等卿士们商议应对之策；而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所代表的栾氏、郤氏，早就和国君暗中结成同盟，一致对付赵氏；因此，栾书、郤錡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说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不如先发制人，消除隐患。 栾书、郤錡早就和晋景公沆瀣一气，事先已经对好了口径、做好了攻击赵氏的准备；于是，在晋景公让庄姬出面首告赵氏之时，栾书、郤錡也当众给庄姬作证，言辞凿凿地称赵氏其实早就有谋反的企图，只是准备还未充分，所以才没能发动罢了。 为了保证对赵氏这最后的一击精准到位，栾书、郤錡在朝议中，还煞有介事地对晋景公（并其他卿士）谏言说——赵氏的家族势力过于庞大，党羽依附者众多，如果国君再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诛灭赵氏的话，恐怕当年桃园之祸的旧事，就要重现于晋国（当年，晋灵公想要诛杀赵盾、反而被赵盾的堂弟赵穿弑杀于桃园！） 此时，晋国的其他卿士家族中，上军将士燮当时正出使在外，没能参与会议；中军佐荀庚（中行庚）、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所代表的荀氏（中行氏、智氏、程氏）和栾氏一向交好，另外荀氏（中行氏）和赵氏之间也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荀庚也发言支持栾书、郤錡的意见，力主请国君发兵讨伐赵氏。 而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势力弱小，大宗家主又不在场（巩朔是士氏别支，家主士燮此时不在朝议现场，巩朔不好单独发言），因此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十二卿中属于赵氏家族的三位卿士（赵同、赵括、赵旃），晋景公自然不会让他们参与这次有意针对赵氏的朝会了。 那么，在这次针对赵氏的朝议中，还没有发表意见的，只剩下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了，而韩氏对国君和栾氏、郤氏所提出的‘攻伐赵氏’之议有着怎样的回复呢，赵氏（大宗） 第九章夺命地铁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在将国都迁离赵氏势力深厚的新绛、改都新田两年之后，晋景公已与诸卿士（主要是栾氏、郤氏）制定好了对付赵氏的行动计划，万事皆备；因此晋景公便在国都新田召集诸卿议事，准备发起对赵氏的最后一击。 为了师出有名，晋景公事先让寄居在公宫中的赵朔遗孀、自己的亲妹妹庄姬也参与了朝议，并出面首告诬陷赵氏，说“原、屏将反！”（‘原、屏’即赵同、赵括兄弟的封邑。） 随后，晋景公以庄姬首告为借口，与参会的诸卿士——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佐郤錡、下军佐韩厥等人商议，看如何应对‘赵氏作乱’之局面；当时，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早就和国君在暗中结成了‘反赵同盟’，策划对付赵氏；因此，晋景公发话后，栾书、郤錡便首先站出来给庄姬作证，证明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准备了，请国君先发制人，消除赵氏这个威胁国家稳定的隐患。 当时的晋国十二卿中，赵氏三卿（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新下军佐赵旃）自然不会被晋景公召来参会，而上军将士燮这个时候出使在外，也没能参与会议；除了首先发言支持国君伐赵氏的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之外，其余诸卿——中军佐荀庚（中行庚）、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所代表的荀氏（分支中行氏、智氏、程氏）和栾氏一向交好，而荀氏（中行氏）也和赵氏之间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荀氏家主荀庚随即发言支持栾书、郤錡的意见，请国君发兵讨伐赵氏。 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势力弱小，大宗家主又不在场（巩朔是士氏别支，士氏家主士燮此时又不在朝议现场，所以巩朔不好单独发言），因此没有在朝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此，在晋景公发起的这一次专门针对赵氏的朝议中，参会的八卿中，还没有对国君提出的‘讨伐赵氏’之议发表意见，就只剩下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了；在晋景公的再三催促下，下军佐韩厥只得对此事发表意见，但让人意外的是——韩厥不同意发动‘讨伐赵氏’的行动。 韩厥之所以不同意国君直接发兵攻伐赵氏，一来是因为韩厥感念赵衰、赵盾当年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愿意落井下石；二来韩厥也对国君和栾氏、郤氏想要剪除赵氏的私下谋划早就了然如心，认为这是国君在发泄私愤、谋夺臣子私产。 所以，韩厥才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朝议中不赞同国君和卿士们仅凭庄姬的一面之词就出兵讨伐赵氏。韩厥建议国君先召赵同、赵括两人前来对证，以明辨此事的真伪，查明赵氏究竟有没有谋反意图后再行事。 韩厥如此表态的意思，是请国君将事情给摆到明面上来讲，能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最好，即使最后帮不了赵氏脱困，也能让赵氏多少保留一部分家族的财富和封地，将赵氏大宗成员流放外地了事，就像当年赵盾对付狐氏一样。这样不流血地解决了事情，对晋国、对赵氏、对其他卿族都好。 但晋景公和栾书、郤錡等人为了诛灭眼中钉赵氏，早在两年之前就开始预做准备，已经做好了武力剿灭赵氏的行动计划，为此都不惜以迁都来完成计划，此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庄姬首告的（所谓）“原、屏将反”，不过是晋景公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么大的行动，不可能因为韩厥一个人的反对就轻易停止出兵讨伐赵氏，放过已经犯了众怒的赵氏（大宗）。 因此，对韩厥‘先调查再沟通、和赵氏兄弟对质’的劝告，晋景公选择了默然无视，然后以保护晋国宗庙社稷的安危为理由，进一步向群臣下达了君命，让其他诸卿都要随公室一起出兵，攻打谋反的赵氏（大宗）；公室甲士和卿士的私兵要联合起来包围并攻击赵氏的封地原、屏两邑和下宫，争取一举铲除‘跋扈专横、预谋作乱’的赵氏（大宗）；就像当年‘邲之战’后，君臣联手消灭联合狄人谋反的先氏一样。 在国君的‘伐赵’命令之下，早有准备的栾氏、郤氏首先响应，栾书和郤錡立即率各自家族的私兵大举出动，会合公室军队向赵氏大宗所在的下宫发起了攻击。而公室和栾、郤两家出兵后，晋国其他诸卿家族如荀氏、士氏也纷纷出兵，跟着公室军队一起向赵氏大宗发动了进攻。 在这场针对赵氏大宗的攻伐作战中，晋国朝堂上的卿士家族中，只有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坚持不出兵攻打赵氏，但韩氏家主韩厥也没去帮助赵氏大宗，只是命韩氏成员闭门自守，两不相帮。韩厥就是用这样的做法，来表达自己对国君及栾氏、郤氏的反对意见，和心中对栾、郤两家的鄙视之情（以及对帮不了赵氏的无奈心情）。 直到国君和其他卿士家族的联军已经大举包围了下宫之后，赵氏如今的掌门人赵同、赵括兄弟俩才反应过来，国君这是要把赵氏一锅端啊！于是，赵同、赵括急匆匆地安排对包围下宫的各方军队的反击作战；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讨伐大军，一直毫无思想准备赵同、赵括思绪混乱、不知该如何去应对，乱糟糟的局面不可扭转。 起初，赵同还想要派使者前去向晋景公求情，请国君放过赵氏；但此举被晋景公给一口回绝了；随即，赵同、赵括在绝望之中又组织赵氏私兵几次积极反攻围攻下宫的军队，意在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但赵氏（大宗）的成员们低估了晋景公和晋国诸卿家族想要彻底消灭赵氏的决心，他们也没料到国君这一次居然亲自带头，率先发动公室甲兵来攻击赵氏。因此，下宫的防守还是慢了一拍，赵氏私兵的反击也提不起速度；很快，赵氏的私兵就被联军所击败，下宫也被联军团团围困、四面环攻。 因为势单力孤、寡不敌众（其实单独来比实力的话，赵氏大宗比晋公室的力量还要强，晋国其他任何卿士家族单独来论，也比不上赵氏的实力；但这一次伐赵之役，晋景公根本就没按照套路来打，而是带着其他卿士家族一拥而上打群架；群殴的结果，就是赵氏的那点实力不够看了），在晋景公亲率公室甲士和卿士家族联军的猛攻下，赵氏（大宗）最终一败涂地，原、屏二邑被攻克，下宫也宣告失陷，封地内的赵氏大宗成员不分男女老幼被屠戮一尽，赵同、赵括兄弟也死于乱军之中；纵横晋国朝堂五十余年的赵氏（大宗）就此灰飞烟灭。 这场惊心动魄的晋国内讧，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下宫之难”。 为了保证在讨伐赵氏大宗时，自己的亲外甥、赵氏成员之一的赵武不受此事牵连，晋景公在发兵伐赵之前还亲自做出申明——此次出兵“平赵氏之乱”，诸卿只许讨伐作乱的赵氏大宗，已经是赵氏小宗的赵朔一系（这一系的男性成员，只有赵武本人了）并不包括在内；为了更好地团结卿士、稳固公室权威，晋景公还特别指出，属于赵氏别支的邯郸氏（赵穿、赵旃一系）也不属于赵同、赵括乱党，不在此次讨伐之列。 当‘下宫之难’发生、赵氏大宗全部覆灭之后，受到舅舅晋景公保护的赵武依旧平安无事，和母亲庄姬照常住在新田的公宫中。时任新下军佐的赵氏别支成员赵旃，也在晋景公的庇护下及时和大宗划清了界限，逃脱了被杀红了眼的其他卿士家族攻击、一并灭族的命运。 攻灭了赵氏大宗之后，赵氏这数十年来在晋国内部所积累的财产、封地、领民，都被以晋景公为首的晋公室和出兵伐赵的诸卿士家族所瓜分。而赵氏封地被收归公室领有的那一部分封地和财产，晋景公将其赐予了晋公族的分支——晋国羊舌氏。 当跋扈强横、得罪了几乎所有人的赵氏（大宗）被诛灭后，为了更好地划分现有的利益范围、增强卿士家族对晋国朝堂的参与、控制权，在伐赵之役中出了大力的中军将栾书便趁机向晋景公提出自己的建议——缩小目前晋国军队的规模，压缩朝堂之上卿士的位置，使国君能够直接掌握大部分朝堂权力（其实是借机给栾氏争取更多利益）。 对栾书的提议，晋景公深以为然，现在是到了再次对朝堂进行人事调整的时候了；因此，在完成诛灭赵氏（大宗）之后，晋景公将晋国原有的六军十二卿制缩为四军八卿制；而被取消的四个卿位中，除了赵氏大宗原有的两个位置——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外，晋景公还将不愿出兵攻赵的韩氏家族所保有的新上军将（韩穿），以及实力相对较为弱小、对伐赵也不甚积极的士氏所拥有的新中军佐（巩朔）这两个卿士位置一并取消。 另外，晋景公还将晋国原有的新上、中、下三军重新合并，编为新军。此时的晋国，就只有上、中、下、新四军了。 在晋景公携灭赵之威，重新调整了朝堂上的卿士位置、缩小了晋国军队的编制后，新一届的晋国八卿将佐排名是——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上军将士燮（范燮）、上军佐郤錡、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智罃）、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 此次进入朝堂、担任八卿之末新军佐的新人郤至，也是郤氏家族的成员；郤至是郤氏现任家主郤錡的再从堂弟(郤至的曾祖父郤义，是郤錡的曾祖父郤芮之弟，两人有着同一个高祖父，也就是郤氏家族的开创者郤豹）。郤至的祖父郤扬，其封邑在步邑，所以也以邑为氏，被称做步氏；郤至自己的封邑则在温邑，又因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因此也被称为‘温季’。 在郤至被晋景公提拔进入朝堂，担任了八卿之末的新军佐后，郤氏在新建的八卿中就有了两个位置，实力大大增强，可以与栾书的栾氏相提并论了（郤氏本来就是晋国的老牌贵族，其底蕴一点不比栾氏差，甚至还要强）。 之前向晋景公提出缩减军队、减少卿位的建议，并得到晋景公的同意后，栾书认为自己的家族之前有协助国君诛灭权臣（赵氏）的大功，又紧随着国君脚步、调整了朝堂上势力对比，栾氏怎么着也该得到国君的奖励，增加朝堂上的卿位才是。 但晋景公在晋侯之位已经很久了，早就深谙权力控制、驾驭群臣之道，所以在人事调整后的新任八卿之中，并没有提拔除了栾书之外的任何栾氏家族成员出任新任卿士，而是刻意扶持了伐赵之役的另一家功臣——郤氏，将郤氏家主郤錡的族弟郤至任命为新军佐，以此来表彰郤氏在讨伐赵氏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晋景公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权谋策划，防止本来就势力很强的栾氏在协助自己诛灭赵氏大宗的过程中居功自傲，在因此获取了更多的朝堂利益之后，会加速栾氏家族快速壮大势力，从而形成新一家的权臣家族；因此，晋景公没有选择栾氏成员、而是越级提拔郤至入朝堂的举动，就是想以郤氏来牵制栾书和栾氏家族，以达到朝堂上的政治平衡。 至于栾书心中服不服气，栾氏有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迁怒于郤氏，郤錡和栾书将来还怎么相处，这个事晋景公就不管了，甚至这还是晋景公所希望的呢（卿士之间产生矛盾，不正好让国君来分而治之么）。 再说另一边——赵氏大宗覆灭之后，曾受过赵氏家族几代恩德的韩厥不愿曾经的恩主之家就此衰败、消亡，于是找了个机会向晋景公进言，说赵氏实在对晋国有大功，当初成季（赵衰）的功勋、宣孟（赵盾）的忠勤，晋国朝野上下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因为部分后人不肖的缘故，赵氏居然没有了能继承家族爵禄的人了，假如如此功勋卓著的家族，都因为后人的不谨而失去了保有家族荣耀和爵禄的资格的话，那么将来还有哪个家族愿意继续为国家、为国君拼死效力呢？ 因此，韩厥请求晋景公重新为赵氏设立宗子，以承袭赵衰、赵盾的身后祭祀和赵氏家族的爵禄，重建晋国赵氏。 晋景公本来就有心抬举自己的外甥赵武，让他继承赵氏大宗被诛灭后的赵氏爵禄，而韩厥所提出的“让赵武来继承赵氏大宗”的请求，正合晋景公的心意；于是，借着韩厥的进言，在距“下宫之难”结束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晋景公就正式立八岁的外甥赵武为新一代的赵氏宗子，以承赵氏家族传承，并负责赵衰、赵盾、赵朔祖孙三代‘良臣’之祀。 在立赵武为赵氏宗子、重建赵氏之后，晋景公又将转封给羊舌氏的原赵氏家族的部分封地返还给了赵武（一部分），再命如今仅存的赵氏近亲、晋国邯郸氏家主、现任的新军将赵旃来负责辅佐照顾年幼的赵武，处理赵氏家族的内部事务。 就这样，整个赵氏家族的荣耀和复兴重任，便落在了年仅八岁的赵武一个人身上。 ‘下宫之难’结束后的第三年，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在位十九年的晋景公突然得了严重的疾病，导致日夜不能寐；而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了，晋景公在梦中又常常梦见赵同、赵括兄弟俩的鬼魂带着一身的血迹前来质问自己为何无辜诛灭赵氏，然后手举着武器来向自己寻仇。 因此，在心病和外疾的双重折磨之下，晋景公时常梦魇不断、重疾缠身，就此倒在病榻之上，无法继续处理繁重的朝政。 国君病倒不能理政，但国家可不能没有掌舵者。在无奈之下，晋景公只得命晋太子州蒲代为主持国事，以卿士中排名前二的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来协助太子治理国家（上军佐郤錡以及其他卿士的卿位排名较低，没有资格辅政）。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夏天，在无尽的焦虑和深深的恐惧中，身心皆受病痛折磨达半年之久的晋景公，终于得以解脱、病逝于国都新田的公宫（晋景公之死也有另外一说，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不慎落入厕中，被粪水淹死的；因为不涉及本篇文章的重点，所以这里就不铺开叙述了，以后将专门重写一篇，来讲述晋景公之死）。 晋景公去世之后，拥有‘顾命之权’的中军将栾书和中军佐荀庚拥立晋太子州蒲继承了晋侯之位，这就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进程，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周简王三年（前583年），在将国都迁离赵氏势力深厚的新绛、改都新田两年之后，晋景公已与诸卿士（主要是栾氏、郤氏）制定好了对付赵氏的行动计划，万事皆备；因此晋景公便在国都新田召集诸卿议事，准备发起对赵氏的最后一击。 为了师出有名，晋景公事先让寄居在公宫中的赵朔遗孀、自己的亲妹妹庄姬也参与了朝议，并出面首告诬陷赵氏，说“原、屏将反！”（‘原、屏’即赵同、赵括兄弟的封邑。） 随后，晋景公以庄姬首告为借口，与参会的诸卿士——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佐郤錡、下军佐韩厥等人商议，看如何应对‘赵氏作乱’之局面；当时，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早就和国君在暗中结成了‘反赵同盟’，策划对付赵氏；因此，晋景公发话后，栾书、郤錡便首先站出来给庄姬作证，证明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准备了，请国君先发制人，消除赵氏这个威胁国家稳定的隐患。 当时的晋国十二卿中，赵氏三卿（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新下军佐赵旃）自然不会被晋景公召来参会，而上军将士燮这个时候出使在外，也没能参与会议；除了首先发言支持国君伐赵氏的中军将栾书、上军佐郤錡之外，其余诸卿——中军佐荀庚（中行庚）、新上军佐荀骓（程骓）、新下军将荀罃（智罃）所代表的荀氏（分支中行氏、智氏、程氏）和栾氏一向交好，而荀氏（中行氏）也和赵氏之间有着极大的矛盾，因此，荀氏家主荀庚随即发言支持栾书、郤錡的意见，请国君发兵讨伐赵氏。 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势力弱小，大宗家主又不在场（巩朔是士氏别支，士氏家主士燮此时又不在朝议现场，所以巩朔不好单独发言），因此没有在朝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此，在晋景公发起的这一次专门针对赵氏的朝议中，参会的八卿中，还没有对国君提出的‘讨伐赵氏’之议发表意见，就只剩下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了；在晋景公的再三催促下，下军佐韩厥只得对此事发表意见，但让人意外的是——韩厥不同意发动‘讨伐赵氏’的行动。 韩厥之所以不同意国君直接发兵攻伐赵氏，一来是因为韩厥感念赵衰、赵盾当年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愿意落井下石；二来韩厥也对国君和栾氏、郤氏想要剪除赵氏的私下谋划早就了然如心，认为这是国君在发泄私愤、谋夺臣子私产。 所以，韩厥才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朝议中不赞同国君和卿士们仅凭庄姬的一面之词就出兵讨伐赵氏。韩厥建议国君先召赵同、赵括两人前来对证，以明辨此事的真伪，查明赵氏究竟有没有谋反意图后再行事。 韩厥如此表态的意思，是请国君将事情给摆到明面上来讲，能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最好，即使最后帮不了赵氏脱困，也能让赵氏多少保留一部分家族的财富和封地，将赵氏大宗成员流放外地了事，就像当年赵盾对付狐氏一样。这样不流血地解决了事情，对晋国、对赵氏、对其他卿族都好。 但晋景公和栾书、郤錡等人为了诛灭眼中钉赵氏，早在两年之前就开始预做准备，已经做好了武力剿灭赵氏的行动计划，为此都不惜以迁都来完成计划，此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庄姬首告的（所谓）“原、屏将反”，不过是晋景公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么大的行动，不可能因为韩厥一个人的反对就轻易停止出兵讨伐赵氏，放过已经犯了众怒的赵氏（大宗）。 因此，对韩厥‘先调查再沟通、和赵氏兄弟对质’的劝告，晋景公选择了默然无视，然后以保护晋国宗庙社稷的安危为理由，进一步向群臣下达了君命，让其他诸卿都要随公室一起出兵，攻打谋反的赵氏（大宗）；公室甲士和卿士的私兵要联合起来包围并攻击赵氏的封地原、屏两邑和下宫，争取一举铲除‘跋扈专横、预谋作乱’的赵氏（大宗）；就像当年‘邲之战’后，君臣联手消灭联合狄人谋反的先氏一样。 在国君的‘伐赵’命令之下，早有准备的栾氏、郤氏首先响应，栾书和郤錡立即率各自家族的私兵大举出动，会合公室军队向赵氏大宗所在的下宫发起了攻击。而公室和栾、郤两家出兵后，晋国其他诸卿家族如荀氏、士氏也纷纷出兵，跟着公室军队一起向赵氏大宗发动了进攻。 在这场针对赵氏大宗的攻伐作战中，晋国朝堂上的卿士家族中，只有下军佐韩厥、新上军将韩穿所在的韩氏坚持不出兵攻打赵氏，但韩氏家主韩厥也没去帮助赵氏大宗，只是命韩氏成员闭门自守，两不相帮。韩厥就是用这样的做法，来表达自己对国君及栾氏、郤氏的反对意见，和心中对栾、郤两家的鄙视之情（以及对帮不了赵氏的无奈心情）。 直到国君和其他卿士家族的联军已经大举包围了下宫之后，赵氏如今的掌门人赵同、赵括兄弟俩才反应过来，国君这是要把赵氏一锅端啊！于是，赵同、赵括急匆匆地安排对包围下宫的各方军队的反击作战；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讨伐大军，一直毫无思想准备赵同、赵括思绪混乱、不知该如何去应对，乱糟糟的局面不可扭转。 起初，赵同还想要派使者前去向晋景公求情，请国君放过赵氏；但此举被晋景公给一口回绝了；随即，赵同、赵括在绝望之中又组织赵氏私兵几次积极反攻围攻下宫的军队，意在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但赵氏（大宗）的成员们低估了晋景公和晋国诸卿家族想要彻底消灭赵氏的决心，他们也没料到国君这一次居然亲自带头，率先发动公室甲兵来攻击赵氏。因此，下宫的防守还是慢了一拍，赵氏私兵的反击也提不起速度；很快，赵氏的私兵就被联军所击败，下宫也被联军团团围困、四面环攻。 因为势单力孤、寡不敌众（其实单独来比实力的话，赵氏大宗比晋公室的力量还要强，晋国其他任何卿士家族单独来论，也比不上赵氏的实力；但这一次伐赵之役，晋景公根本就没按照套路来打，而是带着其他卿士家族一拥而上打群架；群殴的结果，就是赵氏的那点实力不够看了），在晋景公亲率公室甲士和卿士家族联军的猛攻下，赵氏（大宗）最终一败涂地，原、屏二邑被攻克，下宫也宣告失陷，封地内的赵氏大宗成员不分男女老幼被屠戮一尽，赵同、赵括兄弟也死于乱军之中；纵横晋国朝堂五十余年的赵氏（大宗）就此灰飞烟灭。 这场惊心动魄的晋国内讧，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下宫之难”。 为了保证在讨伐赵氏大宗时，自己的亲外甥、赵氏成员之一的赵武不受此事牵连，晋景公在发兵伐赵之前还亲自做出申明——此次出兵“平赵氏之乱”，诸卿只许讨伐作乱的赵氏大宗，已经是赵氏小宗的赵朔一系（这一系的男性成员，只有赵武本人了）并不包括在内；为了更好地团结卿士、稳固公室权威，晋景公还特别指出，属于赵氏别支的邯郸氏（赵穿、赵旃一系）也不属于赵同、赵括乱党，不在此次讨伐之列。 当‘下宫之难’发生、赵氏大宗全部覆灭之后，受到舅舅晋景公保护的赵武依旧平安无事，和母亲庄姬照常住在新田的公宫中。时任新下军佐的赵氏别支成员赵旃，也在晋景公的庇护下及时和大宗划清了界限，逃脱了被杀红了眼的其他卿士家族攻击、一并灭族的命运。 攻灭了赵氏大宗之后，赵氏这数十年来在晋国内部所积累的财产、封地、领民，都被以晋景公为首的晋公室和出兵伐赵的诸卿士家族所瓜分。而赵氏封地被收归公室领有的那一部分封地和财产，晋景公将其赐予了晋公族的分支——晋国羊舌氏。 当跋扈强横、得罪了几乎所有人的赵氏（大宗）被诛灭后，为了更好地划分现有的利益范围、增强卿士家族对晋国朝堂的参与、控制权，在伐赵之役中出了大力的中军将栾书便趁机向晋景公提出自己的建议——缩小目前晋国军队的规模，压缩朝堂之上卿士的位置，使国君能够直接掌握大部分朝堂权力（其实是借机给栾氏争取更多利益）。 对栾书的提议，晋景公深以为然，现在是到了再次对朝堂进行人事调整的时候了；因此，在完成诛灭赵氏（大宗）之后，晋景公将晋国原有的六军十二卿制缩为四军八卿制；而被取消的四个卿位中，除了赵氏大宗原有的两个位置——下军将（赵同）、新中军将（赵括）外，晋景公还将不愿出兵攻赵的韩氏家族所保有的新上军将（韩穿），以及实力相对较为弱小、对伐赵也不甚积极的士氏所拥有的新中军佐（巩朔）这两个卿士位置一并取消。 另外，晋景公还将晋国原有的新上、中、下三军重新合并，编为新军。此时的晋国，就只有上、中、下、新四军了。 在晋景公携灭赵之威，重新调整了朝堂上的卿士位置、缩小了晋国军队的编制后，新一届的晋国八卿将佐排名是——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上军将士燮（范燮）、上军佐郤錡、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智罃）、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 此次进入朝堂、担任八卿之末新军佐的新人郤至，也是郤氏家族的成员；郤至是郤氏现任家主郤錡的再从堂弟(郤至的曾祖父郤义，是郤錡的曾祖父郤芮之弟，两人有着同一个高祖父，也就是郤氏家族的开创者郤豹）。郤至的祖父郤扬，其封邑在步邑，所以也以邑为氏，被称做步氏；郤至自己的封邑则在温邑，又因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因此也被称为‘温季’。 在郤至被晋景公提拔进入朝堂，担任了八卿之末的新军佐后，郤氏在新建的八卿中就有了两个位置，实力大大增强，可以与栾书的栾氏相提并论了（郤氏本来就是晋国的老牌贵族，其底蕴一点不比栾氏差，甚至还要强）。 之前向晋景公提出缩减军队、减少卿位的建议，并得到晋景公的同意后，栾书认为自己的家族之前有协助国君诛灭权臣（赵氏）的大功，又紧随着国君脚步、调整了朝堂上势力对比，栾氏怎么着也该得到国君的奖励，增加朝堂上的卿位才是。 但晋景公在晋侯之位已经很久了，早就深谙权力控制、驾驭群臣之道，所以在人事调整后的新任八卿之中，并没有提拔除了栾书之外的任何栾氏家族成员出任新任卿士，而是刻意扶持了伐赵之役的另一家功臣——郤氏，将郤氏家主郤錡的族弟郤至任命为新军佐，以此来表彰郤氏在讨伐赵氏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晋景公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权谋策划，防止本来就势力很强的栾氏在协助自己诛灭赵氏大宗的过程中居功自傲，在因此获取了更多的朝堂利益之后，会加速栾氏家族快速壮大势力，从而形成新一家的权臣家族；因此，晋景公没有选择栾氏成员、而是越级提拔郤至入朝堂的举动，就是想以郤氏来牵制栾书和栾氏家族，以达到朝堂上的政治平衡。 至于栾书心中服不服气，栾氏有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迁怒于郤氏，郤錡和栾书将来还怎么相处，这个事晋景公就不管了，甚至这还是晋景公所希望的呢（卿士之间产生矛盾，不正好让国君来分而治之么）。 再说另一边——赵氏大宗覆灭之后，曾受过赵氏家族几代恩德的韩厥不愿曾经的恩主之家就此衰败、消亡，于是找了个机会向晋景公进言，说赵氏实在对晋国有大功，当初成季（赵衰）的功勋、宣孟（赵盾）的忠勤，晋国朝野上下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因为部分后人不肖的缘故，赵氏居然没有了能继承家族爵禄的人了，假如如此功勋卓著的家族，都因为后人的不谨而失去了保有家族荣耀和爵禄的资格的话，那么将来还有哪个家族愿意继续为国家、为国君拼死效力呢？ 因此，韩厥请求晋景公重新为赵氏设立宗子，以承袭赵衰、赵盾的身后祭祀和赵氏家族的爵禄，重建晋国赵氏。 晋景公本来就有心抬举自己的外甥赵武，让他继承赵氏大宗被诛灭后的赵氏爵禄，而韩厥所提出的“让赵武来继承赵氏大宗”的请求，正合晋景公的心意；于是，借着韩厥的进言，在距“下宫之难”结束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晋景公就正式立八岁的外甥赵武为新一代的赵氏宗子，以承赵氏家族传承，并负责赵衰、赵盾、赵朔祖孙三代‘良臣’之祀。 在立赵武为赵氏宗子、重建赵氏之后，晋景公又将转封给羊舌氏的原赵氏家族的部分封地返还给了赵武（一部分），再命如今仅存的赵氏近亲、晋国邯郸氏家主、现任的新军将赵旃来负责辅佐照顾年幼的赵武，处理赵氏家族的内部事务。 就这样，整个赵氏家族的荣耀和复兴重任，便落在了年仅八岁的赵武一个人身上。 ‘下宫之难’结束后的第三年，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在位十九年的晋景公突然得了严重的疾病，导致日夜不能寐；而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了，晋景公在梦中又常常梦见赵同、赵括兄弟俩的鬼魂带着一身的血迹前来质问自己为何无辜诛灭赵氏，然后手举着武器来向自己寻仇。 因此，在心病和外疾的双重折磨之下，晋景公时常梦魇不断、重疾缠身，就此倒在病榻之上，无法继续处理繁重的朝政。 国君病倒不能理政，但国家可不能没有掌舵者。在无奈之下，晋景公只得命晋太子州蒲代为主持国事，以卿士中排名前二的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来协助太子治理国家（上军佐郤錡以及其他卿士的卿位排名较低，没有资格辅政）。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夏天，在无尽的焦虑和深深的恐惧中，身心皆受病痛折磨达半年之久的晋景公，终于得以解脱、病逝于国都新田的公宫（晋景公之死也有另外一说，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不慎落入厕中，被粪水淹死的；因为不涉及本篇文章的重点，所以这里就不铺开叙述了，以后将专门重写一篇，来讲述晋景公之死）。 晋景公去世之后，拥有‘顾命之权’的中军将栾书和中军佐荀庚拥立晋太子州蒲继承了晋侯之位，这就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进程，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十章平定战役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六月，因为野心勃勃、觊觎晋国霸权的齐顷公在楚国的背后支持下，出兵攻伐晋国的盟友鲁、卫两国，所以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郤克说动了晋国国君晋景公出兵伐齐；在晋景公的同意下，郤克亲自担任伐齐主帅，率领着八百辆兵车的庞大军阵，在鲁国、卫国、白狄军队的配合下，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齐国墓前驻军的鲁国巢丘，准备和齐军进行野外会战。 得知晋国发动了八百辆兵车的庞大军队前来援救鲁、卫两国后，还在攻打鲁国巢丘的齐顷公心慌无比，于是马上命齐军从鲁国撤退；可郤克并不肯罢休，带着联军紧追不舍，追到了齐顷公暂时驻兵的卫国莘地（山东莘县）。齐顷公又退兵至靡笄山（山东济南千佛山）下，但郤克再次率军尾追而至。 被郤克几次率军尾追后，在靡笄山下驻军的齐顷公恼怒不已，肚子里憋着的怨气无处释放，也想要和晋军好好地对战一番，看看齐、晋两代诸侯霸主之间的较量究竟谁胜谁负。 因此，齐顷公遣使者前往晋国联军的大营，向联军主帅郤克送交了以齐顷公的名义发出的挑战书；而对齐顷公发来的挑战书，郤克也是求之不得，便痛快地回复了齐国使者，接受齐军的挑战。而齐国使者返回齐军大营、并将郤克接受挑战的回复报给齐顷公后，齐顷公恼羞成怒，再次遣使去联军军营，补充回复——明天两军也一定要在战场上相见！ 就在齐顷公派出的使者第二次出使联军军营时，齐国大夫高固在齐顷公的默许和唆使下，既没有驾车，也没带助手，就一个人前去偷袭联军的军营。 高固趁联军守卫不备，突然冲进大营中，然后捡拾起地上的石块砸伤了营中的很多联军士卒，并出乎意料地生擒了一名受伤的晋军士兵，夺取了联军的一辆兵车，这才得意洋洋地带着俘虏、驾着兵车，顺利返回了齐军大营。回营后的高固还向其他齐军士卒们炫耀，让想要当勇士的人来他这里买他多余的勇气。 而高固一个人能轻易地突破联军防卫、杀入联军大营并取得一定的战果，都是联军主帅郤克在战前故意向齐军示弱、以麻痹齐国君臣警惕心的原因；就连高固逞了这一把英雄的行为，也在郤克的计划之中。 高固刚刚返回齐军大营后，早有准备的郤克便命联军立即转移阵地，将大营从靡笄山下移往鞌地（今济南长清区马山镇）驻扎，准备在此以逸待劳，等候骄横自大的齐顷公接下来的进攻。 而得知联军在高固的‘单人挑营’下主动退却的消息后，骄横的齐顷公果然认为这是联军军心不稳、不敢轻易和齐军接战的表现；因此，齐顷公更加坚定了要和以晋军为首的联军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从而夺取晋国霸主地位的意愿。 因此，得知晋军‘胆怯退却’的齐顷公马上命令在靡笄山下扎营的齐军放弃休息，全军连夜追击联军，一定要赶上并将以晋军为首的联军消灭在‘慌乱撤退’的过程中。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六月十七清晨，经过了一整夜的急行军后，齐顷公终于率军追上了在鞌地扎营的晋、鲁、卫、狄联军；当天色微明时，对峙的两军已经在鞌地排列好了整齐的军阵，即将展开空前激烈的野外大会战。 为了激励各自军队的士气，参战双方的主将——晋中军将郤克和齐国国君齐顷公都亲自披挂上阵，以为自家军队的表率。当时，郤克的座车车御（驾驶员）是解张，车右（副手兼保镖）是郑丘缓；而齐顷公的座车车御是邴夏，逄丑父则为国君车右。 在开战之前，豪情万丈、信心十足的齐顷公特地向齐军士卒们发布了临战前的宣言，以此激励全军奋勇作战： “寡人率二三子，姑翦灭此而朝食！”（后世成语——‘灭此朝食’的出处）。 然后，没等战马披上全部的铠甲，急不可耐的齐顷公就率先驾车出击，带头发动了对当面晋国联军的进攻。 眼见齐顷公已经率兵来攻，身为联军主帅的郤克也不甘示弱，立即率联军主力出营迎战齐军；两军快速接近并接战之后，战斗进行得非常的激烈，鞌地四周都是往来驰骋冲锋的兵车，和殊死搏杀的双方军队。 激战之中，身为联军最高统帅的郤克因为一直冲在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很快就受了伤，齐军的箭矢射中了他的肩部，伤口的鲜血一直流到了郤克的脚面上。 受伤之后，郤克一边坚持着擂动兵车上的军鼓，继续指挥联军战斗，一边悄悄地向自己的车御解张低声呼唤，说： “我中箭受伤了！” 而解张听见主帅的呼唤后，却头也不回地继续驾车猛冲，还斩钉截铁地回复郤克说： “刚才两军一交战，我就被对方的箭给射穿了手肘，鲜血都染红了车轮；可是我怕您得知此事后分心，于是偷偷地折断了箭杆、继续驾车作战，而不敢对您说我受了伤；为了我军的胜利，您还是忍耐一下，继续作战，直到胜利！” 同在兵车上的郤克的车右郑丘缓也鼓励主帅说： “战斗中，只要遇到危险的地方，我都主动下车、推着兵车行走，而不避敌军的箭矢，为的就是快一点脱离险境，这些事情您都知道的；现在战事正是紧急的时候，希望您忍住伤痛、不要懈怠，继续指挥我们作战！” 受到了二人的积极鼓励和事迹感染后，郤克感慨万分，于是咬牙坚持，继续击鼓挥旗，指挥着军队向齐军发动猛攻。 可此时郤克身上的伤痛确实是难于坚持同时擂鼓和挥旗了，于是他的车御解张将战马的缰绳捆在了自己的左手上，而用右手接过郤克的鼓锤，代替郤克擂鼓；解张还继续鼓励郤克说： “现在，全军可都在看着您呐，我们这辆车的旗帜和鼓声，就是全军进退的标志；只要车上还有一人在，就可以成就大事！” 郤克身为晋国的现任中军将和郤氏的家主，从小就久历战阵、经验丰富，当然知道此战胜负的关键所在；于是，郤克拼命地咬牙坚持，用力挥舞着代表中军指挥的旗帜，和解张所擂响的鼓声相配合，指挥全军向齐军发起猛攻。 虽然郤克、解张、郑丘缓三人配合默契，奋力作战，并以车上的旌旗和军鼓指挥全军向齐军持续进攻，但因为解张此时是单手持辔，无法完全控制战车的行进方向，所以就导致拉车的驷马失去了缰绳的管束，开始肆意狂奔起来，直接带着郤克三人就冲向了齐军的主阵；一时间，郤克有陷入齐军的重围，被齐军围攻后阵亡、或者力竭被俘的危险。 关键时刻，在郤克后方的晋军士卒们看见了主将身先士卒、挥舞着旗帜带头发起对齐军决死冲锋的这么慷慨激昂的一幕（郤克：惭愧惭愧，虽然我是不怕死，但这次真不是主动向齐军主阵发动决死冲锋的）；于是，受到郤克带头冲锋激励的晋军士卒们也纷纷向郤克的座车靠拢，跟着郤克的兵车奋勇冲击齐军的主阵。 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齐军的防线被联军一举突破，并导致全线阵型的崩溃，齐军的兵车四散奔逃，再无法组织起对联军的有效反击。 身处大阵之中的齐顷公眼见联军已经突破了己方的军阵，为了挽回局势，于是急忙驾车亲自前去收拢军队，预备就地反击；可齐军的败局已定，齐顷公再三下达就地抵抗的命令也无济于事，根本制止不住军队溃败；齐顷公只能身不由己地被败军裹挟着向后方仓惶撤退。 当齐顷公随败军退到了华不注山（今济南华山地质公园）附近的时候，恰好迎头遇上了随郤克冲击齐军军阵的晋军司马韩厥。而韩厥率带着部分军队一路追击齐军而来，追到了华不注山后，无意中远远望见前方败退中的齐军兵车上，居然插有代表齐侯国君身份的旗帜；大喜过望之下，韩厥紧追而来，想要在战场上活捉齐侯。 见晋军的追兵已至，而自己身边的护卫兵车寥寥无几，齐顷公大惊失色之下，急忙命车御邴夏驱车逃避，想要摆脱晋军的追赶；但韩厥穷追不舍，一直跟在齐顷公座车后面，双方围绕着华不注山的山脚追逐了三圈；齐顷公惶恐不已，拼命逃窜，但怎么也甩不掉韩厥的奋力追击。 就在昨日开战之前，韩厥曾在梦中梦见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韩子舆前来探望自己，还郑重其事地告诫自己说： “明日开战后，你一定要避开兵车的左右两侧位置，站在中间，以躲避危险境地。” 因此，韩厥在第二天的作战中，将自己原本车左的位置改为亲自居中驾驭战车，与齐军作战。 就在华不注山下的这场激烈的追逐战中，眼见摆脱不了晋军兵车的追击，齐顷公的车御邴夏情急之下对齐顷公说： “君上您赶快下令，命副车上的侍从们用箭去射那个追赶在最前的晋军兵车上中间的人（指韩厥），那是个君子（这里的‘君子’不光是指‘品德高尚的人’，还有‘在作战中地位等级很高的贵族’的意思；邴夏要齐顷公命人用箭去射韩厥，就是想要射中韩厥而使晋军的追兵失去了指挥者，不能继续追击；邴夏和齐顷公此时不知道，这个追击的晋军将领就是晋军的司马韩厥）。” 齐顷公虽然性格轻狂骄横、目中无人，但终归是大国的国君，该有的贵族风度和君子（高级贵族）气度还是有的；于是，齐顷公没有命令护卫的侍从们去射韩厥，还斥责邴夏说： “你明知道追击的晋军将领是君子，还让寡人下令用箭去射他，不是陷寡人于不义么？这也不符作战时的礼仪和道义！” 虽然齐顷公没有命侍从们去射韩厥（追击在最前面的晋军兵车上中间驾车的那个人），但他又不是宋襄公那样的迂腐死脑筋，生死关头选择如何，心中自然有数——寡人只是说不射‘君子’，并没有说不射其他人！ 在齐顷公的示意下，国君副车上的侍从们纷纷向韩厥身边的戎左、戎右发箭；而在齐军的箭矢齐射之下，韩厥兵车上的戎左被射下了车、戎右也中箭身亡，倒在了车厢之内；此时的韩厥独木难支，几乎不能再继续驾车追击逃亡中的齐顷公。 正在此时，跟随着韩厥追击齐顷公、却在追击中因齐军的反击（齐顷公侍从们的猛烈射箭中）而失去了兵车的晋军将领綦毋张，于步行追击中看见韩厥的车上只剩他自己一人驾车（韩厥的戎左、戎右在齐军的反击中已或死或伤，无法配合韩厥进攻），不便继续作战，便主动跑上前向韩厥申请说： “请您允许我搭您的车，协助您一起进攻。” 对綦毋张的申请，韩厥求之不得,便立即让綦毋张上车，作为自己的副手协同作战；不过,韩厥不让綦毋张站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而是用手肘将他推到了自己的身后，负责举旗和引导其他晋军兵车作战（韩厥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在开战之前曾在梦中被父亲警告过，不要在作战中居于战车左右两侧、以免受伤；所以,韩厥才让綦毋张站在了自己的身后，以免中箭伤亡）。 在韩厥及所率晋军的紧追中，齐顷公以邴夏的计策,’偷射’晋军的戎左、戎右,给晋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晋军的追击；边打边逃中，齐顷公几乎摆脱了韩厥的追击，眼看就要脱险。 可就在齐顷公快要逃到华不注山边上的华泉之时，他座车的骖马（驾车时位于两边的马）却因车御邴夏过于焦急的驾车、没有很好的观察地形，无意中被路边的小树枝给挂住了轭带；邴夏几次拼命抽打马匹，而骖马只是原地盘旋发力，摆脱不了树枝的缠绕。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下车推车、让车辆脱困的齐顷公车右逄丑父，因为在前一天行军时被毒蛇咬伤了手臂中了毒，没有力气下车去推动车，所以不能让车辆脱困；一片手忙脚乱中，眼看着齐顷公就要被尾随而至的韩厥给追上、俘获。 就在齐顷公的座车被困于华泉之侧时，韩厥和綦毋张已经驾车火速追到，并率领大批晋军兵车将齐顷公的座车和不多的几辆侍从副车给团团围住；当时，韩厥原先的戎右已经战死，但遗体尚倒伏在车厢之内，没有安置；韩厥不忍心将同袍的遗体给随便推下车去，于是趁着围住齐顷公的时候，暂时停住座车，然后伏下身子将戎右的遗体给摆平整、安放稳当。 趁着韩厥的注意力还在自己的戎右遗体上的好机会，齐顷公的车右逄丑父赶紧在车上和国君更换了位置，自己站到了车子的左边，而让齐顷公站到了右边（逄丑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想在已经被晋军包围的情况下，由自己假冒国君，而使真正的国君——齐顷公可以蒙混过关，趁机逃脱）。 安置好了戎右的遗体后，韩厥继续驾车前来，指挥晋军的士卒们包围了齐顷公的座车。当韩厥看见齐顷公的兵车已经被树枝所挂住、无法挣脱的情况后，他立即下车，一边拿出准备好的缰绳（以便捆住齐顷公座车的马脚，让车辆无法再前行），一边取下自己的玉佩和随身所带的醴酒，在随行晋军士卒们的高度戒备，中走向了齐顷公的座车。 来到齐顷公的座车边后，韩厥先恭恭敬敬地对着他认为的齐侯（其实是逄丑父假扮的）行臣子拜见国君之礼，连续叩拜了两次；随后韩厥再奉上酒、玉佩给齐侯（当时的礼仪规定）；做完这些礼仪动作后，韩厥再客气地对‘齐侯’说： “我们寡君派下臣们前来，是为了鲁、卫两国来求情的，临行之前，寡君还特地交待下臣们说：‘不要深入大国（齐国）的国境’；下臣实在不幸，恰好在这里遇见了您，（因为寡君的命令）不能逃避；而且下臣怕擅自躲避您的话，会因此给两国国君和奋勇作战的将士们都带来耻辱，所以不得已参加了战斗，以至于与您相见；下臣不惠且不才，担任目前的这个（代理的）官职，只是我们晋国缺乏人才罢了。” 见韩厥一本正经地给自己行礼，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一大通场面上的话，逄丑父当即断定这个晋军将领（韩厥）一定不认识齐顷公，这才有了以上的行为；为了让国君（齐顷公）快一点脱身，于是假冒国君的逄丑父摆出了‘诸侯’的架子，不但大模大样地接受了韩厥的参拜，接过了他奉上的酒和玉佩，还故意装作暴躁发怒的样子，呵斥身边的车右（就是齐顷公本人假冒的）赶快下车，去华泉给自己打水来喝。 真正的齐顷公此时早就是胆战心惊的状态，生怕被韩厥看出破绽，认出自己才是齐侯，那可就糟了（被晋军杀害倒是不至于，但肯定会被押送回晋军大营，交给主帅郤克处置；和仇人见面，那不是比死还难堪么）。 正在惶恐不安的齐顷公，突然听见假冒国君的逄丑父大声呵斥指使自己、叫自己去华泉打水来喝，其实是想趁晋军将领（韩厥）分不清真假之机，让自己趁乱逃走的‘呵斥声’后，心中真是惊喜交加又万分感激，在感怀逄丑父忠心的同时也犹豫不决，不知道包围自己的晋军士卒们是否会接受‘齐侯’（就是逄丑父）的要求，让侍从车右（也就是齐顷公自己）离开包围圈，去华泉打水来喝。 在车下的韩厥听见车上的‘齐侯’在‘耍横’，都已经被俘了还骄横不已，要求侍从车右去华泉打水来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由得摇头叹息、鄙夷不已——一国的国君，怎么是这么个缺少礼仪、色厉内荏的样子（齐顷公的性格还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逄丑父演得好，让韩厥更加信以为真）。 但齐顷公到底是‘君’，自己是‘外臣’，他要‘喝水’的要求又不过分，因此韩厥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也就是不干涉‘齐侯’对自己车右的呵斥，让他们自行决定好了）。 眼见晋军将士们并没有出面干涉自己‘取水之计’的意思，假冒齐侯的逄丑父心中狂喜不已，便继续以‘齐侯’的名义呵斥车右（齐顷公），让他赶快下车，去华泉给自己打水来喝。 千钧一发之际，真正的齐顷公来不及表达对逄丑父的感激之情，立刻将计就计，听从‘国君之命’赶快下车，然后乘坐着副车离开，以‘取水’的名义离开了晋军的包围圈。韩厥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逄丑父的机智和忠心，已经陷入绝境的齐顷公得以绝地求生，从韩厥所率晋军的重重包围中成功脱险，避免了被晋军俘获、遭到郤克羞辱的难堪结果。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六月，因为野心勃勃、觊觎晋国霸权的齐顷公在楚国的背后支持下，出兵攻伐晋国的盟友鲁、卫两国，所以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郤克说动了晋国国君晋景公出兵伐齐；在晋景公的同意下，郤克亲自担任伐齐主帅，率领着八百辆兵车的庞大军阵，在鲁国、卫国、白狄军队的配合下，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齐国墓前驻军的鲁国巢丘，准备和齐军进行野外会战。 得知晋国发动了八百辆兵车的庞大军队前来援救鲁、卫两国后，还在攻打鲁国巢丘的齐顷公心慌无比，于是马上命齐军从鲁国撤退；可郤克并不肯罢休，带着联军紧追不舍，追到了齐顷公暂时驻兵的卫国莘地（山东莘县）。齐顷公又退兵至靡笄山（山东济南千佛山）下，但郤克再次率军尾追而至。 被郤克几次率军尾追后，在靡笄山下驻军的齐顷公恼怒不已，肚子里憋着的怨气无处释放，也想要和晋军好好地对战一番，看看齐、晋两代诸侯霸主之间的较量究竟谁胜谁负。 因此，齐顷公遣使者前往晋国联军的大营，向联军主帅郤克送交了以齐顷公的名义发出的挑战书；而对齐顷公发来的挑战书，郤克也是求之不得，便痛快地回复了齐国使者，接受齐军的挑战。而齐国使者返回齐军大营、并将郤克接受挑战的回复报给齐顷公后，齐顷公恼羞成怒，再次遣使去联军军营，补充回复——明天两军也一定要在战场上相见！ 就在齐顷公派出的使者第二次出使联军军营时，齐国大夫高固在齐顷公的默许和唆使下，既没有驾车，也没带助手，就一个人前去偷袭联军的军营。 高固趁联军守卫不备，突然冲进大营中，然后捡拾起地上的石块砸伤了营中的很多联军士卒，并出乎意料地生擒了一名受伤的晋军士兵，夺取了联军的一辆兵车，这才得意洋洋地带着俘虏、驾着兵车，顺利返回了齐军大营。回营后的高固还向其他齐军士卒们炫耀，让想要当勇士的人来他这里买他多余的勇气。 而高固一个人能轻易地突破联军防卫、杀入联军大营并取得一定的战果，都是联军主帅郤克在战前故意向齐军示弱、以麻痹齐国君臣警惕心的原因；就连高固逞了这一把英雄的行为，也在郤克的计划之中。 高固刚刚返回齐军大营后，早有准备的郤克便命联军立即转移阵地，将大营从靡笄山下移往鞌地（今济南长清区马山镇）驻扎，准备在此以逸待劳，等候骄横自大的齐顷公接下来的进攻。 而得知联军在高固的‘单人挑营’下主动退却的消息后，骄横的齐顷公果然认为这是联军军心不稳、不敢轻易和齐军接战的表现；因此，齐顷公更加坚定了要和以晋军为首的联军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从而夺取晋国霸主地位的意愿。 因此，得知晋军‘胆怯退却’的齐顷公马上命令在靡笄山下扎营的齐军放弃休息，全军连夜追击联军，一定要赶上并将以晋军为首的联军消灭在‘慌乱撤退’的过程中。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六月十七清晨，经过了一整夜的急行军后，齐顷公终于率军追上了在鞌地扎营的晋、鲁、卫、狄联军；当天色微明时，对峙的两军已经在鞌地排列好了整齐的军阵，即将展开空前激烈的野外大会战。 为了激励各自军队的士气，参战双方的主将——晋中军将郤克和齐国国君齐顷公都亲自披挂上阵，以为自家军队的表率。当时，郤克的座车车御（驾驶员）是解张，车右（副手兼保镖）是郑丘缓；而齐顷公的座车车御是邴夏，逄丑父则为国君车右。 在开战之前，豪情万丈、信心十足的齐顷公特地向齐军士卒们发布了临战前的宣言，以此激励全军奋勇作战： “寡人率二三子，姑翦灭此而朝食！”（后世成语——‘灭此朝食’的出处）。 然后，没等战马披上全部的铠甲，急不可耐的齐顷公就率先驾车出击，带头发动了对当面晋国联军的进攻。 眼见齐顷公已经率兵来攻，身为联军主帅的郤克也不甘示弱，立即率联军主力出营迎战齐军；两军快速接近并接战之后，战斗进行得非常的激烈，鞌地四周都是往来驰骋冲锋的兵车，和殊死搏杀的双方军队。 激战之中，身为联军最高统帅的郤克因为一直冲在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很快就受了伤，齐军的箭矢射中了他的肩部，伤口的鲜血一直流到了郤克的脚面上。 受伤之后，郤克一边坚持着擂动兵车上的军鼓，继续指挥联军战斗，一边悄悄地向自己的车御解张低声呼唤，说： “我中箭受伤了！” 而解张听见主帅的呼唤后，却头也不回地继续驾车猛冲，还斩钉截铁地回复郤克说： “刚才两军一交战，我就被对方的箭给射穿了手肘，鲜血都染红了车轮；可是我怕您得知此事后分心，于是偷偷地折断了箭杆、继续驾车作战，而不敢对您说我受了伤；为了我军的胜利，您还是忍耐一下，继续作战，直到胜利！” 同在兵车上的郤克的车右郑丘缓也鼓励主帅说： “战斗中，只要遇到危险的地方，我都主动下车、推着兵车行走，而不避敌军的箭矢，为的就是快一点脱离险境，这些事情您都知道的；现在战事正是紧急的时候，希望您忍住伤痛、不要懈怠，继续指挥我们作战！” 受到了二人的积极鼓励和事迹感染后，郤克感慨万分，于是咬牙坚持，继续击鼓挥旗，指挥着军队向齐军发动猛攻。 可此时郤克身上的伤痛确实是难于坚持同时擂鼓和挥旗了，于是他的车御解张将战马的缰绳捆在了自己的左手上，而用右手接过郤克的鼓锤，代替郤克擂鼓；解张还继续鼓励郤克说： “现在，全军可都在看着您呐，我们这辆车的旗帜和鼓声，就是全军进退的标志；只要车上还有一人在，就可以成就大事！” 郤克身为晋国的现任中军将和郤氏的家主，从小就久历战阵、经验丰富，当然知道此战胜负的关键所在；于是，郤克拼命地咬牙坚持，用力挥舞着代表中军指挥的旗帜，和解张所擂响的鼓声相配合，指挥全军向齐军发起猛攻。 虽然郤克、解张、郑丘缓三人配合默契，奋力作战，并以车上的旌旗和军鼓指挥全军向齐军持续进攻，但因为解张此时是单手持辔，无法完全控制战车的行进方向，所以就导致拉车的驷马失去了缰绳的管束，开始肆意狂奔起来，直接带着郤克三人就冲向了齐军的主阵；一时间，郤克有陷入齐军的重围，被齐军围攻后阵亡、或者力竭被俘的危险。 关键时刻，在郤克后方的晋军士卒们看见了主将身先士卒、挥舞着旗帜带头发起对齐军决死冲锋的这么慷慨激昂的一幕（郤克：惭愧惭愧，虽然我是不怕死，但这次真不是主动向齐军主阵发动决死冲锋的）；于是，受到郤克带头冲锋激励的晋军士卒们也纷纷向郤克的座车靠拢，跟着郤克的兵车奋勇冲击齐军的主阵。 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齐军的防线被联军一举突破，并导致全线阵型的崩溃，齐军的兵车四散奔逃，再无法组织起对联军的有效反击。 身处大阵之中的齐顷公眼见联军已经突破了己方的军阵，为了挽回局势，于是急忙驾车亲自前去收拢军队，预备就地反击；可齐军的败局已定，齐顷公再三下达就地抵抗的命令也无济于事，根本制止不住军队溃败；齐顷公只能身不由己地被败军裹挟着向后方仓惶撤退。 当齐顷公随败军退到了华不注山（今济南华山地质公园）附近的时候，恰好迎头遇上了随郤克冲击齐军军阵的晋军司马韩厥。而韩厥率带着部分军队一路追击齐军而来，追到了华不注山后，无意中远远望见前方败退中的齐军兵车上，居然插有代表齐侯国君身份的旗帜；大喜过望之下，韩厥紧追而来，想要在战场上活捉齐侯。 见晋军的追兵已至，而自己身边的护卫兵车寥寥无几，齐顷公大惊失色之下，急忙命车御邴夏驱车逃避，想要摆脱晋军的追赶；但韩厥穷追不舍，一直跟在齐顷公座车后面，双方围绕着华不注山的山脚追逐了三圈；齐顷公惶恐不已，拼命逃窜，但怎么也甩不掉韩厥的奋力追击。 就在昨日开战之前，韩厥曾在梦中梦见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韩子舆前来探望自己，还郑重其事地告诫自己说： “明日开战后，你一定要避开兵车的左右两侧位置，站在中间，以躲避危险境地。” 因此，韩厥在第二天的作战中，将自己原本车左的位置改为亲自居中驾驭战车，与齐军作战。 就在华不注山下的这场激烈的追逐战中，眼见摆脱不了晋军兵车的追击，齐顷公的车御邴夏情急之下对齐顷公说： “君上您赶快下令，命副车上的侍从们用箭去射那个追赶在最前的晋军兵车上中间的人（指韩厥），那是个君子（这里的‘君子’不光是指‘品德高尚的人’，还有‘在作战中地位等级很高的贵族’的意思；邴夏要齐顷公命人用箭去射韩厥，就是想要射中韩厥而使晋军的追兵失去了指挥者，不能继续追击；邴夏和齐顷公此时不知道，这个追击的晋军将领就是晋军的司马韩厥）。” 齐顷公虽然性格轻狂骄横、目中无人，但终归是大国的国君，该有的贵族风度和君子（高级贵族）气度还是有的；于是，齐顷公没有命令护卫的侍从们去射韩厥，还斥责邴夏说： “你明知道追击的晋军将领是君子，还让寡人下令用箭去射他，不是陷寡人于不义么？这也不符作战时的礼仪和道义！” 虽然齐顷公没有命侍从们去射韩厥（追击在最前面的晋军兵车上中间驾车的那个人），但他又不是宋襄公那样的迂腐死脑筋，生死关头选择如何，心中自然有数——寡人只是说不射‘君子’，并没有说不射其他人！ 在齐顷公的示意下，国君副车上的侍从们纷纷向韩厥身边的戎左、戎右发箭；而在齐军的箭矢齐射之下，韩厥兵车上的戎左被射下了车、戎右也中箭身亡，倒在了车厢之内；此时的韩厥独木难支，几乎不能再继续驾车追击逃亡中的齐顷公。 正在此时，跟随着韩厥追击齐顷公、却在追击中因齐军的反击（齐顷公侍从们的猛烈射箭中）而失去了兵车的晋军将领綦毋张，于步行追击中看见韩厥的车上只剩他自己一人驾车（韩厥的戎左、戎右在齐军的反击中已或死或伤，无法配合韩厥进攻），不便继续作战，便主动跑上前向韩厥申请说： “请您允许我搭您的车，协助您一起进攻。” 对綦毋张的申请，韩厥求之不得,便立即让綦毋张上车，作为自己的副手协同作战；不过,韩厥不让綦毋张站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而是用手肘将他推到了自己的身后，负责举旗和引导其他晋军兵车作战（韩厥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在开战之前曾在梦中被父亲警告过，不要在作战中居于战车左右两侧、以免受伤；所以,韩厥才让綦毋张站在了自己的身后，以免中箭伤亡）。 在韩厥及所率晋军的紧追中，齐顷公以邴夏的计策,’偷射’晋军的戎左、戎右,给晋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晋军的追击；边打边逃中，齐顷公几乎摆脱了韩厥的追击，眼看就要脱险。 可就在齐顷公快要逃到华不注山边上的华泉之时，他座车的骖马（驾车时位于两边的马）却因车御邴夏过于焦急的驾车、没有很好的观察地形，无意中被路边的小树枝给挂住了轭带；邴夏几次拼命抽打马匹，而骖马只是原地盘旋发力，摆脱不了树枝的缠绕。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下车推车、让车辆脱困的齐顷公车右逄丑父，因为在前一天行军时被毒蛇咬伤了手臂中了毒，没有力气下车去推动车，所以不能让车辆脱困；一片手忙脚乱中，眼看着齐顷公就要被尾随而至的韩厥给追上、俘获。 就在齐顷公的座车被困于华泉之侧时，韩厥和綦毋张已经驾车火速追到，并率领大批晋军兵车将齐顷公的座车和不多的几辆侍从副车给团团围住；当时，韩厥原先的戎右已经战死，但遗体尚倒伏在车厢之内，没有安置；韩厥不忍心将同袍的遗体给随便推下车去，于是趁着围住齐顷公的时候，暂时停住座车，然后伏下身子将戎右的遗体给摆平整、安放稳当。 趁着韩厥的注意力还在自己的戎右遗体上的好机会，齐顷公的车右逄丑父赶紧在车上和国君更换了位置，自己站到了车子的左边，而让齐顷公站到了右边（逄丑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想在已经被晋军包围的情况下，由自己假冒国君，而使真正的国君——齐顷公可以蒙混过关，趁机逃脱）。 安置好了戎右的遗体后，韩厥继续驾车前来，指挥晋军的士卒们包围了齐顷公的座车。当韩厥看见齐顷公的兵车已经被树枝所挂住、无法挣脱的情况后，他立即下车，一边拿出准备好的缰绳（以便捆住齐顷公座车的马脚，让车辆无法再前行），一边取下自己的玉佩和随身所带的醴酒，在随行晋军士卒们的高度戒备，中走向了齐顷公的座车。 来到齐顷公的座车边后，韩厥先恭恭敬敬地对着他认为的齐侯（其实是逄丑父假扮的）行臣子拜见国君之礼，连续叩拜了两次；随后韩厥再奉上酒、玉佩给齐侯（当时的礼仪规定）；做完这些礼仪动作后，韩厥再客气地对‘齐侯’说： “我们寡君派下臣们前来，是为了鲁、卫两国来求情的，临行之前，寡君还特地交待下臣们说：‘不要深入大国（齐国）的国境’；下臣实在不幸，恰好在这里遇见了您，（因为寡君的命令）不能逃避；而且下臣怕擅自躲避您的话，会因此给两国国君和奋勇作战的将士们都带来耻辱，所以不得已参加了战斗，以至于与您相见；下臣不惠且不才，担任目前的这个（代理的）官职，只是我们晋国缺乏人才罢了。” 见韩厥一本正经地给自己行礼，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一大通场面上的话，逄丑父当即断定这个晋军将领（韩厥）一定不认识齐顷公，这才有了以上的行为；为了让国君（齐顷公）快一点脱身，于是假冒国君的逄丑父摆出了‘诸侯’的架子，不但大模大样地接受了韩厥的参拜，接过了他奉上的酒和玉佩，还故意装作暴躁发怒的样子，呵斥身边的车右（就是齐顷公本人假冒的）赶快下车，去华泉给自己打水来喝。 真正的齐顷公此时早就是胆战心惊的状态，生怕被韩厥看出破绽，认出自己才是齐侯，那可就糟了（被晋军杀害倒是不至于，但肯定会被押送回晋军大营，交给主帅郤克处置；和仇人见面，那不是比死还难堪么）。 正在惶恐不安的齐顷公，突然听见假冒国君的逄丑父大声呵斥指使自己、叫自己去华泉打水来喝，其实是想趁晋军将领（韩厥）分不清真假之机，让自己趁乱逃走的‘呵斥声’后，心中真是惊喜交加又万分感激，在感怀逄丑父忠心的同时也犹豫不决，不知道包围自己的晋军士卒们是否会接受‘齐侯’（就是逄丑父）的要求，让侍从车右（也就是齐顷公自己）离开包围圈，去华泉打水来喝。 在车下的韩厥听见车上的‘齐侯’在‘耍横’，都已经被俘了还骄横不已，要求侍从车右去华泉打水来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由得摇头叹息、鄙夷不已——一国的国君，怎么是这么个缺少礼仪、色厉内荏的样子（齐顷公的性格还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逄丑父演得好，让韩厥更加信以为真）。 但齐顷公到底是‘君’，自己是‘外臣’，他要‘喝水’的要求又不过分，因此韩厥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也就是不干涉‘齐侯’对自己车右的呵斥，让他们自行决定好了）。 眼见晋军将士们并没有出面干涉自己‘取水之计’的意思，假冒齐侯的逄丑父心中狂喜不已，便继续以‘齐侯’的名义呵斥车右（齐顷公），让他赶快下车，去华泉给自己打水来喝。 千钧一发之际，真正的齐顷公来不及表达对逄丑父的感激之情，立刻将计就计，听从‘国君之命’赶快下车，然后乘坐着副车离开，以‘取水’的名义离开了晋军的包围圈。韩厥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逄丑父的机智和忠心，已经陷入绝境的齐顷公得以绝地求生，从韩厥所率晋军的重重包围中成功脱险，避免了被晋军俘获、遭到郤克羞辱的难堪结果。 第11章短命也是第一 皇帝朱高炽病重，快不行了。一个太监奉命离开北京，全速奔赴南京，去把皇太子朱瞻基召回来。 这一天是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 仅仅两天后，朱高炽驾崩了，但离京的太监还要七八天才能到南京。 事态紧急，朝中大臣夏原吉等人决定秘不发丧。 数日后，得到回北京诏令的朱瞻基，已能明显感觉到南京城中流言四起。他的属下劝他，要率护送兵马回北京，以防万一。 26岁的朱瞻基却说不必。他说：“我刚到南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谁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归心，谁敢有贰心？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 然而，能料到和有贰心的人，当时还活在世界上——他是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 所幸朱瞻基行动迅速，朱高煦在山东派人伏击皇太子的计划才宣告落空，史书说，“高煦谋伏兵邀于道，仓促不果”。 六月初三，朱瞻基顺利抵达北京附近的良乡。夏原吉等人这才公开宣布了洪熙皇帝朱高炽的死讯，此时距离朱高炽驾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天。 同一天，朱瞻基进入北京城。 六月十二日，在朱高炽死后整整一个月后，朱瞻基正式登基继位，是为宣德皇帝。 一场皇位继承危机，总算暂时得到了缓解。 宣德皇帝朱瞻基 01 但朝廷内外，熟悉汉王朱高煦为人的人，都知道他绝不会就此罢手，他一定会继续作妖。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性凶悍，善骑射。早年跟着朱棣起兵靖难，屡立战功，几次帮助朱棣转危为安。朱棣也认为，朱高煦“类己”，曾经流露出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向。仗着军功和父皇的宠爱，朱高煦颇为骄恣，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 相比之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痴肥，为人仁厚，并不太受朱棣待见。朱棣传达出来的暧昧态度，助长了朱高煦夺嫡的念头，使他加快了夺嫡的步伐。朝臣们由此分成两派，朱棣也十分矛盾。 有一次，朱棣就接班人问题征求大才子解缙等人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说话，解缙又补充了一句说：“好皇孙。”这句话终于打动了朱棣，因为朱棣一直很喜欢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史书记载，朱瞻基出生时，皮肤燥裂，像条烤鱼一样。尽管长相不讨喜，但祖父朱棣却很喜欢这个黑娃。据说，建文元年（1399年），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恰好做了一个梦，梦到朱元璋把象征皇权的大圭送给了朱棣，并对朱棣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梦醒后，就传来了朱瞻基降生的消息，朱棣若有所悟。可能是这个祥瑞之梦，进一步刺激了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的欲望。 朱瞻基满月时，朱棣第一次见到这个长孙，说这个孙子“英气溢面”，跟我的梦境完全相符。自此，朱瞻基就离开父母，由祖父母抚养，着意栽培。 《大明风华》截屏，靖难之役后，朱棣对朱瞻基如此说 在明成祖朱棣的调教下，朱瞻基能文能武，颇具人君气象。朱瞻基15岁时，朱棣命他对对子，上联曰：“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头，说：“一统江山日月明。”朱棣大喜。这种格局，确实是大明未来帝王的最佳人选。 永乐年间，朱棣多次北征，每次出征，要么令朱瞻基随行，让他历练战争；要么命他留守，培养处理政务的能力。朱棣在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情况下，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一方面表达他对朱瞻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通过皇太孙对在南京监国的太子形成牵制。 不过，朱瞻基自小深知父亲朱高炽处在极度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因而一直极力维护父亲的形象，并不想成为打压自己父亲的一颗棋子。 对于那个野心勃勃想取代太子之位的叔父朱高煦，朱瞻基很早就跟他杠上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朱瞻基的存在，才使得朱高煦离帝国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越来越远。一次，朱棣命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与长孙朱瞻基一同拜谒孝陵。朱高炽因体胖，又是瘸子而失足跌倒，朱高煦随即在他身后挖苦道：“前人失跌，后人知警。”朱瞻基听到后，立即回击：“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回头，看着这个侄子，语塞不敢接茬。 朱棣在位后期，为了防止儿子间流血权斗，对一向骄横的朱高煦进行制裁，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起将他封到山东乐安，并削弱了他的护卫力量。这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驾崩后，朱高炽才能在朝中重臣的辅佐下顺利继位。 朱棣画像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十个月就病重去世，此时大明帝国的局面在虎视眈眈的朱高煦眼里，多么像当年朱棣面对侄子皇帝朱允炆的情况。朱高煦想让靖难之役的历史重演，而他的侄子朱瞻基，也想证明自己不是朱允炆。 在派兵埋伏击杀朱瞻基未果，而朱瞻基顺利登上帝位之后，朱高煦加紧谋划发动属于他的“靖难之役”。由于手中的兵力有限，他甚至砸开州县监狱大门，放出里面的死囚，给这些人优待，训练他们习武打仗。同时，他还招募无赖子弟和社会流氓编入军队。可以说，为了发动夺位战争，无所不用其极。 而朱瞻基则表现得像他死去的父亲一样柔弱，对朱高煦有求必应。朱高煦为了试探新天子的分量，不断提出一些过分要求，没想到朱瞻基均一一予以满足。这让朱高煦更加肆意妄为，以为这个侄子并没有那么聪明和可怕。事实上，朱瞻基按兵不动，是想让朱高煦自我暴露，自我作死，从而争取道义和舆论支持。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按捺不住的朱高煦终于起兵反叛了。 明宣宗朱瞻基本想令武将率兵征讨，但“内阁三杨”之一的杨荣提醒他说，朱高煦已经料到您刚继位，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另一名重臣夏原吉也以靖难之役中南军主帅李景隆最终叛投朱棣的往事，劝告朱瞻基一定要亲征，否则征讨军主帅一旦被朱高煦搞定，就真的要重演靖难故事了。 朱瞻基因此下定决心，御驾亲征，在声势下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之前跟朱高煦一起约定起兵的几路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朱瞻基的军队将乐安围得水泄不通，部将请求攻城，朱瞻基不许，只是在城外放炮秀肌肉，震慑叛军。很快，叛军士气瓦解，朱高煦在强大的压力下出城投降。 朱瞻基兵不血刃，平定了朱高煦之乱，消除了一场潜在的“靖难之役”，巩固了他作为新天子的权威。 朱瞻基不想落得个杀叔父的骂名，最终只是褫夺了朱高煦的爵位。一些野史记载，三年后，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去看看这个跋扈惯了的叔叔现在怎么样了。没想到，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然后仰天哈哈大笑。朱瞻基怒不可遏，当场命护卫用一口重300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煦罩住。但朱高煦力气很大，顶缸而起。朱瞻基遂下令在铜缸周围堆起木柴，点火烤炙，朱高煦被活活烤死。 02 在平定朱高煦之乱后，明朝的藩王纷纷向明宣宗朱瞻基交出兵权。权力巩固了的朱瞻基，才能以其他形象被历史铭记。 朱瞻基统治下的明朝，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仁宣之治”。史书对朱瞻基的评价都很高，可谓好评如潮。比如《明史》，是这样评价他的： （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间很短，还不到十个月，所以通常认为“仁宣之治”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劳。但实际上，朱高炽在几个月之内，已经改变了永乐朝的许多政策导向。要知道，朱棣前半生为了得到皇位而战，后半生则为了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战，所以发起了许多“大制作”，比如迁都北京、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大型舰队下西洋等等。这些政策都具有扩张性帝国的特征，但又极其消耗民力和帝国力量。朱高炽继位后，几乎尽反朱棣的扩张政策，转而从恤民、收缩、守成的角度，去重新调整帝国的统治政策。 对于朱瞻基而言，一方面他的教养和统治能力全部来自于祖父朱棣，另一方面他又在父亲朱高炽的短暂统治后继位，当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到底是继承祖父的扩张路线，还是父亲的收缩路线？ 这个选择，对于明朝帝国的走向至关重要。 朱瞻基在位十年（1425—1435年），恰好处在一个王朝开国的60年至80年之间。史学家分析，历朝历代开国60年至80年之间，都会遭遇一个发展瓶颈，这个瓶颈被命名为王朝中期病。突破这个瓶颈，克服王朝中期病，帝国就能迎来治世，否则则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严重者甚至影响王朝的生死存亡。 任何朝代，扩张-收缩政策应该有一个度。不顾国力，一味扩张，穷兵黩武，或者用大工程压垮民力，结局可能会像秦、隋两朝一样短命。明朝仁、宣两个皇帝，能够把父祖的江山延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掌握了国力承受的这个“度”。 不可否认，朱棣在位期间的扩张国策，具有积极意义，但国力消耗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几大工程并举，使永乐朝后期的大明帝国处于严重的国力超负荷状态。不仅如此，朱棣为政酷虐，曾大肆诛杀建文朝遗臣，后来又借故大肆弑杀太子的官属，使朝中笼罩着一种血腥的恐怖氛围。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间，结束了恐怖政治，代之以仁政统治，稳定并收复了民心，使明朝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家把这一时期比作西汉的文景之治。 朱高炽画像 但是，开拓难，守成也难。朱瞻基最终选择了继承父亲的政治道路，实际上也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因为安南内乱，朱棣命令出兵，用八个月时间占领了安南，随后设立交趾郡，把安南完全纳入明朝版图。但安南并未因此安静，各种抗明复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使明朝在当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朱高炽继位后，开始通过一些柔性的安抚措施，企图缓和安南人的反明情绪，稳定地区秩序。安南起义头领黎利，在与明军的对抗与周旋中逐步坐大。朱瞻基继位后，得知前线明军多次溃败，立即签署了对安南采取强硬措施的诏令。 但，就在签署命令的第二天，朱瞻基秘密召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共商安南局势。在正式谈话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两位，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朱瞻基对二人说，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但是，真这样做了，论者不免谓朕“委弃祖宗之业”。 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止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白费了啊。 夏原吉画像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执行下去，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的沟通、寻求支持后，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为皇后。更何况，现在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事态的发展，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进行解决。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要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是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 但不管怎么说，明朝帝国的敌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继续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远因正在于此。 《大明风华》剧照 03 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朱瞻基的画作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其实，明亡差点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了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制度，却无力阻止这一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就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而盛世的不可持续，也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选择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会等来历史的终极评判。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陈文源：《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暨南史学》第4辑，2005年 朱鸿：《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明清论丛》第1辑，1999年皇帝朱高炽病重，快不行了。一个太监奉命离开北京，全速奔赴南京，去把皇太子朱瞻基召回来。 这一天是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 仅仅两天后，朱高炽驾崩了，但离京的太监还要七八天才能到南京。 事态紧急，朝中大臣夏原吉等人决定秘不发丧。 数日后，得到回北京诏令的朱瞻基，已能明显感觉到南京城中流言四起。他的属下劝他，要率护送兵马回北京，以防万一。 26岁的朱瞻基却说不必。他说：“我刚到南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谁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归心，谁敢有贰心？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 然而，能料到和有贰心的人，当时还活在世界上——他是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 所幸朱瞻基行动迅速，朱高煦在山东派人伏击皇太子的计划才宣告落空，史书说，“高煦谋伏兵邀于道，仓促不果”。 六月初三，朱瞻基顺利抵达北京附近的良乡。夏原吉等人这才公开宣布了洪熙皇帝朱高炽的死讯，此时距离朱高炽驾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天。 同一天，朱瞻基进入北京城。 六月十二日，在朱高炽死后整整一个月后，朱瞻基正式登基继位，是为宣德皇帝。 一场皇位继承危机，总算暂时得到了缓解。 宣德皇帝朱瞻基 01 但朝廷内外，熟悉汉王朱高煦为人的人，都知道他绝不会就此罢手，他一定会继续作妖。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性凶悍，善骑射。早年跟着朱棣起兵靖难，屡立战功，几次帮助朱棣转危为安。朱棣也认为，朱高煦“类己”，曾经流露出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向。仗着军功和父皇的宠爱，朱高煦颇为骄恣，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 相比之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痴肥，为人仁厚，并不太受朱棣待见。朱棣传达出来的暧昧态度，助长了朱高煦夺嫡的念头，使他加快了夺嫡的步伐。朝臣们由此分成两派，朱棣也十分矛盾。 有一次，朱棣就接班人问题征求大才子解缙等人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说话，解缙又补充了一句说：“好皇孙。”这句话终于打动了朱棣，因为朱棣一直很喜欢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史书记载，朱瞻基出生时，皮肤燥裂，像条烤鱼一样。尽管长相不讨喜，但祖父朱棣却很喜欢这个黑娃。据说，建文元年（1399年），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恰好做了一个梦，梦到朱元璋把象征皇权的大圭送给了朱棣，并对朱棣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梦醒后，就传来了朱瞻基降生的消息，朱棣若有所悟。可能是这个祥瑞之梦，进一步刺激了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的欲望。 朱瞻基满月时，朱棣第一次见到这个长孙，说这个孙子“英气溢面”，跟我的梦境完全相符。自此，朱瞻基就离开父母，由祖父母抚养，着意栽培。 《大明风华》截屏，靖难之役后，朱棣对朱瞻基如此说 在明成祖朱棣的调教下，朱瞻基能文能武，颇具人君气象。朱瞻基15岁时，朱棣命他对对子，上联曰：“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头，说：“一统江山日月明。”朱棣大喜。这种格局，确实是大明未来帝王的最佳人选。 永乐年间，朱棣多次北征，每次出征，要么令朱瞻基随行，让他历练战争；要么命他留守，培养处理政务的能力。朱棣在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情况下，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一方面表达他对朱瞻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通过皇太孙对在南京监国的太子形成牵制。 不过，朱瞻基自小深知父亲朱高炽处在极度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因而一直极力维护父亲的形象，并不想成为打压自己父亲的一颗棋子。 对于那个野心勃勃想取代太子之位的叔父朱高煦，朱瞻基很早就跟他杠上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朱瞻基的存在，才使得朱高煦离帝国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越来越远。一次，朱棣命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与长孙朱瞻基一同拜谒孝陵。朱高炽因体胖，又是瘸子而失足跌倒，朱高煦随即在他身后挖苦道：“前人失跌，后人知警。”朱瞻基听到后，立即回击：“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回头，看着这个侄子，语塞不敢接茬。 朱棣在位后期，为了防止儿子间流血权斗，对一向骄横的朱高煦进行制裁，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起将他封到山东乐安，并削弱了他的护卫力量。这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驾崩后，朱高炽才能在朝中重臣的辅佐下顺利继位。 朱棣画像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十个月就病重去世，此时大明帝国的局面在虎视眈眈的朱高煦眼里，多么像当年朱棣面对侄子皇帝朱允炆的情况。朱高煦想让靖难之役的历史重演，而他的侄子朱瞻基，也想证明自己不是朱允炆。 在派兵埋伏击杀朱瞻基未果，而朱瞻基顺利登上帝位之后，朱高煦加紧谋划发动属于他的“靖难之役”。由于手中的兵力有限，他甚至砸开州县监狱大门，放出里面的死囚，给这些人优待，训练他们习武打仗。同时，他还招募无赖子弟和社会流氓编入军队。可以说，为了发动夺位战争，无所不用其极。 而朱瞻基则表现得像他死去的父亲一样柔弱，对朱高煦有求必应。朱高煦为了试探新天子的分量，不断提出一些过分要求，没想到朱瞻基均一一予以满足。这让朱高煦更加肆意妄为，以为这个侄子并没有那么聪明和可怕。事实上，朱瞻基按兵不动，是想让朱高煦自我暴露，自我作死，从而争取道义和舆论支持。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按捺不住的朱高煦终于起兵反叛了。 明宣宗朱瞻基本想令武将率兵征讨，但“内阁三杨”之一的杨荣提醒他说，朱高煦已经料到您刚继位，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另一名重臣夏原吉也以靖难之役中南军主帅李景隆最终叛投朱棣的往事，劝告朱瞻基一定要亲征，否则征讨军主帅一旦被朱高煦搞定，就真的要重演靖难故事了。 朱瞻基因此下定决心，御驾亲征，在声势下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之前跟朱高煦一起约定起兵的几路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朱瞻基的军队将乐安围得水泄不通，部将请求攻城，朱瞻基不许，只是在城外放炮秀肌肉，震慑叛军。很快，叛军士气瓦解，朱高煦在强大的压力下出城投降。 朱瞻基兵不血刃，平定了朱高煦之乱，消除了一场潜在的“靖难之役”，巩固了他作为新天子的权威。 朱瞻基不想落得个杀叔父的骂名，最终只是褫夺了朱高煦的爵位。一些野史记载，三年后，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去看看这个跋扈惯了的叔叔现在怎么样了。没想到，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然后仰天哈哈大笑。朱瞻基怒不可遏，当场命护卫用一口重300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煦罩住。但朱高煦力气很大，顶缸而起。朱瞻基遂下令在铜缸周围堆起木柴，点火烤炙，朱高煦被活活烤死。 02 在平定朱高煦之乱后，明朝的藩王纷纷向明宣宗朱瞻基交出兵权。权力巩固了的朱瞻基，才能以其他形象被历史铭记。 朱瞻基统治下的明朝，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仁宣之治”。史书对朱瞻基的评价都很高，可谓好评如潮。比如《明史》，是这样评价他的： （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间很短，还不到十个月，所以通常认为“仁宣之治”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劳。但实际上，朱高炽在几个月之内，已经改变了永乐朝的许多政策导向。要知道，朱棣前半生为了得到皇位而战，后半生则为了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战，所以发起了许多“大制作”，比如迁都北京、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大型舰队下西洋等等。这些政策都具有扩张性帝国的特征，但又极其消耗民力和帝国力量。朱高炽继位后，几乎尽反朱棣的扩张政策，转而从恤民、收缩、守成的角度，去重新调整帝国的统治政策。 对于朱瞻基而言，一方面他的教养和统治能力全部来自于祖父朱棣，另一方面他又在父亲朱高炽的短暂统治后继位，当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到底是继承祖父的扩张路线，还是父亲的收缩路线？ 这个选择，对于明朝帝国的走向至关重要。 朱瞻基在位十年（1425—1435年），恰好处在一个王朝开国的60年至80年之间。史学家分析，历朝历代开国60年至80年之间，都会遭遇一个发展瓶颈，这个瓶颈被命名为王朝中期病。突破这个瓶颈，克服王朝中期病，帝国就能迎来治世，否则则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严重者甚至影响王朝的生死存亡。 任何朝代，扩张-收缩政策应该有一个度。不顾国力，一味扩张，穷兵黩武，或者用大工程压垮民力，结局可能会像秦、隋两朝一样短命。明朝仁、宣两个皇帝，能够把父祖的江山延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掌握了国力承受的这个“度”。 不可否认，朱棣在位期间的扩张国策，具有积极意义，但国力消耗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几大工程并举，使永乐朝后期的大明帝国处于严重的国力超负荷状态。不仅如此，朱棣为政酷虐，曾大肆诛杀建文朝遗臣，后来又借故大肆弑杀太子的官属，使朝中笼罩着一种血腥的恐怖氛围。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间，结束了恐怖政治，代之以仁政统治，稳定并收复了民心，使明朝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家把这一时期比作西汉的文景之治。 朱高炽画像 但是，开拓难，守成也难。朱瞻基最终选择了继承父亲的政治道路，实际上也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因为安南内乱，朱棣命令出兵，用八个月时间占领了安南，随后设立交趾郡，把安南完全纳入明朝版图。但安南并未因此安静，各种抗明复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使明朝在当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朱高炽继位后，开始通过一些柔性的安抚措施，企图缓和安南人的反明情绪，稳定地区秩序。安南起义头领黎利，在与明军的对抗与周旋中逐步坐大。朱瞻基继位后，得知前线明军多次溃败，立即签署了对安南采取强硬措施的诏令。 但，就在签署命令的第二天，朱瞻基秘密召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共商安南局势。在正式谈话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两位，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朱瞻基对二人说，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但是，真这样做了，论者不免谓朕“委弃祖宗之业”。 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止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白费了啊。 夏原吉画像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执行下去，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的沟通、寻求支持后，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为皇后。更何况，现在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事态的发展，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进行解决。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要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是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 但不管怎么说，明朝帝国的敌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继续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远因正在于此。 《大明风华》剧照 03 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朱瞻基的画作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其实，明亡差点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了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制度，却无力阻止这一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就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而盛世的不可持续，也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选择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会等来历史的终极评判。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陈文源：《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暨南史学》第4辑，2005年 朱鸿：《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明清论丛》第1辑，1999年 第12章南明势力 盘踞滇黔的大西军孙可望迎接兵败逃亡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到贵州安龙后，受封秦王，双方正式形成“联明抗清”的一致路线后，大西军自此改称为明军。 清廷派遣定南王孔有得和吴三桂分两路大军从东、北两方向进攻，三大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果断谋定，带领着滇黔众多少数民族组建起来的明军积极出击。 象兵助力明军收复失地 公元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带领“驾前军”坐镇滇黔，刘文秀的部队北进，八月九日围困吴三桂，清军死战突围逃往绵州，此战斩杀清军万人，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 此时清廷在四川的地盘只有保宁一座孤城。奏捷，文秀晋封为南康王。 李定国亲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向东面出征，明军驱赶傣家土司训练好的威猛战象向前冲锋，瞬间把孔有得的那支自北打到南屡战屡胜的骑兵部队冲垮，明军紧跟战象之后一路推进，取得桂林大捷。 清廷朝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因而得到广泛的兵员补充。 七月初四，清廷册封为定南王的孔有得被明军破城，他亲自把爱妻们杀掉，最后自焚而死，仅有一个女儿得以逃脱。 孔有得画像 十月，刘文秀部队继续进攻保宁（今四川阆中），因其轻敌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牺牲。 这场战役里，刘文秀的战象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清军用来对付大象的是大口径大炮，称之为牛耳大炮。大象在非常大的炮声之下，极其惊慌，就开始不听指挥了，一阵乱跑。 最终，刘文秀骑着最后一头战象，渡过了嘉陵江仓皇逃跑。这也是大象作为战象部队在四川这块土地上最后一次出现。 此役之后，孙可望借此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大西军人心涣散。 李定国继续东征、北伐，利用残余的二十多头战象继续冲锋，在大象身上绑很重的树桩，利用大象的冲力，去撞击城门。 许多还在抵抗的明廷将领纷纷归附李定国，一路打到了湖南、广东北部和赣西，并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收复两个州，十六个郡，大致有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手里，清廷大为震惊。 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任定远大将军，他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之孙，奉命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 二十四日，敬谨亲王尼堪遭到李定国部伏击战死，十数万清军被击败，这也是清朝对明朝（包括南明）的战争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因为局势突然的逆转，清廷高层甚至有人还提出，放弃西南各省与李定国平分天下，摆兵言和。 而正因为李定国和刘文秀两王获得重大军事胜利，引起了秦王孙可望的担忧和猜忌。 三大王离心离得 被裁撤爵位并拆散部队的刘文秀回昆明开始了摆烂生活，闲暇时间读书教子，还到大理鸡足山，与僧人论佛，并请他们下山为百姓讲佛。 期间他还让李定国下了宽免鸡足山佛寺的赋税和保护鸡足山佛寺的谕令。 公元1653年，正月，孙可望怕在外的李定国日后拥兵自重，起了杀心，亲率驾前军东进湖南沅州，三天之内来信七封催促屯兵宝庆，准备渡湘江奇袭清军的李定国前往会面议事。 湘江 李定国无奈，放弃奇袭计划，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李定国，说孙可望想杀他，李定国对孙可望失望至极，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迫不得已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错失了在湖南击败清军的战机。 二月，孙可望得知李定国南下，派遣驾前军一路南下追杀李定国部队，与得知消息的清军在宝庆相遇，被清兵杀得大败，孙可望急忙逃往峒江，湖南多地郡县被清军占领，民死者将百万，李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 清平南王尚可喜趁势也派舟师夺取了广西的梧州和桂林。 李定国和众明军将士取得的大好局面，被孙可望破坏殆尽，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 李定国转战两广 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 三月二十六日，明军围攻广东肇庆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击退明军，洪承畴闻李定国战败，曾派人招降，定国置之不理。 六月，李定国深感局势逆转，力不从心，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联军失败。 郑成功石像 七月，刘文秀不得已接收孙可望大招讨大将军之职，重新获得武装。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东征抵御清军。 七月十三日，李定国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还有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派遣冯双礼偷袭柳州。 八月，冯双礼中埋伏战败，投顺李定国。 十八先生之狱 孙可望欲自立，被孙可望挟持的永历帝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 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要前往救驾。此时宦官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 孙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以下十七朝臣，共十八人。随后派遣关有才率刘靖国，刘启明“十三营”数万人，重兵防备李定国返滇。 十八先生墓 恢复两粤，化为泡影 公元1654年初，南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江苏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形势再次逆转。 三月，李定国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克广西、广东数郡县。 五月，李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 六月，李定国再攻梧州，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准备联合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最后复明。 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因此没有及时的支援李定国军队 十月十四日，李定国围攻新会，中清军粮尽的谎言，陷入不利的境地。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 十二月，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还有尚可喜和耿继茂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李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明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明军撤出新会，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连夜退走南宁。 十二月，郑成功与清廷议和失败，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 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迎驾入昆明 公元1655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 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 1656年，正月，李定国火速赴田州，定国士兵衣甲写“捷取”二字，镇守将领关有才以为是清军来了不能敌，遂逃跑。 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将领白文选把永历帝从安龙迁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 安龙皇宫 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于永历帝相见，君臣相抱持痛哭，李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给南明朝廷大臣，大臣们都说道李定国是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李定国护卫永历帝到达云南曲靖，刘文秀说服王尚礼等人迎接永历帝，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部，在归化寺拜见永历帝，大哭，二人共同迎驾入昆明，朱由榔居住在孙可望的秦王宫。因护驾有功，李定国晋封晋王，刘文秀晋封蜀王。 孙可望降清 九月，孙可望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部队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 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 一时间，孙可望帐下诸将皆倒戈李定国，各营将士都大喊“迎晋王”。 孙可望大惊，落荒而逃，残余溃卒被白文选、刘文秀追击，李定国还师昆明，内战平息。 孙可望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最终携妻子财宝向清廷将领洪承畴投降。 洪承畴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出了西南地区的地图，并且告诉了明军的具体情况，使清军摸清了底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南明永历政权的围剿也将来临。盘踞滇黔的大西军孙可望迎接兵败逃亡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到贵州安龙后，受封秦王，双方正式形成“联明抗清”的一致路线后，大西军自此改称为明军。 清廷派遣定南王孔有得和吴三桂分两路大军从东、北两方向进攻，三大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果断谋定，带领着滇黔众多少数民族组建起来的明军积极出击。 象兵助力明军收复失地 公元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带领“驾前军”坐镇滇黔，刘文秀的部队北进，八月九日围困吴三桂，清军死战突围逃往绵州，此战斩杀清军万人，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 此时清廷在四川的地盘只有保宁一座孤城。奏捷，文秀晋封为南康王。 李定国亲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向东面出征，明军驱赶傣家土司训练好的威猛战象向前冲锋，瞬间把孔有得的那支自北打到南屡战屡胜的骑兵部队冲垮，明军紧跟战象之后一路推进，取得桂林大捷。 清廷朝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因而得到广泛的兵员补充。 七月初四，清廷册封为定南王的孔有得被明军破城，他亲自把爱妻们杀掉，最后自焚而死，仅有一个女儿得以逃脱。 孔有得画像 十月，刘文秀部队继续进攻保宁（今四川阆中），因其轻敌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牺牲。 这场战役里，刘文秀的战象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清军用来对付大象的是大口径大炮，称之为牛耳大炮。大象在非常大的炮声之下，极其惊慌，就开始不听指挥了，一阵乱跑。 最终，刘文秀骑着最后一头战象，渡过了嘉陵江仓皇逃跑。这也是大象作为战象部队在四川这块土地上最后一次出现。 此役之后，孙可望借此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大西军人心涣散。 李定国继续东征、北伐，利用残余的二十多头战象继续冲锋，在大象身上绑很重的树桩，利用大象的冲力，去撞击城门。 许多还在抵抗的明廷将领纷纷归附李定国，一路打到了湖南、广东北部和赣西，并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收复两个州，十六个郡，大致有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手里，清廷大为震惊。 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任定远大将军，他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之孙，奉命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 二十四日，敬谨亲王尼堪遭到李定国部伏击战死，十数万清军被击败，这也是清朝对明朝（包括南明）的战争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因为局势突然的逆转，清廷高层甚至有人还提出，放弃西南各省与李定国平分天下，摆兵言和。 而正因为李定国和刘文秀两王获得重大军事胜利，引起了秦王孙可望的担忧和猜忌。 三大王离心离得 被裁撤爵位并拆散部队的刘文秀回昆明开始了摆烂生活，闲暇时间读书教子，还到大理鸡足山，与僧人论佛，并请他们下山为百姓讲佛。 期间他还让李定国下了宽免鸡足山佛寺的赋税和保护鸡足山佛寺的谕令。 公元1653年，正月，孙可望怕在外的李定国日后拥兵自重，起了杀心，亲率驾前军东进湖南沅州，三天之内来信七封催促屯兵宝庆，准备渡湘江奇袭清军的李定国前往会面议事。 湘江 李定国无奈，放弃奇袭计划，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李定国，说孙可望想杀他，李定国对孙可望失望至极，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迫不得已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错失了在湖南击败清军的战机。 二月，孙可望得知李定国南下，派遣驾前军一路南下追杀李定国部队，与得知消息的清军在宝庆相遇，被清兵杀得大败，孙可望急忙逃往峒江，湖南多地郡县被清军占领，民死者将百万，李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 清平南王尚可喜趁势也派舟师夺取了广西的梧州和桂林。 李定国和众明军将士取得的大好局面，被孙可望破坏殆尽，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 李定国转战两广 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 三月二十六日，明军围攻广东肇庆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击退明军，洪承畴闻李定国战败，曾派人招降，定国置之不理。 六月，李定国深感局势逆转，力不从心，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联军失败。 郑成功石像 七月，刘文秀不得已接收孙可望大招讨大将军之职，重新获得武装。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东征抵御清军。 七月十三日，李定国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还有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派遣冯双礼偷袭柳州。 八月，冯双礼中埋伏战败，投顺李定国。 十八先生之狱 孙可望欲自立，被孙可望挟持的永历帝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 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要前往救驾。此时宦官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 孙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以下十七朝臣，共十八人。随后派遣关有才率刘靖国，刘启明“十三营”数万人，重兵防备李定国返滇。 十八先生墓 恢复两粤，化为泡影 公元1654年初，南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江苏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形势再次逆转。 三月，李定国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克广西、广东数郡县。 五月，李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 六月，李定国再攻梧州，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准备联合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最后复明。 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因此没有及时的支援李定国军队 十月十四日，李定国围攻新会，中清军粮尽的谎言，陷入不利的境地。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 十二月，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还有尚可喜和耿继茂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李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明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明军撤出新会，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连夜退走南宁。 十二月，郑成功与清廷议和失败，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 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迎驾入昆明 公元1655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 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 ，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 1656年，正月，李定国火速赴田州，定国士兵衣甲写“捷取”二字，镇守将领关有才以为是清军来了不能敌，遂逃跑。 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将领白文选把永历帝从安龙迁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 安龙皇宫 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于永历帝相见，君臣相抱持痛哭，李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给南明朝廷大臣，大臣们都说道李定国是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李定国护卫永历帝到达云南曲靖，刘文秀说服王尚礼等人迎接永历帝，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部，在归化寺拜见永历帝，大哭，二人共同迎驾入昆明，朱由榔居住在孙可望的秦王宫。因护驾有功，李定国晋封晋王，刘文秀晋封蜀王。 孙可望降清 九月，孙可望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部队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 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 一时间，孙可望帐下诸将皆倒戈李定国，各营将士都大喊“迎晋王”。 孙可望大惊，落荒而逃，残余溃卒被白文选、刘文秀追击，李定国还师昆明，内战平息。 孙可望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最终携妻子财宝向清廷将领洪承畴投降。 洪承畴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出了西南地区的地图，并且告诉了明军的具体情况，使清军摸清了底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南明永历政权的围剿也将来临。 第13章东晋 383年（东晋太元八年、前秦建元十九年），前秦出兵伐东晋，战于淝水（今安徽淮南寿县）。前秦军号称八十余万大军，投鞭断流；东晋七万余精锐，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结果前秦苻坚军大败，败退途中还风声鹤唳，至洛阳时仅剩十余万人马。 曹操有赤壁之败，随后魏国依然是三国中最强的，赤壁之战后，曹操也多次出兵南征刘备和孙权。淝水之战后，苻坚为何不效仿曹操，再次南征呢？ 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各族，纷纷趁机独立，北方再次陷入混战的状态。 【陇西】 淝水之战时，苻坚令南单于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淝水之战兵败的消息传到陇西，乞伏国仁的叔父乞伏步颓立刻拥兵自立。 在苻坚看来，乞伏步颓主要是想夺取乞伏部的首领之位，是乞伏部家族内部之争，并非反前秦。苻坚令乞伏部率军回师讨伐，想不到乞伏步颓率军迎接侄子，乞伏国仁趁机兼并陇西其他部族，有十多万人马。 两年后，乞伏国仁在陇西称大单于，建都勇士川（今甘肃榆中）。苻坚忍气吞声，封其为苑川王。苻坚为何忍气吞声呢，往下看。 【河北】 383年，丁零人翟斌在洛阳新安一带起兵自立，前秦邺城的长乐公苻丕，是苻坚的庶长子，他令慕容垂、苻飞龙领兵前去征讨翟斌，途中慕容垂袭杀苻飞龙，与前秦决裂。 384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一年后慕容垂取邺城，占据河北。 【关中】 384年，前秦北地长史慕容泓（前燕帝慕容的弟弟），听到叔父慕容垂攻邺的消息，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东南）自称大将军、济北王。这年慕容被杀，其弟慕容冲即位。 苻坚令雍州牧苻叡、姚苌出兵讨伐慕容冲，结果前秦兵败，苻叡被杀。姚苌派长史赵都和参军姜协向苻坚谢罪，都被愤怒的苻坚杀死，惊惧的姚苌逃到渭北的牧马场。姚苌据北地、新平、安定，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都北地（今陕西耀县东南），羌胡十余万人归附。 姚苌是羌族酋长姚弋仲第二十四子，357年，其兄姚襄谋取关中，在三原（今陕西三原）与前秦将领苻黄眉、邓羌交战，战死。姚苌率姚襄余众尽降前秦，同年苻坚推翻苻生，自任天王，以姚苌为扬武将军。 淝水之战时，苻坚拜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二州诸军事，令其率军从蜀地进攻东晋。苻坚就是以龙骧将军成就大业的，将这个名号赐给姚苌，又令其独领一军，足见信任。 385年，济北王慕容冲率军进攻长安，苻坚留太子苻宏守长安，率数百骑出逃五将山。慕容冲在阿房（今陕西西安西）称帝，进驻长安，国号燕，史称西燕。 姚苌的将领吴忠生擒苻坚，姚苌索要传国玉玺不得，杀苻坚于新平（今陕西咸阳彬州）。 苻坚的族孙苻登逃到河州牧毛兴驻守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关陇地区的氐人拥立其为帝，前秦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攻击后秦。 【后秦与后燕】 386年，姚苌迁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394年，后燕军攻克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 北方地区群雄割据，此时实力最强的是后秦和后燕。从淝水之战到苻坚被杀，短短两年，乞伏国仁起兵陇西，丁零翟斌起兵河南，鲜卑慕容垂起兵河北，鲜卑慕容泓起兵关中华阴，羌人姚苌起兵渭北。苻坚不是神，无法力挽狂澜，要不淝水之战也不会战败，更不用提再次南征东晋了。383年（东晋太元八年、前秦建元十九年），前秦出兵伐东晋，战于淝水（今安徽淮南寿县）。前秦军号称八十余万大军，投鞭断流；东晋七万余精锐，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结果前秦苻坚军大败，败退途中还风声鹤唳，至洛阳时仅剩十余万人马。 曹操有赤壁之败，随后魏国依然是三国中最强的，赤壁之战后，曹操也多次出兵南征刘备和孙权。淝水之战后，苻坚为何不效仿曹操，再次南征呢？ 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各族，纷纷趁机独立，北方再次陷入混战的状态。 【陇西】 淝水之战时，苻坚令南单于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淝水之战兵败的消息传到陇西，乞伏国仁的叔父乞伏步颓立刻拥兵自立。 在苻坚看来，乞伏步颓主要是想夺取乞伏部的首领之位，是乞伏部家族内部之争，并非反前秦。苻坚令乞伏部率军回师讨伐，想不到乞伏步颓率军迎接侄子，乞伏国仁趁机兼并陇西其他部族，有十多万人马。 两年后，乞伏国仁在陇西称大单于，建都勇士川（今甘肃榆中）。苻坚忍气吞声，封其为苑川王。苻坚为何忍气吞声呢，往下看。 【河北】 383年，丁零人翟斌在洛阳新安一带起兵自立，前秦邺城的长乐公苻丕，是苻坚的庶长子，他令慕容垂、苻飞龙领兵前去征讨翟斌，途中慕容垂袭杀苻飞龙，与前秦决裂。 384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一年后慕容垂取邺城，占据河北。 【关中】 384年，前秦北地长史慕容泓（前燕帝慕容的弟弟），听到叔父慕容垂攻邺的消息，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东南）自称大将军、济北王。这年慕容被杀，其弟慕容冲即位。 苻坚令雍州牧苻叡、姚苌出兵讨伐慕容冲，结果前秦兵败，苻叡被杀。姚苌派长史赵都和参军姜协向苻坚谢罪，都被愤怒的苻坚杀死，惊惧的姚苌逃到渭北的牧马场。姚苌据北地、新平、安定，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都北地（今陕西耀县东南），羌胡十余万人归附。 姚苌是羌族酋长姚弋仲第二十四子，357年，其兄姚襄谋取关中，在三原（今陕西三原）与前秦将领苻黄眉、邓羌交战，战死。姚苌率姚襄余众尽降前秦，同年苻坚推翻苻生，自任天王，以姚苌为扬武将军。 淝水之战时，苻坚拜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二州诸军事，令其率军从蜀地进攻东晋。苻坚就是以龙骧将军成就大业的，将这个名号赐给姚苌，又令其独领一军，足见信任。 385年，济北王慕容冲率军进攻长安，苻坚留太子苻宏守长安，率数百骑出逃五将山。慕容冲在阿房（今陕西西安西）称帝，进驻长安，国号燕，史称西燕。 姚苌的将领吴忠生擒苻坚，姚苌索要传国玉玺不得，杀苻坚于新平（今陕西咸阳彬州）。 苻坚的族孙苻登逃到河州牧毛兴驻守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关陇地区的氐人拥立其为帝，前秦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攻击后秦。 【后秦与后燕】 386年，姚苌迁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394年，后燕军攻克长子，杀慕容永，西燕亡。 北方地区群雄割据，此时实力最强的是后秦和后燕。从淝水之战到苻坚被杀，短短两年，乞伏国仁起兵陇西，丁零翟斌起兵河南，鲜卑慕容垂起兵河北，鲜卑慕容泓起兵关中华阴，羌人姚苌起兵渭北。苻坚不是神，无法力挽狂澜，要不淝水之战也不会战败，更不用提再次南征东晋了。 第14章盟友之人 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的年底，因为晋景公扣押了前往新田朝见自己的郑国国君郑成公，又不听解释、杀了郑国派来的‘请和使者’伯蠲，所以已经和郑国有了私下‘互通往来约定’的楚国立即做出了反应——不能对此事坐视不管，要出兵向晋国示威，警告晋国不得肆意行事。 当然，楚军出兵的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和晋国干一架，那样事情就闹大了；楚共王的意思，是让楚国命令尹子重率军出征，去攻打晋国的盟友陈国、莒国，以此来警告和威胁晋国，迫使晋景公释放被扣押的郑成公；至于楚军的出战有没有实际效果，晋国会不会释放郑成公，那楚共王可就管不着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好以这个借口继续出兵北上‘争霸’。 就在楚军北上伐陈、莒两国，向晋国示威的同时，晋景公在视察国都的储有军需物资的官仓（军府）时，无意之中与两年之前（周简王二年，即前584年）在楚、郑‘汜地之战’中被郑军所俘获、后来又被郑国转交给晋国关押的楚国将领、‘郧公’钟仪偶然相遇，并由此引出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在与身为‘晋囚’的钟仪的交谈中，晋景公对他的风度和学识很钦佩，又赞赏钟仪的‘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态度，谈话的过程很是愉快；当时，晋景公已经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暂时中止‘争霸战争’，于是就准备释放钟仪，让他作为使者，回国去和楚共王汇报此事。 于是，在和钟仪结束了谈话之后，晋景公在命人重新安排钟仪的居所、饮食待遇，不将其视为囚徒看待后，又马上召见了上军将士燮，把自己和钟仪的对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士燮，想听听士燮对此事的看法。 了解到国君和钟仪的谈话内容后，士燮也很赞扬钟仪的风度学识，认为他是一个有品德、忠君爱国的君子；之后士燮还主动迎合晋景公的想法，劝国君将钟仪释放回国，用他来作为两国之间的‘和谈联系’使者，以促成晋、楚两国之间的缓和关系，重新开展晋楚之间的正常交往。 晋景公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在士燮再次做出‘与楚和议’的建议后，晋景公便在不久后释放了钟仪，请他作为‘和谈使者’返回楚国，充当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和议沟通人。 钟仪从晋国返回楚国之后，就立即向楚共王奏报了晋景公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两国就此休兵、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楚共王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委派楚太宰子商（公子辰）作为使者前往晋国，参见晋景公并商议具体的‘休兵讲和’计划。 但晋楚即将和谈的时候，楚军主力还在令尹子重的带领下，远在北方进行作战；因为当时的条件落后，信息的传递速度也过于缓慢，因此当钟仪被晋景公释放回国、向楚共王汇报晋国有意进行和议、而楚共王也响应晋景公的提议、派出太宰子商出使晋国时，率军出征讨伐陈、莒两国的楚令尹子重并没有及时收到‘楚、晋即将和议’的消息，还在按原计划攻伐陈国。 但楚军的伐陈之役进展缓慢，很久都没能取得实际战果；为了尽快落实此次出征的既定目标，子重自行改变了楚军进攻的方向，从陈国撤军，转道向莒国发起了进攻，首攻渠丘城（山东日照莒县）。 直到楚军气势汹汹地杀来之时，毫无防备的莒国国君莒渠丘公这才想起来一年多前，晋国大夫巫臣（楚国叛臣、此时已经带着老婆夏姬改投了晋国）路过莒国时，曾对自己说过的“城防太破，需要修缮”的好心建议了。 可当时的莒渠丘公，非但对巫臣的好心建议不予重视，还满不在乎地反驳巫臣说——自己的国家地处偏僻的蛮夷之地，没有谁会把莒国作为觊觎和攻击的目标，您太过虑了；可此时，远道而来的楚军却偏偏杀到了莒国这个‘偏僻蛮荒之地’，兵临渠丘城下；面对如此危急糟糕的局面，莒渠丘公悔之晚矣！ 因为莒国长期疏于防备、且城池都是破旧不堪，所以莒渠丘公目前所居住的渠丘城被远道而来的楚军一战而攻破，莒渠丘公只得狼狈地逃往莒国国都莒城（也在莒县境内）避难。 可楚军在攻打渠丘城时，也遭遇了不小的损失——不但攻城的士卒多有伤亡，就连楚军前锋将领公子平也因为轻敌冒进、一时不慎，在攻城时被守城的莒军所俘获；后来，莒渠丘公撤离渠丘城时，被俘的公子平也被一并带往莒城关押。 此后，楚军主帅子重率军继续追击，赶到了莒城之外；因为担心公子平的安危，子重便特地派使者进入了莒城，给莒渠丘公送信说： “请您不要杀死公子平，我愿意归还在渠丘俘获的莒人，以此作为交换。” 但还在被楚军追杀的莒渠丘公，此时的脑子恐怕进了水，不知为何偏偏不听子重的建议，还赌气将公子平给公开处死了；这一下，颜面尽失的子重被彻底激怒了，大怒之下率军对莒城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 莒城和渠丘城一样，城墙也是破旧不堪、防备工事极不齐整，因此城中的莒军抵挡不住楚军的猛攻，不久之后莒城也宣告陷落；莒渠丘公在无奈之下，只好又率残部逃离了莒城，躲到郓城（山东菏泽恽城县），以避开楚军的继续追击。 莒渠丘公从莒城逃跑之后，愤怒的子重依旧不肯罢休，继续率军尾随追击，一直追到了郓城；然后，子重又马不停蹄地发起了攻城；郓城和渠丘、莒城一样，也是城池不修、工事不备，所以毫无例外地被楚军给顺利攻克；就这样，仅仅十二天之内，莒国的三座最重要的城池都被远道而来的楚军所攻克。 郓城失陷之后，倒霉的莒渠丘公只得再次弃城逃亡；不过，这时候的莒国已经没有值得坚守的城邑了（莒国也只有郓城、渠丘、莒城这三座称得上‘城’的城邑，其他的大都是‘土围子’一类的简易居民点）。 因此，失去了所有倚仗的莒渠丘公，只能带着寥寥无几的随从，在漫无目的的野外四处流浪，处境狼狈落魄得很（也不知这时候的莒渠丘公，会不会想起当年巫臣过莒时，对他的建议和忠告。） 对此次楚军伐莒之经过，左丘明在《左传.成公九年》一篇中，发表了饱含深意的评价——“只有简陋的城防却不设防备，这是罪中的大罪；提高警惕防备意外，这是善中的大善。莒国就是因为依仗它简陋的城防而不修缮城郭，这才导致在十二天内就被楚军攻克了三个城邑，这都是由于没有做好防备的缘故！ 《诗经》中说‘虽然有了丝、麻这样的好原料，也不要丢掉菅蒯这样的杂草（这些材料都可以编织鞋履）；虽然有了姬、姜两姓的绝色美人，也不要放弃容颜平常的女子；即使是品德高尚、见识过人的君子，也有缺此少彼的时候。’这说的就是充足的防备永远不能停止。” 《左传.成公九年》——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两千年前先贤们的见识，不是后人所能轻易超越和臧否的，在此谨记谨记！ 后续故事——虽然子重率军顺利地夺取了莒国三城，还赶走了脑袋进水的莒渠丘公，莒国的宗庙社稷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被楚军给灭了，莒国实际上已经亡国。 但莒国的位置，距离楚国本土实在是太远了，楚人要想长久地掌握距离这么远的土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楚军灭莒、占据此地之后，非常容易遭到临近的诸侯大国——齐国、鲁国的忌惮和反对，甚至会直接出兵干预；那样的话，楚军灭莒可就得不偿失了。 并且，就在子重攻伐莒国、赶走了莒渠丘公的同时，在晋国当了两囚徒的钟仪已经被晋景公释放、返回了楚国，并在随后向楚共王奏报了晋国有意缓和晋、楚关系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递，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子重的军中。 而为了配合国君与晋国和议行动，子重便就坡下驴、顺势放了流亡在外的莒渠丘公一马，宣布楚军将从渠丘、莒城、郓城三城撤军，将这三座城邑还给了已经失国的莒人。随后，子重便从莒国撤军回国了（当然，大量从莒国搜刮来的战利品，子重可不会留给莒渠丘公的）。 而直到楚军撤离三城后多日，流亡避难在外、狼狈不堪的莒渠丘公这才战战兢兢地从野地里返回了国都莒城，重新修筑、恢复了莒国的宗庙和社稷；就是不知道回到莒城的莒渠丘公，以后还会不会再重蹈覆辙、麻痹大意，把修筑城池、完善工事这些国家防卫之事不放在心上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莒国番外知识告诉大家————此时的莒国国君，其称呼为“渠丘公”（身后的称呼，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直接引用了），与其国家中的城池名‘渠丘城’一致，而与中原其他诸侯国、以及楚国这样的南方国家的国君名号不太一样；中原诸国和楚国的国君，都是（在身后）称‘谥号’，比如文公、武公、庄公、献公、桓公；当然，楚国则是自称某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初，莒渠丘公在和晋国使臣巫臣交谈时，自己都说明了这其中的原因——“敝国是地处偏僻简陋的蛮夷之国”，也就是莒国都自认是蛮夷国家了（莒国不是华夏国家，而是东夷民族所建立；其国君是嬴、己两姓）。 因此，莒国与中原诸夏国家的礼仪、风俗制度都不一样，其国君身后不加中原国家所惯有的‘谥号’，而是以国内地名为去世后的国君的称号。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莒国历代国君身后的称呼，都是以国内的地名为其称号，如在这之前的兹丕公，此时在位的渠丘公，后来继位的犂比公、著丘公、郊公、共公，等等（‘郊’、‘共’也是莒国的地名，虽然和中原诸侯国君的身后谥号有些相像，但完全不是一回事）。 晋楚争霸过程中的莒国番外篇讲完了，下一篇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晋国和楚国在和议进行中和达成后的故事（而郤氏和伯宗之间的轶事，还要往后再推一推）。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的年底，因为晋景公扣押了前往新田朝见自己的郑国国君郑成公，又不听解释、杀了郑国派来的‘请和使者’伯蠲，所以已经和郑国有了私下‘互通往来约定’的楚国立即做出了反应——不能对此事坐视不管，要出兵向晋国示威，警告晋国不得肆意行事。 当然，楚军出兵的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和晋国干一架，那样事情就闹大了；楚共王的意思，是让楚国命令尹子重率军出征，去攻打晋国的盟友陈国、莒国，以此来警告和威胁晋国，迫使晋景公释放被扣押的郑成公；至于楚军的出战有没有实际效果，晋国会不会释放郑成公，那楚共王可就管不着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好以这个借口继续出兵北上‘争霸’。 就在楚军北上伐陈、莒两国，向晋国示威的同时，晋景公在视察国都的储有军需物资的官仓（军府）时，无意之中与两年之前（周简王二年，即前584年）在楚、郑‘汜地之战’中被郑军所俘获、后来又被郑国转交给晋国关押的楚国将领、‘郧公’钟仪偶然相遇，并由此引出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在与身为‘晋囚’的钟仪的交谈中，晋景公对他的风度和学识很钦佩，又赞赏钟仪的‘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态度，谈话的过程很是愉快；当时，晋景公已经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暂时中止‘争霸战争’，于是就准备释放钟仪，让他作为使者，回国去和楚共王汇报此事。 于是，在和钟仪结束了谈话之后，晋景公在命人重新安排钟仪的居所、饮食待遇，不将其视为囚徒看待后，又马上召见了上军将士燮，把自己和钟仪的对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士燮，想听听士燮对此事的看法。 了解到国君和钟仪的谈话内容后，士燮也很赞扬钟仪的风度学识，认为他是一个有品德、忠君爱国的君子；之后士燮还主动迎合晋景公的想法，劝国君将钟仪释放回国，用他来作为两国之间的‘和谈联系’使者，以促成晋、楚两国之间的缓和关系，重新开展晋楚之间的正常交往。 晋景公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在士燮再次做出‘与楚和议’的建议后，晋景公便在不久后释放了钟仪，请他作为‘和谈使者’返回楚国，充当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和议沟通人。 钟仪从晋国返回楚国之后，就立即向楚共王奏报了晋景公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两国就此休兵、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楚共王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委派楚太宰子商（公子辰）作为使者前往晋国，参见晋景公并商议具体的‘休兵讲和’计划。 但晋楚即将和谈的时候，楚军主力还在令尹子重的带领下，远在北方进行作战；因为当时的条件落后，信息的传递速度也过于缓慢，因此当钟仪被晋景公释放回国、向楚共王汇报晋国有意进行和议、而楚共王也响应晋景公的提议、派出太宰子商出使晋国时，率军出征讨伐陈、莒两国的楚令尹子重并没有及时收到‘楚、晋即将和议’的消息，还在按原计划攻伐陈国。 但楚军的伐陈之役进展缓慢，很久都没能取得实际战果；为了尽快落实此次出征的既定目标，子重自行改变了楚军进攻的方向，从陈国撤军，转道向莒国发起了进攻，首攻渠丘城（山东日照莒县）。 直到楚军气势汹汹地杀来之时，毫无防备的莒国国君莒渠丘公这才想起来一年多前，晋国大夫巫臣（楚国叛臣、此时已经带着老婆夏姬改投了晋国）路过莒国时，曾对自己说过的“城防太破，需要修缮”的好心建议了。 可当时的莒渠丘公，非但对巫臣的好心建议不予重视，还满不在乎地反驳巫臣说——自己的国家地处偏僻的蛮夷之地，没有谁会把莒国作为觊觎和攻击的目标，您太过虑了；可此时，远道而来的楚军却偏偏杀到了莒国这个‘偏僻蛮荒之地’，兵临渠丘城下；面对如此危急糟糕的局面，莒渠丘公悔之晚矣！ 因为莒国长期疏于防备、且城池都是破旧不堪，所以莒渠丘公目前所居住的渠丘城被远道而来的楚军一战而攻破，莒渠丘公只得狼狈地逃往莒国国都莒城（也在莒县境内）避难。 可楚军在攻打渠丘城时，也遭遇了不小的损失——不但攻城的士卒多有伤亡，就连楚军前锋将领公子平也因为轻敌冒进、一时不慎，在攻城时被守城的莒军所俘获；后来，莒渠丘公撤离渠丘城时，被俘的公子平也被一并带往莒城关押。 此后，楚军主帅子重率军继续追击，赶到了莒城之外；因为担心公子平的安危，子重便特地派使者进入了莒城，给莒渠丘公送信说： “请您不要杀死公子平，我愿意归还在渠丘俘获的莒人，以此作为交换。” 但还在被楚军追杀的莒渠丘公，此时的脑子恐怕进了水，不知为何偏偏不听子重的建议，还赌气将公子平给公开处死了；这一下，颜面尽失的子重被彻底激怒了，大怒之下率军对莒城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 莒城和渠丘城一样，城墙也是破旧不堪、防备工事极不齐整，因此城中的莒军抵挡不住楚军的猛攻，不久之后莒城也宣告陷落；莒渠丘公在无奈之下，只好又率残部逃离了莒城，躲到郓城（山东菏泽恽城县），以避开楚军的继续追击。 莒渠丘公从莒城逃跑之后，愤怒的子重依旧不肯罢休，继续率军尾随追击，一直追到了郓城；然后，子重又马不停蹄地发起了攻城；郓城和渠丘、莒城一样，也是城池不修、工事不备，所以毫无例外地被楚军给顺利攻克；就这样，仅仅十二天之内，莒国的三座最重要的城池都被远道而来的楚军所攻克。 郓城失陷之后，倒霉的莒渠丘公只得再次弃城逃亡；不过，这时候的莒国已经没有值得坚守的城邑了（莒国也只有郓城、渠丘、莒城这三座称得上‘城’的城邑，其他的大都是‘土围子’一类的简易居民点）。 因此，失去了所有倚仗的莒渠丘公，只能带着寥寥无几的随从，在漫无目的的野外四处流浪，处境狼狈落魄得很（也不知这时候的莒渠丘公，会不会想起当年巫臣过莒时，对他的建议和忠告。） 对此次楚军伐莒之经过，左丘明在《左传.成公九年》一篇中，发表了饱含深意的评价——“只有简陋的城防却不设防备，这是罪中的大罪；提高警惕防备意外，这是善中的大善。莒国就是因为依仗它简陋的城防而不修缮城郭，这才导致在十二天内就被楚军攻克了三个城邑，这都是由于没有做好防备的缘故！ 《诗经》中说‘虽然有了丝、麻这样的好原料，也不要丢掉菅蒯这样的杂草（这些材料都可以编织鞋履）；虽然有了姬、姜两姓的绝色美人，也不要放弃容颜平常的女子；即使是品德高尚、见识过人的君子，也有缺此少彼的时候。’这说的就是充足的防备永远不能停止。” 《左传.成公九年》——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两千年前先贤们的见识，不是后人所能轻易超越和臧否的，在此谨记谨记！ 后续故事——虽然子重率军顺利地夺取了莒国三城，还赶走了脑袋进水的莒渠丘公，莒国的宗庙社稷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被楚军给灭了，莒国实际上已经亡国。 但莒国的位置，距离楚国本土实在是太远了，楚人要想长久地掌握距离这么远的土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楚军灭莒、占据此地之后，非常容易遭到临近的诸侯大国——齐国、鲁国的忌惮和反对，甚至会直接出兵干预；那样的话，楚军灭莒可就得不偿失了。 并且，就在子重攻伐莒国、赶走了莒渠丘公的同时，在晋国当了两囚徒的钟仪已经被晋景公释放、返回了楚国，并在随后向楚共王奏报了晋国有意缓和晋、楚关系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传递，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子重的军中。 而为了配合国君与晋国和议行动，子重便就坡下驴、顺势放了流亡在外的莒渠丘公一马，宣布楚军将从渠丘、莒城、郓城三城撤军，将这三座城邑还给了已经失国的莒人。随后，子重便从莒国撤军回国了（当然，大量从莒国搜刮来的战利品，子重可不会留给莒渠丘公的）。 而直到楚军撤离三城后多日，流亡避难在外、狼狈不堪的莒渠丘公这才战战兢兢地从野地里返回了国都莒城，重新修筑、恢复了莒国的宗庙和社稷；就是不知道回到莒城的莒渠丘公，以后还会不会再重蹈覆辙、麻痹大意，把修筑城池、完善工事这些国家防卫之事不放在心上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莒国番外知识告诉大家————此时的莒国国君，其称呼为“渠丘公”（身后的称呼，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直接引用了），与其国家中的城池名‘渠丘城’一致，而与中原其他诸侯国、以及楚国这样的南方国家的国君名号不太一样；中原诸国和楚国的国君，都是（在身后）称‘谥号’，比如文公、武公、庄公、献公、桓公；当然，楚国则是自称某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初，莒渠丘公在和晋国使臣巫臣交谈时，自己都说明了这其中的原因——“敝国是地处偏僻简陋的蛮夷之国”，也就是莒国都自认是蛮夷国家了（莒国不是华夏国家，而是东夷民族所建立；其国君是嬴、己两姓）。 因此，莒国与中原诸夏国家的礼仪、风俗制度都不一样，其国君身后不加中原国家所惯有的‘谥号’，而是以国内地名为去世后的国君的称号。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莒国历代国君身后的称呼，都是以国内的地名为其称号，如在这之前的兹丕公，此时在位的渠丘公，后来继位的犂比公、著丘公、郊公、共公，等等（‘郊’、‘共’也是莒国的地名，虽然和中原诸侯国君的身后谥号有些相像，但完全不是一回事）。 晋楚争霸过程中的莒国番外篇讲完了，下一篇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晋国和楚国在和议进行中和达成后的故事（而郤氏和伯宗之间的轶事，还要往后再推一推）。 第15章短命 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 伯宗夫人说这话的意思，是让伯宗不要务虚名而取实祸，应该继续低调、谦虚的做人。但此时的伯宗，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上被人众星捧月、交口称赞的日子，也享受着自己侃侃而谈，让国君叹服、诸卿士大夫敬仰的感觉；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夫人的逆耳忠言，依旧我行我素，直来直往，在朝堂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 伯宗这个态度，让其他的卿士大夫们越来越忌惮、提防他，其中尤以郤氏家族为甚；这个时候，郤至、郤犨还没有入卿位，郤錡也刚刚晋升为上军佐，郤氏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对伯宗暂时还没什么办法；但忌恨的种子已经栽下，就看什么时候发芽了。 某一天，伯宗上朝完毕后返回家中，犹自满面春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他的夫人看见了他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后，很是不解，于是问他说：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宗则笑呵呵地回答夫人说： “我今天在朝堂上的精妙发言，得到了国君和大夫们的一致赞誉夸奖，大夫们还夸我知识渊博，就像先大夫阳子一样（伯宗口中的‘阳子’，即晋文公时代的老臣，晋襄公继位后的太傅——阳处父）。” 伯宗本以为这么说，夫人也会像朝堂上的大夫们一样，夸奖他有才华、有见识；可伯宗夫人听完丈夫的回答后，却一反常态地担忧起来，告诫丈夫说： “颗粒饱满的谷子，外表不会很漂亮；至真至理的名言，也不必过多的言辞来修饰；阳子（阳处父）当年就是言语华丽而实干不足，谋略也差强人意，后来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说你像他，不是在讽刺嘲笑你么？这还有什么高兴的！” 听见夫人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伯宗到底是聪明睿智的高才之人，也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自己平日里自负惯了，也许确有忽视、慢待同僚，抢他们风头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人；于是，伯宗便对夫人说： “那这样吧，过几天我请诸位大夫们到我们家来饮宴聚会，你到时候就偷偷躲在后堂，听一听我们的谈话，看我和大夫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伯宗夫人便答应了。 伯宗此举，是考虑到参加饮宴时的人，因为气氛轻松、心情舒畅，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是一定会显露平常时多少有些隐藏的真性情的，言谈举止间也会暴露自己的秉性（这种事情，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现在，也是一样一样的）。 而伯宗要请同僚们饮酒，并让夫人在后堂偷听，就是要趁机来了解同僚们的真实性格，以及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得不说，伯宗作为晋国少有的睿智贤明之人，其思想和手段还是非常高明的。 几天之后，伯宗果然邀请了诸多卿士大夫们到自己的私宅中饮酒、聚会，高谈阔论，发表对晋国朝堂上军政要务的己见，以及对内外局势的看法和建议；大家高谈阔论了许久，才结束了这次宴会（至于这里面有没有郤氏成员，史书上没说，估计也没有）。 等卿士大夫们全都走了之后，在后堂中全程聆听了伯宗和同僚们在宴会上的言谈举止过程的伯宗夫人才走了出来，并向丈夫提出了自己对他同僚们的看法： “刚才的宴会上，您和大夫们之间的交谈我都听见了；通过你们彼此之间的谈话和议论，我觉得大夫们的才干和能力确实是不如您的；但现在晋国的内部，普通国人们不敬重爱戴居上位的贵族大夫们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什么变故的话，为了转移上下之间的矛盾，有些嫉妒您才华和得宠程度的小人，就会故意把针对的矛头指向您，让灾难降临到您的头上。 之前，我曾多次劝您要谨慎谦虚，避免树敌、得罪人过多，但您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也不勉强您了；如今国家有动荡不安的潜在隐患，极大的危机即将到来，我们家没有足以避祸的财富和人脉，您现在一定要预先准备，多多结交一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贤良之士，将来即使有什么难以预测之事，也好凭借他们的帮助来让我们的儿子躲避灾祸（这里伯宗夫人所说的‘伯宗与她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楚国太宰、在鄢陵之战中为楚共王顾问的楚重臣‘伯州犁’。） 伯宗觉得夫人的话没错，于是接受了她的劝解，此后也处处留心，有意识地与朝堂上的品行贤良高尚的同僚搞好关系；其中，伯宗与大夫毕羊的关系最好，关系犹为密切。 另外，伯宗也一直都和栾氏别支成员栾弗忌往来密切，互通有无；两人的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互为倚助，关系更是紧密。 但除了毕羊和栾弗忌外，就没听说伯宗在朝堂上还有其他好友了，郤氏成员那就更谈不上了。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一直重用、信任、倚仗伯宗的才华和智慧，为自己出谋划策、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晋国国君、诸侯霸主晋景公，突然之间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处理国政，因此命晋太子州蒲代为执掌晋国朝堂，同时让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辅佐太子治理国事，共同维护晋国霸业的稳固。 六月，被焦虑和恐惧的心情折磨了大半年之久的晋景公，再也支撑不住，在身心皆损的情况下，病逝于国都新田，临死之前也没能吃上这一年新收的麦饭（有关晋景公之死，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因为与目前要讲述的历史无关，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了，一笔带过；下一次再说那个‘陷而卒’的故事）。 晋景公薨逝之后，晋太子州蒲在执政卿士之首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尊奉之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晋景公去世了，晋厉公也成为了新的晋侯，那么伯宗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冬，因为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晋国联盟隐隐又压过楚国联盟一头；而为显示这次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于是晋景公便向各诸侯盟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都赶到卫国的虫牢（河南新乡封丘县北）来，举行新的会盟仪式。 当时，接到晋景公通知的晋国盟友们——郑悼公、鲁成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杞桓公、以及邾国国君邾子，都按时赶到了虫牢会盟地，与先期到达的盟主晋景公进行会面，并重申了之前的盟誓。 ‘虫牢之盟’圆满结束之后，意犹未尽的晋景公想要再次与盟友们进行商议，以确定下一次举行会面和结盟的时间及地点，顺便重申‘虫牢之盟’的盟友友谊。 不凑巧的是，当时宋国国君宋共公因为国内实在是有事（宋国这时候爆发了‘子灵之乱’），不想再在外面耽搁事情，于是便派宋国大司寇向为人为代表，代替自己参拜晋景公，然后委婉地向晋景公表示了宋共公心里的意思——宋国国内刚刚发生了“子灵之乱”，商丘的形势也许会有变化，自己身为国君，必须要马上回国去处理军政事务；所以盟主（晋景公）下一次要召开的诸侯会盟，寡人就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了；但请盟主您放心，宋国还是要参加会盟的，将以宋国正卿为代表，准时出席下一次诸侯盟会。 虽然宋共公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这种‘不识趣、不捧场、不给面子’的行为，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景公很是不满；可当时诸侯会盟才刚刚结束，晋景公不好马上就出手去教训宋共公；所以，晋景公思虑再三后，还是勉强忍下了这口气，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就在‘虫牢之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缓过劲来的晋景公就开始对宋国进行秋后算账了——他以‘立场不坚、意欲背盟’为理由，并联合了卫、郑两个盟友，以及伊洛戎族的军队，会合晋军一起出兵去攻打宋国；晋景公就是以此来惩罚宋共公的‘不识相、堕霸主颜面’之过。 但此次出兵伐宋之役，晋国并没有让执政卿士们出征，而只是派出了大夫伯宗和夏阳说两人领兵；另外，还有盟友卫国大夫孙良夫、宁相所率的卫军，以及盟友郑国军队、伊洛戎、陆浑戎、蛮氏的军队，合兵一起入侵宋国。 当联军进入宋国境内后，就驻扎在鍼地，并没有及时攻打宋都商丘；而宋国人对晋国联军的到来也并没有多少的惊慌恐惧，国都商丘的防守也不甚严（其实宋人早就知道，这次晋国发兵来攻，是晋景公本人在发泄对宋国君臣的怒气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和宋国大打出手）。 晋景公确实只是想以此来警告一下宋国而已，并没有真的和宋国开打、就此断盟决裂的想法，也更没有去袭击其他盟友的举动；因此，这一次的伐宋之役，晋国联军只是以威胁为主、而以攻伐为辅；双方象征性地在宋国境内比划交战了几下，领军的伯宗也就顺势从宋国撤兵了。 但就在撤军回国的途中，领兵伐宋的晋军副将夏阳说不知何故，居然傻乎乎地一定要袭击盟友卫国的国都，以图建立军功（脑袋被驴踢了么）——他在路过卫国境内时，突然对主将伯宗建议说： “虽然我们攻击楚丘（卫都）不一定能顺利进入城池，但总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回去；这样，即使国君以我们对宋作战没有取胜而怪罪下来，我们也不至于犯死罪。” 身为晋景公的心腹亲信，伯宗自然不是夏阳说这种头脑稀里糊涂、搞不清国君真实用意的傻瓜能相比的；而面对夏阳说的‘与卫国开战’这种昏了头的请求，伯宗更是立即加以否决，并进一步驳斥他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卫国是我们的忠实盟友，又对晋国信任无比；这次伐宋归来，他们的军队之所以驻扎在郊外、而不是入城严加防守，就是对我们表示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如果你行此不义之举，突然袭击他们的话，那你这就是丢弃了我们晋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用；虽然你可以多抓一些卫国的俘虏，但晋国都因此在盟友中没有信义了，那你做的这些还有什么用？国君今后还能用什么名义去获得诸侯们的拥戴呢？” 于是，伯宗马上取消了夏阳说的统兵权，然后带领晋军加速离开了卫国、返回了国内；事后，得知伯宗制止了夏阳说的作死攻卫行为、为晋国和自己维护了道义、信用之后，晋景公更加对伯宗礼敬有加，视其为晋国的“良臣贤士”，愈发加以重用。 因为有国君的倚重和信任，且对国事的参与也多有功勋，因此晋国的很多卿士大夫们都对伯宗刻意接近、奉承，搞好关系；长此以往之下，即使贤德、明礼如伯宗这样的人，在听多了、见多了别人的奉承话、吹捧事后，不免也沾沾自喜、虚荣自负起来；而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伯宗也逐渐有了一些直言强辩、盛气凌人的态度了。 伯宗的夫人见丈夫倚仗着国君的信任和一些‘微末之功’，逐渐开始有‘飘然、膨胀’态度了，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到一些嫉妒他的人的报复陷害，于是便经常地劝告他，还举例说： “盗贼憎恨屋子的主人，百姓讨厌管理他们的上位者；朝野内外，有喜欢好人的人，更有憎恨妒忌好人的人；你喜欢直言批评别人，必定会得罪那些阴暗好妒的坏人，长此以往，恐怕灾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 伯宗夫人说这话的意思，是让伯宗不要务虚名而取实祸，应该继续低调、谦虚的做人。但此时的伯宗，已经习惯了在朝堂上被人众星捧月、交口称赞的日子，也享受着自己侃侃而谈，让国君叹服、诸卿士大夫敬仰的感觉；因此，他根本听不进夫人的逆耳忠言，依旧我行我素，直来直往，在朝堂上不断发表自己的意见。 伯宗这个态度，让其他的卿士大夫们越来越忌惮、提防他，其中尤以郤氏家族为甚；这个时候，郤至、郤犨还没有入卿位，郤錡也刚刚晋升为上军佐，郤氏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对伯宗暂时还没什么办法；但忌恨的种子已经栽下，就看什么时候发芽了。 某一天，伯宗上朝完毕后返回家中，犹自满面春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他的夫人看见了他这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后，很是不解，于是问他说：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宗则笑呵呵地回答夫人说： “我今天在朝堂上的精妙发言，得到了国君和大夫们的一致赞誉夸奖，大夫们还夸我知识渊博，就像先大夫阳子一样（伯宗口中的‘阳子’，即晋文公时代的老臣，晋襄公继位后的太傅——阳处父）。” 伯宗本以为这么说，夫人也会像朝堂上的大夫们一样，夸奖他有才华、有见识；可伯宗夫人听完丈夫的回答后，却一反常态地担忧起来，告诫丈夫说： “颗粒饱满的谷子，外表不会很漂亮；至真至理的名言，也不必过多的言辞来修饰；阳子（阳处父）当年就是言语华丽而实干不足，谋略也差强人意，后来因此遭遇了杀身之祸；说你像他，不是在讽刺嘲笑你么？这还有什么高兴的！” 听见夫人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伯宗到底是聪明睿智的高才之人，也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自己平日里自负惯了，也许确有忽视、慢待同僚，抢他们风头的时候，因此也可能在无意中得罪了人；于是，伯宗便对夫人说： “那这样吧，过几天我请诸位大夫们到我们家来饮宴聚会，你到时候就偷偷躲在后堂，听一听我们的谈话，看我和大夫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 伯宗夫人便答应了。 伯宗此举，是考虑到参加饮宴时的人，因为气氛轻松、心情舒畅，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是一定会显露平常时多少有些隐藏的真性情的，言谈举止间也会暴露自己的秉性（这种事情，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现在，也是一样一样的）。 而伯宗要请同僚们饮酒，并让夫人在后堂偷听，就是要趁机来了解同僚们的真实性格，以及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得不说，伯宗作为晋国少有的睿智贤明之人，其思想和手段还是非常高明的。 几天之后，伯宗果然邀请了诸多卿士大夫们到自己的私宅中饮酒、聚会，高谈阔论，发表对晋国朝堂上军政要务的己见，以及对内外局势的看法和建议；大家高谈阔论了许久，才结束了这次宴会（至于这里面有没有郤氏成员，史书上没说，估计也没有）。 等卿士大夫们全都走了之后，在后堂中全程聆听了伯宗和同僚们在宴会上的言谈举止过程的伯宗夫人才走了出来，并向丈夫提出了自己对他同僚们的看法： “刚才的宴会上，您和大夫们之间的交谈我都听见了；通过你们彼此之间的谈话和议论，我觉得大夫们的才干和能力确实是不如您的；但现在晋国的内部，普通国人们不敬重爱戴居上位的贵族大夫们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什么变故的话，为了转移上下之间的矛盾，有些嫉妒您才华和得宠程度的小人，就会故意把针对的矛头指向您，让灾难降临到您的头上。 之前，我曾多次劝您要谨慎谦虚，避免树敌、得罪人过多，但您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也不勉强您了；如今国家有动荡不安的潜在隐患，极大的危机即将到来，我们家没有足以避祸的财富和人脉，您现在一定要预先准备，多多结交一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贤良之士，将来即使有什么难以预测之事，也好凭借他们的帮助来让我们的儿子躲避灾祸（这里伯宗夫人所说的‘伯宗与她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楚国太宰、在鄢陵之战中为楚共王顾问的楚重臣‘伯州犁’。） 伯宗觉得夫人的话没错，于是接受了她的劝解，此后也处处留心，有意识地与朝堂上的品行贤良高尚的同僚搞好关系；其中，伯宗与大夫毕羊的关系最好，关系犹为密切。 另外，伯宗也一直都和栾氏别支成员栾弗忌往来密切，互通有无；两人的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互为倚助，关系更是紧密。 但除了毕羊和栾弗忌外，就没听说伯宗在朝堂上还有其他好友了，郤氏成员那就更谈不上了。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一直重用、信任、倚仗伯宗的才华和智慧，为自己出谋划策、为国家排忧解难的晋国国君、诸侯霸主晋景公，突然之间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处理国政，因此命晋太子州蒲代为执掌晋国朝堂，同时让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荀庚（中行庚）辅佐太子治理国事，共同维护晋国霸业的稳固。 六月，被焦虑和恐惧的心情折磨了大半年之久的晋景公，再也支撑不住，在身心皆损的情况下，病逝于国都新田，临死之前也没能吃上这一年新收的麦饭（有关晋景公之死，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因为与目前要讲述的历史无关，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了，一笔带过；下一次再说那个‘陷而卒’的故事）。 晋景公薨逝之后，晋太子州蒲在执政卿士之首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尊奉之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晋景公去世了，晋厉公也成为了新的晋侯，那么伯宗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第16章称霸诸侯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六月，诸侯霸主、晋国国君晋景公去世（具体去世过程，以后再详细介绍），晋太子州蒲继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进程进入到了新的一章。 晋景公在位时，非常重用和信任为自己出谋划策、屡献妙计的大夫伯宗；而得到国君重用的伯宗也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出来，为晋国、为晋景公谏言忠谋、排忧解难。 现在，欣赏伯宗的晋景公突然去世了，晋太子州蒲在首席执政卿士——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次卿、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晋国有了新的国君，之前在朝堂上风光无限的伯宗，可就没有那么‘意气风发’了。 新君晋厉公和伯宗并没有多少私人交情，也就是普通的君臣关系而已；因此晋厉公继位后，老臣伯宗在晋国朝堂上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冷落；但此时的晋厉公，以及其他侈卿家族的关注重点还在外部的强敌——秦国、楚国身上，对于一个半过气的老臣（伯宗），说实话晋厉公和侈卿们还真没有多少在意、重视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伯宗就应该识相知趣，自己主动告老算了（或者收敛锋芒、低调做人）；但伯宗过去的仕途实在是太顺利、平坦了，心中的这个‘自得、自傲’之气还是没能及时转过弯来；晋厉公继位后的伯宗，管不住自己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在物是人非的朝堂上依旧凭借着自己引以为傲的‘眼界、见识’，不断地对晋国诸多的内政外交军事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又不识君臣等级身份，对新君晋厉公多次进谏劝告，让他着重注意某些‘位高权重’的侈卿家族（就是在暗郤氏家族）。 这么不知道低调、收敛的做法和态度，让晋厉公越来越讨厌伯宗；最后，伯宗终于因此倒了大霉，连带着命都丢掉了，其家族也从晋国的朝堂上消失不见（还好，他儿子流亡出外，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出仕，并给晋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而让伯宗倒霉丧命的直接原因，就是晋国目前的盟友郑国在没得到盟主的同意下悍然出兵伐许、因此引起了南方霸主楚国的干涉，楚共王出兵伐郑；之后，晋国朝堂上君臣商议、争论是否马上出兵援郑时，参会的伯宗故态萌发，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得晋厉公和其他卿士怒火冲天。 另外，在此前后的时间内，伯宗还有意无意地再三劝告晋厉公，要国君小心提防手握大权的同族（也就是郤氏），结果对伯宗心怀不满的晋厉公却将这些话故意在私下告诉了郤氏；‘三郤’在恼怒愤恨之下，出面诬陷伯宗有‘通楚’嫌疑，外加藐视国君、诽谤朝政、诋毁重臣。 最终，伯宗被晋厉公联手‘三郤’给逮捕下狱、多加羞辱；伯宗不甘受辱，在超强自尊心的驱使下，主动自杀在狱中，晋国伯氏从此退出了母国（晋国）的政治舞台（当然，伯宗的子孙得以流亡、幸存，后来还在其他的国家翻云覆雨、大显身手，这都是后话了）。 伯宗后续的故事，暂时放到一边，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导致他最终被杀的‘郑、许两国交恶’之事的缘由。其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当初，晋、楚两国在宋国正卿华元的斡旋调解下，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在宋都商丘达成了（第一次）‘弭兵之会’，双方都派出代表参与了这次盟誓，宣布两国之间正式停战，共同维护诸侯之间的友好关系。 与楚国‘弭兵’停战，这是晋厉公为了腾出手来对付西边的秦国，所采取的暂时稳住楚国手段；因此，晋厉公对晋楚‘休兵盟约’一事非常地重视，在两国达成盟誓后，还曾特地宣召鲁、郑、卫等盟友的国君在琐泽（河北邯郸大名县）进行会面，亲自向他们宣读了晋楚‘弭兵之会’的盟辞，又特别告诫他们务必要遵守这个盟约；而另一方的楚国也将‘弭兵之会’的结果转告给了自己的盟友，即蔡、许、陈等诸侯国，一样要求他们遵守‘弭兵盟约’。 但晋、楚两个霸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暂时选择休战以恢复国力，以图日后再行争霸，可他们的盟友（小弟）们却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盟约；就在（第一次）‘晋、楚弭兵之会’结束之后不到两年，晋国的盟友郑国就以当年发生的‘公子班作乱’之事为借口，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八月两次出兵讨伐楚国的盟友许国，再次挑起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 而郑国伐许之事，都是由两国间当年的一桩旧怨所引起的——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六月，因为相互生怨、互相提防，所以发生了‘郑、许争讼’之事，许国国君许灵公跑到楚国郢都，向盟主楚共王告发了郑国国君郑悼公；而这桩诸侯之间的‘告黑状事件’，不但让郑悼公受到了楚共王的斥责和羞辱，就连随自己一起去楚国进行分辨解释的郑大夫皇戌和司马子国（即公子发，郑国七穆之一，郑悼公的叔父）都被楚国给扣押在郢都了，郑国的颜面因此丧尽。所以，被许国打了脸的郑悼公才在一气之下，由归附楚国而改投了晋国。 而根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当时的郑国公子、现任的郑国国君（指周简王八年时在位的郑国国君）——郑悼公之弟郑成公‘睔’，在许灵公前往楚国控告郑国时，曾受兄长郑悼公的委派，作为‘争辩’使者前往楚国，去向楚共王进行申辩和争讼；不过，和《左传》中记载的是由皇戌、子国出面争讼的结果一样，公子睔的申辩还是没有成功，楚共王相信了许灵公之说，囚禁了郑国公弟‘睔’。 后来，经过郑国君臣的不懈努力、和大量的金帛进献说合之后，公子睔才被从楚国放了回来；虽然是楚人软禁的自己，但楚国势大，且将来或许还有结盟的可能，因此公子睔不敢也不能去忌恨楚人；但那个打小报告、告黑状的许灵公，公子睔可是记得牢牢地，将来有机会的话，公子睔一定要向许国施加报复、报仇雪恨。 但郑、许两国的交恶，究其最初的原因，其实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初，在‘春秋小霸’郑庄公在位时期，因为垂涎临近的国家——许国的田地、领民，所以郑庄公故意找了一个借口，以许国不听天子号令为理由，联合了鲁隐公、齐僖公攻打许国。 许国势单力薄，打不过三国联军，因此毫无意外地战败了；败阵之后，许国国君许庄公只得弃国逃到了卫国去躲避，后来许庄公也死在了卫国，许国的国土几乎都处于被郑国军队占领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濒临灭国的边缘了。 幸好在这不久之后，准备强行吞并许国的郑庄公因病去世了，许国总算逃过一劫；而郑庄公刚死，郑国很快就陷入了诸公子内讧争位的混乱局面中，许国的继任国君许穆公在齐国的帮助下，趁机返回国内，驱逐了占领国家的郑军，恢复了许国社稷。 但许国虽然成功复国，可之后的历任郑国国君都对许国不死心，总想着再次出兵吞并许国；就这样，两国之间的仇恨一代代的结了下来，最终也就有了后面许灵公到楚共王面前‘告黑状’、指责郑悼公的‘攻讦’之举；倒霉的郑悼公也因此被盟主楚共王加斥责、并囚禁了他身边的大夫作为惩罚（也有一说，楚共王是囚禁了郑悼公的弟弟公子睔——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公）。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六月，在位两年的郑悼公去世；因为郑悼公无后，所以他的弟弟‘公子睔’继承了兄长的郑伯之位，这就是郑国第十三位、第十五任国君——郑成公。 郑成公继位之后，一心想要对付‘告密者’许灵公，出兵伐许、为国家和自己‘讨还公道’；但此时的郑国已经归附于晋国联盟中（就是和楚国绝盟了），所以自认为丢了面子的楚国深恨于郑国的背盟，两年之中年年出兵攻郑，每一次郑国都是靠着晋军的南下救援来为自己解围；所以，郑成公目前确实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和许国再打一次擂台。 后来，晋景公迁都新田，并与栾氏、中行氏设计诛灭了晋国权臣赵氏（大宗）；而盟主的国内出了这样大的乱子，让郑成公的心思马上就活络起来；趁着晋国发生内讧、顾不上对外控制的时机，郑成公于周简王四年（前582年）二月，偷偷地前往邓地（河南漯河偃城县），和楚共王的代表：楚国公子成举行会面，恢复了两国之间的交往。不过，郑成公当时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没有与楚国的代表立即进行盟誓，而是仅仅在口头上应诺，两国先期互通往来、分享消息而已。 郑成公这种背着盟主（大哥），偷偷地在私下里与楚国接触的‘叛盟’之事，很快就被晋景公所得知；对郑成公这种反复骑墙、吃里扒外的背叛行为，晋景公自然是勃然大怒，厌恶叛徒（郑成公）之心至极，因此晋景公决心寻找一个机会，找郑成公好好地算一算账。 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秋，郑成公因事要前往晋国朝觐盟主晋景公，于是率亲信近臣等离开了国都新郑，向晋都新田进发；而郑成公才才刚刚离开郑国，抵达晋国的铜鞮（山西长治沁县）时，早有准备的晋景公就派出军队直接将郑成公就地擒拿，并押回新田，关在监室之中；郑国因此暂时失去了国君。 将郑成公扣押下狱之后，余怒未消的晋景公马上派中军将栾书率军伐郑，借此来警告、敲打其他的盟国（小弟）——背叛盟主的下场，就是郑国这个样子。 此时，郑国执政的卿士子良、子罕（都是七穆成员之一，郑成公的叔父）等人为了向晋国赔罪、并请求晋景公释放国君，于是派郑国大夫伯蠲前往晋国，向晋景公当面道歉和请和，请求盟主能原谅郑国的过错，放郑成公回国；假如盟主原谅了郑国的话，那么郑国保证将断绝和楚国的私下来往，继续留在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之中。 怒气不减的晋景公并没有接受伯蠲的道歉，且有故意将事态闹大，以此来威胁、震慑挖自己墙脚的楚国的意思；于是，晋景公不顾当时的外交礼仪，下令将前来请和的郑国使者伯蠲給处死，以此来惩罚郑国的背叛盟主行为。 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基本上重新拉拢到郑国归附的楚国，得知晋国扣押了郑成公、又杀了郑国的请和使者之后，当然不能坐视此事不管（郑国国君被晋国扣押、使者被诛杀，这就是楚国和晋国开战的借口）；因此，楚国就准备出兵干涉、和晋国再打一架。但楚共王为人比较‘憨厚’（或者说迂腐），不想因为自己的‘偷偷挖墙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做法，和晋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样的话，楚国所自我标榜的‘大国风度’可就被公开打脸了。 于是，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底，楚共王楚国命令尹子重率军出征，先后入侵了晋国的盟友陈国、莒国，以此警告、威胁晋国，让郑成公得以被释放（至于这么做有没有效果、郑成公会不会被释放，楚共王可就不管了，反正‘援郑’的态度已经表现出来了）。 就在楚军伐陈、莒两国之时，晋景公在某次视察国都新田的储存军需物资的官仓（军府）中，无意中与关押在此的楚国‘郧公’钟仪相遇，由此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两年之前、也就是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楚国在出兵伐郑时（那时郑国刚刚归附于晋国，所以楚国要伐郑），被郑国大夫共仲和侯羽率军击败，而在汜地为全军后卫、掩护全军撤退的的楚军将领、‘郧公’钟仪也被郑军俘获，然后被当做了‘战利品’，由郑成公进献给了率军前来救郑的盟主晋景公；而之后晋军在撤军时，也将钟仪一并带回了国都新田，并囚禁在军府的仓库内，至此已经当了整整两年的‘晋囚’。 在遇见钟仪、并与他进行交谈中，晋景公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学识，因此谈话过程很愉快；而此时的晋景公，已经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了。 于是，在和钟仪结束谈话之后，晋景公便召见了上军将士燮，并把自己和钟仪的对话转告给了士燮，想听听士燮对此事的看法。 听完国君的转述之后，士燮也很是赞扬钟仪的风度，说他是个有品德的高尚君子，还劝晋景公就此将他释放回楚国，让他作为两国间的使者，来促成晋楚之间的缓和重新开展友好交往。 晋景公听从了士燮的建议，不久后便释放了钟仪，让他返回楚国，充当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和议谈判使者。 钟仪返回楚国之后，向楚共王原原本本地奏报了晋景公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相互之间休兵的愿望；楚共王求之不得，因此委派楚太宰子商（公子辰）前往晋国，响应晋景公的休兵建议。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六月，诸侯霸主、晋国国君晋景公去世（具体去世过程，以后再详细介绍），晋太子州蒲继位，即晋国第二十七任晋侯——晋厉公；晋国的历史进程进入到了新的一章。 晋景公在位时，非常重用和信任为自己出谋划策、屡献妙计的大夫伯宗；而得到国君重用的伯宗也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出来，为晋国、为晋景公谏言忠谋、排忧解难。 现在，欣赏伯宗的晋景公突然去世了，晋太子州蒲在首席执政卿士——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和次卿、中军佐荀庚（中行庚）的拥戴下，顺利地继承了晋国国君之位，晋国有了新的国君，之前在朝堂上风光无限的伯宗，可就没有那么‘意气风发’了。 新君晋厉公和伯宗并没有多少私人交情，也就是普通的君臣关系而已；因此晋厉公继位后，老臣伯宗在晋国朝堂上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冷落；但此时的晋厉公，以及其他侈卿家族的关注重点还在外部的强敌——秦国、楚国身上，对于一个半过气的老臣（伯宗），说实话晋厉公和侈卿们还真没有多少在意、重视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伯宗就应该识相知趣，自己主动告老算了（或者收敛锋芒、低调做人）；但伯宗过去的仕途实在是太顺利、平坦了，心中的这个‘自得、自傲’之气还是没能及时转过弯来；晋厉公继位后的伯宗，管不住自己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在物是人非的朝堂上依旧凭借着自己引以为傲的‘眼界、见识’，不断地对晋国诸多的内政外交军事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又不识君臣等级身份，对新君晋厉公多次进谏劝告，让他着重注意某些‘位高权重’的侈卿家族（就是在暗郤氏家族）。 这么不知道低调、收敛的做法和态度，让晋厉公越来越讨厌伯宗；最后，伯宗终于因此倒了大霉，连带着命都丢掉了，其家族也从晋国的朝堂上消失不见（还好，他儿子流亡出外，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出仕，并给晋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而让伯宗倒霉丧命的直接原因，就是晋国目前的盟友郑国在没得到盟主的同意下悍然出兵伐许、因此引起了南方霸主楚国的干涉，楚共王出兵伐郑；之后，晋国朝堂上君臣商议、争论是否马上出兵援郑时，参会的伯宗故态萌发，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得晋厉公和其他卿士怒火冲天。 另外，在此前后的时间内，伯宗还有意无意地再三劝告晋厉公，要国君小心提防手握大权的同族（也就是郤氏），结果对伯宗心怀不满的晋厉公却将这些话故意在私下告诉了郤氏；‘三郤’在恼怒愤恨之下，出面诬陷伯宗有‘通楚’嫌疑，外加藐视国君、诽谤朝政、诋毁重臣。 最终，伯宗被晋厉公联手‘三郤’给逮捕下狱、多加羞辱；伯宗不甘受辱，在超强自尊心的驱使下，主动自杀在狱中，晋国伯氏从此退出了母国（晋国）的政治舞台（当然，伯宗的子孙得以流亡、幸存，后来还在其他的国家翻云覆雨、大显身手，这都是后话了）。 伯宗后续的故事，暂时放到一边，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导致他最终被杀的‘郑、许两国交恶’之事的缘由。其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当初，晋、楚两国在宋国正卿华元的斡旋调解下，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在宋都商丘达成了（第一次）‘弭兵之会’，双方都派出代表参与了这次盟誓，宣布两国之间正式停战，共同维护诸侯之间的友好关系。 与楚国‘弭兵’停战，这是晋厉公为了腾出手来对付西边的秦国，所采取的暂时稳住楚国手段；因此，晋厉公对晋楚‘休兵盟约’一事非常地重视，在两国达成盟誓后，还曾特地宣召鲁、郑、卫等盟友的国君在琐泽（河北邯郸大名县）进行会面，亲自向他们宣读了晋楚‘弭兵之会’的盟辞，又特别告诫他们务必要遵守这个盟约；而另一方的楚国也将‘弭兵之会’的结果转告给了自己的盟友，即蔡、许、陈等诸侯国，一样要求他们遵守‘弭兵盟约’。 但晋、楚两个霸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暂时选择休战以恢复国力，以图日后再行争霸，可他们的盟友（小弟）们却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盟约；就在（第一次）‘晋、楚弭兵之会’结束之后不到两年，晋国的盟友郑国就以当年发生的‘公子班作乱’之事为借口，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八月两次出兵讨伐楚国的盟友许国，再次挑起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 而郑国伐许之事，都是由两国间当年的一桩旧怨所引起的——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年）六月，因为相互生怨、互相提防，所以发生了‘郑、许争讼’之事，许国国君许灵公跑到楚国郢都，向盟主楚共王告发了郑国国君郑悼公；而这桩诸侯之间的‘告黑状事件’，不但让郑悼公受到了楚共王的斥责和羞辱，就连随自己一起去楚国进行分辨解释的郑大夫皇戌和司马子国（即公子发，郑国七穆之一，郑悼公的叔父）都被楚国给扣押在郢都了，郑国的颜面因此丧尽。所以，被许国打了脸的郑悼公才在一气之下，由归附楚国而改投了晋国。 而根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当时的郑国公子、现任的郑国国君（指周简王八年时在位的郑国国君）——郑悼公之弟郑成公‘睔’，在许灵公前往楚国控告郑国时，曾受兄长郑悼公的委派，作为‘争辩’使者前往楚国，去向楚共王进行申辩和争讼；不过，和《左传》中记载的是由皇戌、子国出面争讼的结果一样，公子睔的申辩还是没有成功，楚共王相信了许灵公之说，囚禁了郑国公弟‘睔’。 后来，经过郑国君臣的不懈努力、和大量的金帛进献说合之后，公子睔才被从楚国放了回来；虽然是楚人软禁的自己，但楚国势大，且将来或许还有结盟的可能，因此公子睔不敢也不能去忌恨楚人；但那个打小报告、告黑状的许灵公，公子睔可是记得牢牢地，将来有机会的话，公子睔一定要向许国施加报复、报仇雪恨。 但郑、许两国的交恶，究其最初的原因，其实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初，在‘春秋小霸’郑庄公在位时期，因为垂涎临近的国家——许国的田地、领民，所以郑庄公故意找了一个借口，以许国不听天子号令为理由，联合了鲁隐公、齐僖公攻打许国。 许国势单力薄，打不过三国联军，因此毫无意外地战败了；败阵之后，许国国君许庄公只得弃国逃到了卫国去躲避，后来许庄公也死在了卫国，许国的国土几乎都处于被郑国军队占领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濒临灭国的边缘了。 幸好在这不久之后，准备强行吞并许国的郑庄公因病去世了，许国总算逃过一劫；而郑庄公刚死，郑国很快就陷入了诸公子内讧争位的混乱局面中，许国的继任国君许穆公在齐国的帮助下，趁机返回国内，驱逐了占领国家的郑军，恢复了许国社稷。 但许国虽然成功复国，可之后的历任郑国国君都对许国不死心，总想着再次出兵吞并许国；就这样，两国之间的仇恨一代代的结了下来，最终也就有了后面许灵公到楚共王面前‘告黑状’、指责郑悼公的‘攻讦’之举；倒霉的郑悼公也因此被盟主楚共王加斥责、并囚禁了他身边的大夫作为惩罚（也有一说，楚共王是囚禁了郑悼公的弟弟公子睔——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公）。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六月，在位两年的郑悼公去世；因为郑悼公无后，所以他的弟弟‘公子睔’继承了兄长的郑伯之位，这就是郑国第十三位、第十五任国君——郑成公。 郑成公继位之后，一心想要对付‘告密者’许灵公，出兵伐许、为国家和自己‘讨还公道’；但此时的郑国已经归附于晋国联盟中（就是和楚国绝盟了），所以自认为丢了面子的楚国深恨于郑国的背盟，两年之中年年出兵攻郑，每一次郑国都是靠着晋军的南下救援来为自己解围；所以，郑成公目前确实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和许国再打一次擂台。 后来，晋景公迁都新田，并与栾氏、中行氏设计诛灭了晋国权臣赵氏（大宗）；而盟主的国内出了这样大的乱子，让郑成公的心思马上就活络起来；趁着晋国发生内讧、顾不上对外控制的时机，郑成公于周简王四年（前582年）二月，偷偷地前往邓地（河南漯河偃城县），和楚共王的代表：楚国公子成举行会面，恢复了两国之间的交往。不过，郑成公当时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没有与楚国的代表立即进行盟誓，而是仅仅在口头上应诺，两国先期互通往来、分享消息而已。 郑成公这种背着盟主（大哥），偷偷地在私下里与楚国接触的‘叛盟’之事，很快就被晋景公所得知；对郑成公这种反复骑墙、吃里扒外的背叛行为，晋景公自然是勃然大怒，厌恶叛徒（郑成公）之心至极，因此晋景公决心寻找一个机会，找郑成公好好地算一算账。 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秋，郑成公因事要前往晋国朝觐盟主晋景公，于是率亲信近臣等离开了国都新郑，向晋都新田进发；而郑成公才才刚刚离开郑国，抵达晋国的铜鞮（山西长治沁县）时，早有准备的晋景公就派出军队直接将郑成公就地擒拿，并押回新田，关在监室之中；郑国因此暂时失去了国君。 将郑成公扣押下狱之后，余怒未消的晋景公马上派中军将栾书率军伐郑，借此来警告、敲打其他的盟国（小弟）——背叛盟主的下场，就是郑国这个样子。 此时，郑国执政的卿士子良、子罕（都是七穆成员之一，郑成公的叔父）等人为了向晋国赔罪、并请求晋景公释放国君，于是派郑国大夫伯蠲前往晋国，向晋景公当面道歉和请和，请求盟主能原谅郑国的过错，放郑成公回国；假如盟主原谅了郑国的话，那么郑国保证将断绝和楚国的私下来往，继续留在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之中。 怒气不减的晋景公并没有接受伯蠲的道歉，且有故意将事态闹大，以此来威胁、震慑挖自己墙脚的楚国的意思；于是，晋景公不顾当时的外交礼仪，下令将前来请和的郑国使者伯蠲給处死，以此来惩罚郑国的背叛盟主行为。 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基本上重新拉拢到郑国归附的楚国，得知晋国扣押了郑成公、又杀了郑国的请和使者之后，当然不能坐视此事不管（郑国国君被晋国扣押、使者被诛杀，这就是楚国和晋国开战的借口）；因此，楚国就准备出兵干涉、和晋国再打一架。但楚共王为人比较‘憨厚’（或者说迂腐），不想因为自己的‘偷偷挖墙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做法，和晋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样的话，楚国所自我标榜的‘大国风度’可就被公开打脸了。 于是，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底，楚共王楚国命令尹子重率军出征，先后入侵了晋国的盟友陈国、莒国，以此警告、威胁晋国，让郑成公得以被释放（至于这么做有没有效果、郑成公会不会被释放，楚共王可就不管了，反正‘援郑’的态度已经表现出来了）。 就在楚军伐陈、莒两国之时，晋景公在某次视察国都新田的储存军需物资的官仓（军府）中，无意中与关押在此的楚国‘郧公’钟仪相遇，由此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两年之前、也就是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楚国在出兵伐郑时（那时郑国刚刚归附于晋国，所以楚国要伐郑），被郑国大夫共仲和侯羽率军击败，而在汜地为全军后卫、掩护全军撤退的的楚军将领、‘郧公’钟仪也被郑军俘获，然后被当做了‘战利品’，由郑成公进献给了率军前来救郑的盟主晋景公；而之后晋军在撤军时，也将钟仪一并带回了国都新田，并囚禁在军府的仓库内，至此已经当了整整两年的‘晋囚’。 在遇见钟仪、并与他进行交谈中，晋景公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学识，因此谈话过程很愉快；而此时的晋景公，已经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了。 于是，在和钟仪结束谈话之后，晋景公便召见了上军将士燮，并把自己和钟仪的对话转告给了士燮，想听听士燮对此事的看法。 听完国君的转述之后，士燮也很是赞扬钟仪的风度，说他是个有品德的高尚君子，还劝晋景公就此将他释放回楚国，让他作为两国间的使者，来促成晋楚之间的缓和重新开展友好交往。 晋景公听从了士燮的建议，不久后便释放了钟仪，让他返回楚国，充当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和议谈判使者。 钟仪返回楚国之后，向楚共王原原本本地奏报了晋景公有意与楚国缓和关系、相互之间休兵的愿望；楚共王求之不得，因此委派楚太宰子商（公子辰）前往晋国，响应晋景公的休兵建议。 第17章晋楚争霸 晋楚争霸战争中的番外篇——莒国的故事，上一篇文章就讲完了，现在我们在回到之前的系列文章中，继续讲述晋、楚两大霸主之间的‘弭兵休战’过程——-—— 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的年底，由于受到晋景公欣赏、重视，所以被从晋国释放回国的楚国战俘、‘郢公’钟仪的居中交通和传话，晋楚两国之间早就不约而同想要进行‘和议’的行动发展很顺利；在楚国国君楚共王的安排下，楚国太宰公子辰奉命出使晋国进行访问，以此来回报晋国释放钟仪，请求重温晋、楚友好的善意之举。 公子辰抵达晋国后，拜见了晋景公，并与晋国正式缔结了两国间的和约；而达成和议之后，晋景公也举行了隆重地宴会来招待公子辰的来访，以此向天下诸侯宣布——晋楚两国已经达成了休兵停战的和约。 上文曾经说过——在公子辰出使晋国之后不久，已经出兵伐莒、驱逐了莒渠丘公、占据了莒国全境的楚令尹子重，总算得到了这个迟来的消息，因此才有了楚军从莒国撤军、默许莒渠丘公结束流亡、回莒城复国的后续局面；而这也是晋楚两国开始相互释放善意、停止彼此敌对的进一步举动。 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为了落实‘晋、楚和议’的具体措施，晋景公特地委派晋大夫籴茷前往楚国出访，这是回报楚太宰子商（公子辰）出使晋国的外交礼仪；籴茷此次访楚，主要的目的就是就‘晋、楚和议’之事，进一步与楚国君臣进行协商和交流（也就是打口水仗、扯皮）。 籴茷长途跋涉到了楚国以后，马上与楚共王及楚国诸大夫进行会面，就晋、楚两国之间要如何改善彼此关系，缓和之前剑拔弩张、刀兵相向的情形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磋商；此后，籴茷在楚国境内一直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与楚国君臣多次进行沟通谈判，就具体的‘和议’条件咬文嚼字，针锋相对，双方都不肯首先让步退缩。 所以，这场大国之间的外交磋商，就在籴茷和楚国君臣的无休止扯皮、费口水争执中，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就在晋、楚两国达成‘和议’意向、同时展开外交谈判期间，倒霉的郑国国君郑成公依旧被软禁在晋都新田，没有能被晋景公释放回国；而鉴于国家不能长期没有国君，于是郑国大夫公孙申便向各位执政的卿士建议说： “晋国扣押了国君，又杀了我们去求情的使者，我们即使再派使者去向晋国求和，也不一定能要回国君，而且很有可能又被晋人所杀害；不如我们干脆出兵攻打许国，再假装另立新君，以这种方式向晋国表示——郑国并不在乎国君是否被扣押，有没有这个国君都无所谓；那么，得知我们态度的晋国，必然认为继续扣押着国君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利益的，或许就会释放国君，让他回国了。” 公孙申，是郑穆公之孙，公子挥（子羽）之子，郑悼公、郑成公的堂兄弟；虽然他也是郑穆公的后裔，但并不是大权在握的‘郑国七穆’家族之一（郑国的‘穆族’包括了七穆集团，但七穆并不是郑国穆族的全部。 而公孙申向执政卿士们提出伐许、改立新君的建议时间，是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的十一月间，也就是楚令尹子重率军伐莒，连克莒国渠丘、莒、郓三城之时。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三月，此时在位的郑国执政卿士公子班思考许久之后，最终接受了公孙申的建议，放弃还在晋国软禁的郑成公，改立郑悼公、郑成公的庶兄，郑襄公的庶长子公子繻为郑国新君；公子班是想以此来向晋国显示——郑国不在乎被扣押的国君（郑成公），也不惧怕晋国接下来将会使出的压制手段。 但郑国刚刚改立新君后不久，国家内部就开始发生了新的动乱——公子班目前虽然是郑国的执政卿士，但他并不是郑穆公的后代，因此得不到‘七穆’集团的支持；而他放弃被软禁在晋国的郑成公、改立公子繻为新任郑伯的做法，自然就遭到了全体‘穆族’成员（不仅仅是指七穆家族，而是指郑穆公的全部后代；公孙申除外）的反对；‘穆族’成员都想要打倒执政的公子班，另立自己所钟意的人为新国君，以便控制朝堂人事、排挤其他贵族的势力，最终掌握郑国的军政大权。 就在公子繻被立为新任郑伯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四月，郑国的‘穆族’突然发动了政变，将新君公子繻直接杀死，又迫使执政的公子班弃国逃亡，跑到许国去避难；而‘穆族’成员中的叛徒公孙申，则被族人们扣押软禁在国都新郑，以待将来再行处理。 公子繻虽然被公子班拥立为新任郑伯，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又是被国内的贵族们发动政变赶下台并杀害的，所以他死后没能获得谥号，而仅仅以‘郑君繻’的名义，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郑君繻被杀害之后，发动政变的郑国‘穆族’成员——公子喜（子罕，七穆成员之首）、公子騑（子驷、七穆成员之一）等顺利把持了国政；然后，子罕、子騑改立郑成公年幼的儿子‘髡顽’为新一任的郑伯。 郑国发生了政变、先后改立两任新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晋国。和公孙申当初所预计的一样，晋国的部分卿士得知郑国已经改立新君的消息后，觉得再继续扣押着郑成公在手中，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还不如早些放他回去，一来借此缓和晋、郑两国关系，二来也可以利用郑成公的回国，给郑国的内政造成一些掣肘（大家都要分权、或者复位嘛）。 于是，持此意见的代表人物、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就寻机对晋景公建议说： “郑国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君，还在我们这里的郑伯（指郑成公）就成了废子，留着他继续在晋国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不如我们借口出兵伐郑，顺便把郑伯给送回去，以助他复位的条件和郑国完善两国间的盟约；这样，一能将郑国重新拉回诸侯联盟之中，二能向郑国示恩，是一举两得的事。” 栾书的建议，晋景公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痛快地答应了。但晋景公此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无法亲自领兵出征去攻打郑国，所以晋景公就让太子州蒲代替自己处出征，率领诸侯联军伐郑；而当了几年囚徒的郑成公，这一次也被晋军带着一起前往郑国。 此时执掌郑国国政的子罕、子驷等人，本来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是想要和晋国重新议和，接回郑成公，所以当晋国联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郑国境内后，执政子罕正中下怀，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向晋太子‘请和’；而为了表示郑国此次请和的诚意，子罕还让使者把郑国宗庙内的郑襄公庙中的礼器铜钟作为礼物，一股脑都送给了晋军统帅——太子州蒲。 晋景公此次让太子率军出兵伐郑，其本意并不是要真的对郑国发起军事上的攻击，只不过想摆出架势，借此降服、收伏郑国，让郑国再次回到诸侯联盟之中；因此，秉承父亲指示的晋太子州蒲，在接见了郑国的‘请和’使者、又收到了郑国所送上的厚礼后，立即就同意了郑国的‘请和’，然后与郑国派来的使者、大夫子然（穆族，但不是七穆成员）在脩泽（河南新乡原阳县）举行了盟誓仪式。 为了表示对重建的‘晋、郑盟约’的诚意，当两国盟约达成后，郑成公的叔父、郑国卿士子驷（公子騑，目前郑国的执政次卿，郑国七穆成员）受执政子罕委派前往晋国为人质，以此来作为郑国对盟约的保证和遵守。 而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并以礼器、人质为保证之后，代替晋景公出征的晋太子州蒲心满意足，宣布就此从郑国撤军，并将随军带回来的、已经被扣押在晋国近一年之久的郑国国君郑成公给释放出营，送其返回了郑国；当年五月十一，郑成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国都新郑，再次成为郑国国君。 郑成公从软禁扣押中被晋军释放回国、重登国君之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穆族’贵族拥立为新任郑伯的儿子‘髡顽’给重新降为太子，并给他改名为‘恽’；郑成公此举，是抹去儿子曾用‘髡顽’之名、担任过一个月之久的（不合法的）郑国国君的‘负面影响’；（看起来，郑成公还是很爱这个儿子的，要不然，他就会像曾祖父郑文公当年一样，将觊觎君位、阴谋勾结外国夺权的伯祖父郑太子华给拘押收监、最后直接诛杀了事）。 随后，郑成公要办的第二件要事，就是追究当初公子班一党私自改立国君的‘作乱之罪’——此时，当初改立国君的主犯公子班已经逃亡到许国，暂时可以不用管他；而首先提议另立新君的公孙申及其同伙叔禽，现在都被发起政变的‘穆族’们给扣押在新郑的监室之中。 于是，郑成公以‘欺君叛国、阴谋作乱’的罪名，在六月初八这天，将公孙申及叔禽公开处死在新郑的集市中，以此来警示那些包藏‘夺权、背君’祸心的逆臣们。而郑成公公开处死同样身为‘穆族’成员的公孙申，就是以此来警告那些意图分权、随意改立国君的其他‘穆族’成员们——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国君的斧钺那也是很锋利的。 有关郑成公回国前后的一系列事情，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公子班、公孙申等人的‘私自改立国君’行为发表了评价——“忠诚，是君子美德，即使所忠的人不合式，尚且不可以轻易背叛，何况背叛主君的人自身也不正呢？” 《左传.成公十年》——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稳定了国内的局势、诛杀了觊觎君位、改立国君的‘叛臣’后，郑成公就想再接再厉、继续出兵伐许，以达成郑国历代先君‘吞并许国’的夙愿；可实在不巧的是——就在郑成公回国的这一年，也即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六月，郑国目前的盟主（大哥）——晋国国君晋景公患病去世了（有关晋景公去世一事，以后再详细讲述），晋太子州蒲得以继位，即晋厉公；晋国君位的更替，也影响了郑成公筹划中的伐许之役的进行，为了配合晋国的权力移交过程顺利完成，郑成公只得暂时放弃了伐许计划，而改为向晋国‘遣使致哀’。 而晋国方面，晋厉公继位之后，晋景公在世时就奉命出使楚国、承担着与楚国君臣商议两国之间改善缓和关系的晋国使者籴茷，在经过了一年多的与楚国君臣的艰苦磋商（扯皮和争执）后，终于得到了楚共王在某些繁琐外交问题原则上的让步，并同意回复——‘晋楚和议’之事可以达成，请晋使即刻回国，向新任晋侯（晋厉公）复命。 完成了使命的籴茷在回到晋国之后，便马上向新任国君晋厉公及朝堂诸卿士们汇报了自己一年多以来在楚国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以及楚共王回复的‘同意议和、休兵停战’意见。而晋厉公此时刚刚继位，也需要对外安定的情况，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君权和地位。 因此，晋厉公对与楚国议和之事很是重视，当即决定接受楚共王的‘和议’所请，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与楚国达成正式的和议盟约（之前晋景公就和公子辰达成过和议盟约了，但晋厉公继位后，还是得再来这么一遍，以显示重视和正规）。 此时，宋国执政正卿华元在听说了晋、楚两大强国已经达成一致，想要谋求和议、休兵停战的消息后，决心亲自出面来促成此事，为天下诸侯摆脱连绵不止的兵戈战乱损害而出一份力（华元这也是为久经战乱的宋国献一份力，不再频繁的出征、御敌，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周简王六年（前580年）冬，在华元的往来奔走和调停之下，晋、楚两国的国君先后接见了‘居中交通、传递信息’的华元，同意正式达成‘晋楚会盟’，两国间和平相处。 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夏，晋楚、两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前往宋都商丘，进行正式的‘休兵之会’；，晋国的首席代表，是上军将士燮；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大夫公子罢、大夫许偃。五月初四，晋、楚双方的代表在宋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正式的会盟仪式，并发布了盟辞，这就是‘西门之盟’，也称‘弭兵之会’。 其盟辞为——‘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 ‘西门之盟’达成后，晋、楚两个霸主之间终于得以暂时地休战；在此之后，自觉完成一件大事的晋厉公特地宣召诸侯盟友——鲁成公、郑成公、卫定公等在琐泽（河北邯郸大名县）会面，将晋楚‘弭兵盟辞’转告给他们，要他们务必遵守这个盟约。楚国方面，也是如此告诫自己的盟友陈、蔡、许等国的。 所以，郑成公想要伐许的愿望，目前是暂时实现不了了。晋楚争霸战争中的番外篇——莒国的故事，上一篇文章就讲完了，现在我们在回到之前的系列文章中，继续讲述晋、楚两大霸主之间的‘弭兵休战’过程——-—— 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的年底，由于受到晋景公欣赏、重视，所以被从晋国释放回国的楚国战俘、‘郢公’钟仪的居中交通和传话，晋楚两国之间早就不约而同想要进行‘和议’的行动发展很顺利；在楚国国君楚共王的安排下，楚国太宰公子辰奉命出使晋国进行访问，以此来回报晋国释放钟仪，请求重温晋、楚友好的善意之举。 公子辰抵达晋国后，拜见了晋景公，并与晋国正式缔结了两国间的和约；而达成和议之后，晋景公也举行了隆重地宴会来招待公子辰的来访，以此向天下诸侯宣布——晋楚两国已经达成了休兵停战的和约。 上文曾经说过——在公子辰出使晋国之后不久，已经出兵伐莒、驱逐了莒渠丘公、占据了莒国全境的楚令尹子重，总算得到了这个迟来的消息，因此才有了楚军从莒国撤军、默许莒渠丘公结束流亡、回莒城复国的后续局面；而这也是晋楚两国开始相互释放善意、停止彼此敌对的进一步举动。 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为了落实‘晋、楚和议’的具体措施，晋景公特地委派晋大夫籴茷前往楚国出访，这是回报楚太宰子商（公子辰）出使晋国的外交礼仪；籴茷此次访楚，主要的目的就是就‘晋、楚和议’之事，进一步与楚国君臣进行协商和交流（也就是打口水仗、扯皮）。 籴茷长途跋涉到了楚国以后，马上与楚共王及楚国诸大夫进行会面，就晋、楚两国之间要如何改善彼此关系，缓和之前剑拔弩张、刀兵相向的情形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磋商；此后，籴茷在楚国境内一直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与楚国君臣多次进行沟通谈判，就具体的‘和议’条件咬文嚼字，针锋相对，双方都不肯首先让步退缩。 所以，这场大国之间的外交磋商，就在籴茷和楚国君臣的无休止扯皮、费口水争执中，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就在晋、楚两国达成‘和议’意向、同时展开外交谈判期间，倒霉的郑国国君郑成公依旧被软禁在晋都新田，没有能被晋景公释放回国；而鉴于国家不能长期没有国君，于是郑国大夫公孙申便向各位执政的卿士建议说： “晋国扣押了国君，又杀了我们去求情的使者，我们即使再派使者去向晋国求和，也不一定能要回国君，而且很有可能又被晋人所杀害；不如我们干脆出兵攻打许国，再假装另立新君，以这种方式向晋国表示——郑国并不在乎国君是否被扣押，有没有这个国君都无所谓；那么，得知我们态度的晋国，必然认为继续扣押着国君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利益的，或许就会释放国君，让他回国了。” 公孙申，是郑穆公之孙，公子挥（子羽）之子，郑悼公、郑成公的堂兄弟；虽然他也是郑穆公的后裔，但并不是大权在握的‘郑国七穆’家族之一（郑国的‘穆族’包括了七穆集团，但七穆并不是郑国穆族的全部。 而公孙申向执政卿士们提出伐许、改立新君的建议时间，是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的十一月间，也就是楚令尹子重率军伐莒，连克莒国渠丘、莒、郓三城之时。 周简王五年（前581年）三月，此时在位的郑国执政卿士公子班思考许久之后，最终接受了公孙申的建议，放弃还在晋国软禁的郑成公，改立郑悼公、郑成公的庶兄，郑襄公的庶长子公子繻为郑国新君；公子班是想以此来向晋国显示——郑国不在乎被扣押的国君（郑成公），也不惧怕晋国接下来将会使出的压制手段。 但郑国刚刚改立新君后不久，国家内部就开始发生了新的动乱——公子班目前虽然是郑国的执政卿士，但他并不是郑穆公的后代，因此得不到‘七穆’集团的支持；而他放弃被软禁在晋国的郑成公、改立公子繻为新任郑伯的做法，自然就遭到了全体‘穆族’成员（不仅仅是指七穆家族，而是指郑穆公的全部后代；公孙申除外）的反对；‘穆族’成员都想要打倒执政的公子班，另立自己所钟意的人为新国君，以便控制朝堂人事、排挤其他贵族的势力，最终掌握郑国的军政大权。 就在公子繻被立为新任郑伯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四月，郑国的‘穆族’突然发动了政变，将新君公子繻直接杀死，又迫使执政的公子班弃国逃亡，跑到许国去避难；而‘穆族’成员中的叛徒公孙申，则被族人们扣押软禁在国都新郑，以待将来再行处理。 公子繻虽然被公子班拥立为新任郑伯，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又是被国内的贵族们发动政变赶下台并杀害的，所以他死后没能获得谥号，而仅仅以‘郑君繻’的名义，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郑君繻被杀害之后，发动政变的郑国‘穆族’成员——公子喜（子罕，七穆成员之首）、公子騑（子驷、七穆成员之一）等顺利把持了国政；然后，子罕、子騑改立郑成公年幼的儿子‘髡顽’为新一任的郑伯。 郑国发生了政变、先后改立两任新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晋国。和公孙申当初所预计的一样，晋国的部分卿士得知郑国已经改立新君的消息后，觉得再继续扣押着郑成公在手中，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还不如早些放他回去，一来借此缓和晋、郑两国关系，二来也可以利用郑成公的回国，给郑国的内政造成一些掣肘（大家都要分权、或者复位嘛）。 于是，持此意见的代表人物、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就寻机对晋景公建议说： “郑国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君，还在我们这里的郑伯（指郑成公）就成了废子，留着他继续在晋国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不如我们借口出兵伐郑，顺便把郑伯给送回去，以助他复位的条件和郑国完善两国间的盟约；这样，一能将郑国重新拉回诸侯联盟之中，二能向郑国示恩，是一举两得的事。” 栾书的建议，晋景公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痛快地答应了。但晋景公此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无法亲自领兵出征去攻打郑国，所以晋景公就让太子州蒲代替自己处出征，率领诸侯联军伐郑；而当了几年囚徒的郑成公，这一次也被晋军带着一起前往郑国。 此时执掌郑国国政的子罕、子驷等人，本来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是想要和晋国重新议和，接回郑成公，所以当晋国联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郑国境内后，执政子罕正中下怀，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向晋太子‘请和’；而为了表示郑国此次请和的诚意，子罕还让使者把郑国宗庙内的郑襄公庙中的礼器铜钟作为礼物，一股脑都送给了晋军统帅——太子州蒲。 晋景公此次让太子率军出兵伐郑，其本意并不是要真的对郑国发起军事上的攻击，只不过想摆出架势，借此降服、收伏郑国，让郑国再次回到诸侯联盟之中；因此，秉承父亲指示的晋太子州蒲，在接见了郑国的‘请和’使者、又收到了郑国所送上的厚礼后，立即就同意了郑国的‘请和’，然后与郑国派来的使者、大夫子然（穆族，但不是七穆成员）在脩泽（河南新乡原阳县）举行了盟誓仪式。 为了表示对重建的‘晋、郑盟约’的诚意，当两国盟约达成后，郑成公的叔父、郑国卿士子驷（公子騑，目前郑国的执政次卿，郑国七穆成员）受执政子罕委派前往晋国为人质，以此来作为郑国对盟约的保证和遵守。 而得到了郑国的重新归附，并以礼器、人质为保证之后，代替晋景公出征的晋太子州蒲心满意足，宣布就此从郑国撤军，并将随军带回来的、已经被扣押在晋国近一年之久的郑国国君郑成公给释放出营，送其返回了郑国；当年五月十一，郑成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国都新郑，再次成为郑国国君。 郑成公从软禁扣押中被晋军释放回国、重登国君之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穆族’贵族拥立为新任郑伯的儿子‘髡顽’给重新降为太子，并给他改名为‘恽’；郑成公此举，是抹去儿子曾用‘髡顽’之名、担任过一个月之久的（不合法的）郑国国君的‘负面影响’；（看起来，郑成公还是很爱这个儿子的，要不然，他就会像曾祖父郑文公当年一样，将觊觎君位、阴谋勾结外国夺权的伯祖父郑太子华给拘押收监、最后直接诛杀了事）。 随后，郑成公要办的第二件要事，就是追究当初公子班一党私自改立国君的‘作乱之罪’——此时，当初改立国君的主犯公子班已经逃亡到许国，暂时可以不用管他；而首先提议另立新君的公孙申及其同伙叔禽，现在都被发起政变的‘穆族’们给扣押在新郑的监室之中。 于是，郑成公以‘欺君叛国、阴谋作乱’的罪名，在六月初八这天，将公孙申及叔禽公开处死在新郑的集市中，以此来警示那些包藏‘夺权、背君’祸心的逆臣们。而郑成公公开处死同样身为‘穆族’成员的公孙申，就是以此来警告那些意图分权、随意改立国君的其他‘穆族’成员们——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国君的斧钺那也是很锋利的。 有关郑成公回国前后的一系列事情，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公子班、公孙申等人的‘私自改立国君’行为发表了评价——“忠诚，是君子美德，即使所忠的人不合式，尚且不可以轻易背叛，何况背叛主君的人自身也不正呢？” 《左传.成公十年》——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稳定了国内的局势、诛杀了觊觎君位、改立国君的‘叛臣’后，郑成公就想再接再厉、继续出兵伐许，以达成郑国历代先君‘吞并许国’的夙愿；可实在不巧的是——就在郑成公回国的这一年，也即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六月，郑国目前的盟主（大哥）——晋国国君晋景公患病去世了（有关晋景公去世一事，以后再详细讲述），晋太子州蒲得以继位，即晋厉公；晋国君位的更替，也影响了郑成公筹划中的伐许之役的进行，为了配合晋国的权力移交过程顺利完成，郑成公只得暂时放弃了伐许计划，而改为向晋国‘遣使致哀’。 而晋国方面，晋厉公继位之后，晋景公在世时就奉命出使楚国、承担着与楚国君臣商议两国之间改善缓和关系的晋国使者籴茷，在经过了一年多的与楚国君臣的艰苦磋商（扯皮和争执）后，终于得到了楚共王在某些繁琐外交问题原则上的让步，并同意回复——‘晋楚和议’之事可以达成，请晋使即刻回国，向新任晋侯（晋厉公）复命。 完成了使命的籴茷在回到晋国之后，便马上向新任国君晋厉公及朝堂诸卿士们汇报了自己一年多以来在楚国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以及楚共王回复的‘同意议和、休兵停战’意见。而晋厉公此时刚刚继位，也需要对外安定的情况，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君权和地位。 因此，晋厉公对与楚国议和之事很是重视，当即决定接受楚共王的‘和议’所请，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与楚国达成正式的和议盟约（之前晋景公就和公子辰达成过和议盟约了，但晋厉公继位后，还是得再来这么一遍，以显示重视和正规）。 此时，宋国执政正卿华元在听说了晋、楚两大强国已经达成一致，想要谋求和议、休兵停战的消息后，决心亲自出面来促成此事，为天下诸侯摆脱连绵不止的兵戈战乱损害而出一份力（华元这也是为久经战乱的宋国献一份力，不再频繁的出征、御敌，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周简王六年（前580年）冬，在华元的往来奔走和调停之下，晋、楚两国的国君先后接见了‘居中交通、传递信息’的华元，同意正式达成‘晋楚会盟’，两国间和平相处。 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夏，晋楚、两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前往宋都商丘，进行正式的‘休兵之会’；，晋国的首席代表，是上军将士燮；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大夫公子罢、大夫许偃。五月初四，晋、楚双方的代表在宋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正式的会盟仪式，并发布了盟辞，这就是‘西门之盟’，也称‘弭兵之会’。 其盟辞为——‘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 ‘西门之盟’达成后，晋、楚两个霸主之间终于得以暂时地休战；在此之后，自觉完成一件大事的晋厉公特地宣召诸侯盟友——鲁成公、郑成公、卫定公等在琐泽（河北邯郸大名县）会面，将晋楚‘弭兵盟辞’转告给他们，要他们务必遵守这个盟约。楚国方面，也是如此告诫自己的盟友陈、蔡、许等国的。 所以，郑成公想要伐许的愿望，目前是暂时实现不了了。 第18章晋厉公伐秦 从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开始，以晋景公派大夫籴茷前往楚国出访、回报楚太宰子商（公子辰）上一年出使晋国的外交礼仪为标志，到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夏，在宋国执政正卿华元的奔走调停之下，晋楚两国派出高规格的代表（晋国是上军将士燮，楚国是大夫公子罢和许偃）前往宋都商丘，在商丘西门外举行了正式的‘弭兵之会’（也即‘西门之会’）为结束，晋、楚两个诸侯霸主之间终于得以暂时休战。 而晋、楚两国的‘弭兵之会’，从晋景公和楚共王达成意向、准备召开会盟，到士燮和公子罢在宋都商丘正式举鼎会盟，这中间却拖拖拉拉地耽搁了一年多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就在这期间的周简王六年（前580年），晋厉公决定暂时和秦国也主动进行议和，以避免自己刚刚继位就耗费大量的、不必要的国力和军力上的损耗，让晋国先休整、恢复一下元气（以后再和楚、秦两大强敌继续争斗）。 所以，就在周简王六年（前580年）年初，晋厉公特意遣使赶赴秦国，向秦国国君秦桓公发出了‘休兵、会盟’的请求，并‘热情地’请秦桓公到两国边境上的令狐（山西临猗、此时属于晋国）会面，以便举行盟会。 秦桓公却信不过晋厉公的人品（连续几代的晋侯，都是狡诈多变性格，秦国为此也大吃苦头），认为如果自己贸然进入了晋国境内的话，难保不会重蹈之前郑成公、鲁成公被晋国扣押软禁的覆辙；因此，秦桓公决定不去令狐和晋厉公会面盟誓，而是指派秦国大夫史颗渡河，代替自己到令狐去拜见晋厉公，然后与晋厉公歃血会盟。 见秦桓公死活不肯过河，晋厉公在无奈之下只得与秦国使者史颗在河东进行歃血，完成了盟誓；随后，晋厉公派晋大夫郤犫过河，代表自己前往秦国王城（陕西大荔），和在此地等候观望的秦桓公歃血结盟。 可就在秦晋‘令狐、王城之盟’达成后不久，秦桓公就背弃了和晋国的盟约，偷偷地与晋国北部的白狄部落私下进行联络，约定好时机、准备联合偷袭晋国；可秦、狄两家谋事不机密，他们暗中联络、意图偷袭晋国的小动作，很快就被晋厉公所知道。 当时，晋厉公正在严密关注着即将召开的‘晋、楚弭兵之会’，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付秦国，于是晋厉公便暂时将秦桓公的背盟之举给放到了一边，准备先完成与楚国的‘弭兵之会’，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后再和秦国算一算总账。 到周简王七年（前579年）秋，晋、楚‘弭兵之会’已经在先期顺利完成，而受秦桓公唆使的狄人也按照事先约定偷袭了晋国，且一击得手；但狄人的对晋作战先胜后败，被反击的晋军在交刚（山西临汾隰县）打得大败，只得狼狈地逃出了晋国国境。 虽然秦国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晋厉公目前要还是借助‘弭兵之会’来稳定楚国，搞好南方的战略稳定局面；因此晋厉公没有立即发起伐秦之役，而是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冬，派新军佐郤至前往楚国拜见楚共王，重申晋、楚之间的友好盟约。 对郤至的来访，楚共王高度重视，不但亲自出面接见他，还特地安排了‘大享礼’来招待他，楚司马子反则担任宴会享礼的‘相礼’，也就是宴会的主持人，一同参与会见。 但郤至在应邀前来赴宴时，因为宴会上演奏乐曲之事，探知了楚国君臣根本不重视与晋国的‘弭兵盟约’，以及对《周礼》礼仪的遵守，依旧准备随时与晋国开战；因此郤至回国之后，将在楚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应对话语，都一五一十地奏报给了晋厉公，让晋厉公明白和楚国的‘弭兵结盟’不过是权宜之计，晋、楚两国将来迟早要在战场上再次相见。 虽然郤至已经探明了楚国方面的态度，但晋厉公此刻已经想要腾出手来对付蠢蠢欲动的秦国了，所以并没有立即和楚国翻脸；甚至在这一年（即周简王七年、前579年））的冬天，楚国使者公子罢使晋、以回报郤至对楚国的聘问时，晋厉公还在赤棘亲自接见了公子罢，并与其结盟，重申了晋、楚之间的盟约。 完成了和楚国的弭兵盟约、稳定了南方的‘暂时和平’局面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初，晋厉公开始筹备对秦国的讨伐作战，预备对这个老仇敌进行一次最严厉的打击。 为了师出有名，晋厉公在当年的三月召集了诸多盟友——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八国的国君，一同前往雒邑王都去朝拜周天子；晋厉公还亲自出马，向天子周简王陈述了秦国无礼背盟、联合戎狄偷袭晋国等诸多不义事，请天子为晋国“主持公道”，派兵惩罚叛盟、不敬王室的秦国。 周天子此时的日常生活起居所需，都要依靠诸侯们的不定期朝贡（或者说施舍）才能勉强维持，‘天下共主’的排场全都掌握在以晋厉公为首的‘亲周诸侯’手中（至于楚国就不要提了，不来探听鼎的轻重就不错了），哪里还有亲自出手教训反叛诸侯的军事实力。 因此，对于晋厉公奏报‘主持公道’的请求，周简王毫不犹豫、痛痛快快地同意了，不但亲下王诏斥责秦国，还十分体贴地“委托”晋厉公代替自己“讨伐不臣”。另外，周简王还派王室卿士刘康公、成肃公为统帅，率领“王师”（估计也就千把人）出征，随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一起参与伐秦。 而周天子如此识相的主动表态，让晋厉公的出兵伐秦行动有了更加充分、更加名正言顺的理由，在宗法道义上无懈可击；但为了更好地掌握战前的‘舆论、外交’至高优势，晋厉公又设计了一个更厉害的计谋。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初五，奉晋厉公之命，晋国行人、使者吕相顺利抵达了秦都雍城（陕西凤翔）；而在秦国公宫的大殿之上，当着秦桓公和秦国诸卿士大夫们的面，吕相将由自己精心撰写、并由晋厉公审核批准的“与秦绝交书”给全文朗诵了出来（绝交书一共有八百多字，要毫无停顿、错误的朗读出来，吕相确实用心了）。 吕相的‘与秦绝交书’这篇外交辞令，可以用‘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来解释，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掩盖晋、秦两国之间由姻亲到世仇的原因，而将所有的过错和罪责都推到秦国的身上，以防止秦国在战前就占据道义和信义的制高点，造成晋国的被动，并为不久后的晋国联军‘伐秦之役’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吕相念完‘绝秦书’后，端坐在大殿之上的秦桓公面无表情，勉强控制住了心中的万丈怒火，随即直接下令让殿中甲士把这个无耻的晋国行人给从大殿中叉出去，立即赶出雍城、不准在秦国境内逗留，踢回晋国了事。 为了维护秦国的尊严和利益，秦桓公在晋国已经发布了绝交书后，也公开宣布和晋国断绝盟约，然后马上准备开战前的军械、粮秣、物资，准备与即将前来伐秦的晋国联军进行武力对抗。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布置好战前一切准备的晋厉公亲自领军出征，率晋国联军——晋、齐、宋、卫、鲁、郑、曹、邾、腾等九国军队，并奉王室卿士刘康公、成肃公所率的不到两千人的“王师”一起出征，讨伐“破坏盟约、拒不接受天子王令”的秦国。而包括打酱油的‘王师’在内，晋国联军的人数居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二万人之多。 四月底，晋厉公率十二万人的联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大河（黄河），一直深入到秦国境内的麻隧（陕西泾阳），然后驻军在泾水东岸。得知晋国联军已经开到秦国境内的消息后，秦桓公不甘示弱，率五万秦军从秦都雍城（陕西凤翔）出发，也抵达了麻隧的泾河西岸，两军隔着窄窄的泾河展开了对峙。 五月初四，在经过了事先的周密布置、备战后，晋国联军在晋厉公的率领下拔营渡河，向河西的秦军发起了进攻，秦桓公则率领秦军节节阻击、拼死抵挡着联军的攻击。 秦军在兵力上有着明显的劣势，而且晋军训练有素、久经战阵，在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抵抗后，秦军不敌联军的猛攻，最终败下阵来；此战，秦军大将成差及不更（爵名）女父都被联军所俘获，伤亡也接近了三万人，秦桓公败阵后率残军狼狈地从麻隧撤退，放弃了与联军的接触。 击败秦军后，晋厉公还不肯罢休，再率联军跟在秦军身后紧追不舍，一直追击到秦国的侯丽（今陕西礼泉）附近才停止了军事行动；而秦军也被联军一路狂追，赶回了国都雍城，秦桓公收缩兵力保卫雍城，不敢轻易出战。 伐秦大获全胜后，晋厉公得意洋洋地宣布收兵，率领诸侯联军返回了河东（大河以东、不是泾河以东），秦国的河西之地就此被晋国所占领，此后数百年，秦国都没能成功地从晋国（已经三晋）手中重新将河西之地给拿回来。 有关此战的经过，在我之前的文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麻隧之战背后的故事》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需要了解此战前因后果的读者，可以直接去查阅前篇文章；谢谢。 此战结束之后，晋厉公凭借着连续击败齐、秦、狄三方的赫赫武功，成功地压制住了楚国的扩张势头，晋国的国势也大涨，诸侯国对晋国一致敬畏、臣服，到晋都新田朝见晋厉公的诸侯国君车驾络绎不绝；晋国也由此重新成为（当之无愧的）诸侯霸主。 在晋厉公召集诸侯盟友们一起出兵伐秦之时，身为晋国新盟友（新小弟）的郑国，自然也收到了召集令；为了表示对晋国的忠心，郑国国君郑成公更是亲自率军参与了晋国联军的这次伐秦之役；可就在郑成公领兵出外作战的这段时间，郑国又一次发生了内讧动乱。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夏，就在郑成公率军出兵秦国、出外征战之时，率子弟党羽从訾地偷偷潜回了新郑，并向留守新郑的执政卿士公子騑（即子驷、郑国七穆之一）提出‘请求’——允许自己进入郑国宗庙去祭祀祖宗（公子班就是想以此来试探郑人对自己返回新郑的反应和是否接受的态度）。 但公子騑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公子班的‘祭祖’请求，还扬言要发兵驱逐公子班；恼羞成怒之下，公子班便率私兵攻击了新郑城内的‘穆族’（即郑穆公的后裔子孙，公子班不是郑国穆族成员）私宅，还杀了七穆成员之中的二人——公子舒（子印）、公子挥（子羽）；随后，公子班驻军于新郑的市集之上，准备观望局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六月十七，留守新郑的子驷集中了新郑城内的其他穆族的私兵（以及大部分不肯归附公子班的郑国国人），率领他们一起到郑国祖庙中去盟誓，约定共同出兵，讨伐叛逆宗庙社稷的公子班。 然后，子驷在祖庙中郑重地烧了盟书，以此向昊天发誓，消灭叛臣；随即，子驷率军杀向市集，一举击败了公子班带来的私兵，当场诛杀了公子班及其弟公子駹并其子侄辈公孙叔、公孙知；这次由流亡公室成员所发起的郑国内讧叛乱，就此被子驷所平定。 公子班作乱被平定后不久，郑成公就率军从伐秦前线返回了郑国；而得知自己不在时，公子班居然又从许国跑回来做乱，还几乎成功的消息后，郑成公勃然大怒，将造成这场内讧的罪魁和祸因都扣到了收留公子班、截取訾地的许国头上。 郑成公认为——公子班之所以能够聚集私兵回国做乱，还不都是隔壁的世仇许国所收留和纵容的，另外许国还赞助了訾地给公子班做反叛基地呢；虽然之前公孙申的封地就是訾地，但许国接纳了公子班，又顺带接受了是公子班死党的公孙申的封地訾地，那说訾地现在是许国的，一点都没错——郑成公气鼓鼓地大喊！ 周简王九年（前577年）八月，为了惩罚许国收留并支持公子班回国作乱，还私自接收郑国叛臣公孙申的封邑，造成郑国国土上的损失，郑成公不顾霸主们（晋、楚）在此之前曾有‘弭兵盟约’的约定，派郑国执政公子喜（子罕）率军强行伐许，以泄私愤。 而郑成公伐许，还有着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理由——晋、楚两国此前已经签订了‘弭兵之盟’，而许国算是晋国的盟友（许国对晋楚两国都一视同仁、没有刻意厚此薄彼，这就比郑国强了），却没有派兵参加晋国联军的这一次伐秦之役（即麻隧之战），这就是许国不尊重晋、楚两大霸主；郑国身为晋国的盟友，当然要为盟主抱不平，因此特地前去讨伐许国，以为对许国‘不敬盟主、收留叛臣’的惩罚（好借口！） 有关郑、许之战的具体过程、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又是怎样的呢？从周简王五年（前581年）年初开始，以晋景公派大夫籴茷前往楚国出访、回报楚太宰子商（公子辰）上一年出使晋国的外交礼仪为标志，到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夏，在宋国执政正卿华元的奔走调停之下，晋楚两国派出高规格的代表（晋国是上军将士燮，楚国是大夫公子罢和许偃）前往宋都商丘，在商丘西门外举行了正式的‘弭兵之会’（也即‘西门之会’）为结束，晋、楚两个诸侯霸主之间终于得以暂时休战。 而晋、楚两国的‘弭兵之会’，从晋景公和楚共王达成意向、准备召开会盟，到士燮和公子罢在宋都商丘正式举鼎会盟，这中间却拖拖拉拉地耽搁了一年多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就在这期间的周简王六年（前580年），晋厉公决定暂时和秦国也主动进行议和，以避免自己刚刚继位就耗费大量的、不必要的国力和军力上的损耗，让晋国先休整、恢复一下元气（以后再和楚、秦两大强敌继续争斗）。 所以，就在周简王六年（前580年）年初，晋厉公特意遣使赶赴秦国，向秦国国君秦桓公发出了‘休兵、会盟’的请求，并‘热情地’请秦桓公到两国边境上的令狐（山西临猗、此时属于晋国）会面，以便举行盟会。 秦桓公却信不过晋厉公的人品（连续几代的晋侯，都是狡诈多变性格，秦国为此也大吃苦头），认为如果自己贸然进入了晋国境内的话，难保不会重蹈之前郑成公、鲁成公被晋国扣押软禁的覆辙；因此，秦桓公决定不去令狐和晋厉公会面盟誓，而是指派秦国大夫史颗渡河，代替自己到令狐去拜见晋厉公，然后与晋厉公歃血会盟。 见秦桓公死活不肯过河，晋厉公在无奈之下只得与秦国使者史颗在河东进行歃血，完成了盟誓；随后，晋厉公派晋大夫郤犫过河，代表自己前往秦国王城（陕西大荔），和在此地等候观望的秦桓公歃血结盟。 可就在秦晋‘令狐、王城之盟’达成后不久，秦桓公就背弃了和晋国的盟约，偷偷地与晋国北部的白狄部落私下进行联络，约定好时机、准备联合偷袭晋国；可秦、狄两家谋事不机密，他们暗中联络、意图偷袭晋国的小动作，很快就被晋厉公所知道。 当时，晋厉公正在严密关注着即将召开的‘晋、楚弭兵之会’，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对付秦国，于是晋厉公便暂时将秦桓公的背盟之举给放到了一边，准备先完成与楚国的‘弭兵之会’，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后再和秦国算一算总账。 到周简王七年（前579年）秋，晋、楚‘弭兵之会’已经在先期顺利完成，而受秦桓公唆使的狄人也按照事先约定偷袭了晋国，且一击得手；但狄人的对晋作战先胜后败，被反击的晋军在交刚（山西临汾隰县）打得大败，只得狼狈地逃出了晋国国境。 虽然秦国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晋厉公目前要还是借助‘弭兵之会’来稳定楚国，搞好南方的战略稳定局面；因此晋厉公没有立即发起伐秦之役，而是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冬，派新军佐郤至前往楚国拜见楚共王，重申晋、楚之间的友好盟约。 对郤至的来访，楚共王高度重视，不但亲自出面接见他，还特地安排了‘大享礼’来招待他，楚司马子反则担任宴会享礼的‘相礼’，也就是宴会的主持人，一同参与会见。 但郤至在应邀前来赴宴时，因为宴会上演奏乐曲之事，探知了楚国君臣根本不重视与晋国的‘弭兵盟约’，以及对《周礼》礼仪的遵守，依旧准备随时与晋国开战；因此郤至回国之后，将在楚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应对话语，都一五一十地奏报给了晋厉公，让晋厉公明白和楚国的‘弭兵结盟’不过是权宜之计，晋、楚两国将来迟早要在战场上再次相见。 虽然郤至已经探明了楚国方面的态度，但晋厉公此刻已经想要腾出手来对付蠢蠢欲动的秦国了，所以并没有立即和楚国翻脸；甚至在这一年（即周简王七年、前579年））的冬天，楚国使者公子罢使晋、以回报郤至对楚国的聘问时，晋厉公还在赤棘亲自接见了公子罢，并与其结盟，重申了晋、楚之间的盟约。 完成了和楚国的弭兵盟约、稳定了南方的‘暂时和平’局面后，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初，晋厉公开始筹备对秦国的讨伐作战，预备对这个老仇敌进行一次最严厉的打击。 为了师出有名，晋厉公在当年的三月召集了诸多盟友——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八国的国君，一同前往雒邑王都去朝拜周天子；晋厉公还亲自出马，向天子周简王陈述了秦国无礼背盟、联合戎狄偷袭晋国等诸多不义事，请天子为晋国“主持公道”，派兵惩罚叛盟、不敬王室的秦国。 周天子此时的日常生活起居所需，都要依靠诸侯们的不定期朝贡（或者说施舍）才能勉强维持，‘天下共主’的排场全都掌握在以晋厉公为首的‘亲周诸侯’手中（至于楚国就不要提了，不来探听鼎的轻重就不错了），哪里还有亲自出手教训反叛诸侯的军事实力。 因此，对于晋厉公奏报‘主持公道’的请求，周简王毫不犹豫、痛痛快快地同意了，不但亲下王诏斥责秦国，还十分体贴地“委托”晋厉公代替自己“讨伐不臣”。另外，周简王还派王室卿士刘康公、成肃公为统帅，率领“王师”（估计也就千把人）出征，随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一起参与伐秦。 而周天子如此识相的主动表态，让晋厉公的出兵伐秦行动有了更加充分、更加名正言顺的理由，在宗法道义上无懈可击；但为了更好地掌握战前的‘舆论、外交’至高优势，晋厉公又设计了一个更厉害的计谋。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初五，奉晋厉公之命，晋国行人、使者吕相顺利抵达了秦都雍城（陕西凤翔）；而在秦国公宫的大殿之上，当着秦桓公和秦国诸卿士大夫们的面，吕相将由自己精心撰写、并由晋厉公审核批准的“与秦绝交书”给全文朗诵了出来（绝交书一共有八百多字，要毫无停顿、错误的朗读出来，吕相确实用心了）。 吕相的‘与秦绝交书’这篇外交辞令，可以用‘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来解释，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掩盖晋、秦两国之间由姻亲到世仇的原因，而将所有的过错和罪责都推到秦国的身上，以防止秦国在战前就占据道义和信义的制高点，造成晋国的被动，并为不久后的晋国联军‘伐秦之役’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吕相念完‘绝秦书’后，端坐在大殿之上的秦桓公面无表情，勉强控制住了心中的万丈怒火，随即直接下令让殿中甲士把这个无耻的晋国行人给从大殿中叉出去，立即赶出雍城、不准在秦国境内逗留，踢回晋国了事。 为了维护秦国的尊严和利益，秦桓公在晋国已经发布了绝交书后，也公开宣布和晋国断绝盟约，然后马上准备开战前的军械、粮秣、物资，准备与即将前来伐秦的晋国联军进行武力对抗。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四月，布置好战前一切准备的晋厉公亲自领军出征，率晋国联军——晋、齐、宋、卫、鲁、郑、曹、邾、腾等九国军队，并奉王室卿士刘康公、成肃公所率的不到两千人的“王师”一起出征，讨伐“破坏盟约、拒不接受天子王令”的秦国。而包括打酱油的‘王师’在内，晋国联军的人数居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二万人之多。 四月底，晋厉公率十二万人的联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大河（黄河），一直深入到秦国境内的麻隧（陕西泾阳），然后驻军在泾水东岸。得知晋国联军已经开到秦国境内的消息后，秦桓公不甘示弱，率五万秦军从秦都雍城（陕西凤翔）出发，也抵达了麻隧的泾河西岸，两军隔着窄窄的泾河展开了对峙。 五月初四，在经过了事先的周密布置、备战后，晋国联军在晋厉公的率领下拔营渡河，向河西的秦军发起了进攻，秦桓公则率领秦军节节阻击、拼死抵挡着联军的攻击。 秦军在兵力上有着明显的劣势，而且晋军训练有素、久经战阵，在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抵抗后，秦军不敌联军的猛攻，最终败下阵来；此战，秦军大将成差及不更（爵名）女父都被联军所俘获，伤亡也接近了三万人，秦桓公败阵后率残军狼狈地从麻隧撤退，放弃了与联军的接触。 击败秦军后，晋厉公还不肯罢休，再率联军跟在秦军身后紧追不舍，一直追击到秦国的侯丽（今陕西礼泉）附近才停止了军事行动；而秦军也被联军一路狂追，赶回了国都雍城，秦桓公收缩兵力保卫雍城，不敢轻易出战。 伐秦大获全胜后，晋厉公得意洋洋地宣布收兵，率领诸侯联军返回了河东（大河以东、不是泾河以东），秦国的河西之地就此被晋国所占领，此后数百年，秦国都没能成功地从晋国（已经三晋）手中重新将河西之地给拿回来。 有关此战的经过，在我之前的文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麻隧之战背后的故事》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需要了解此战前因后果的读者，可以直接去查阅前篇文章；谢谢。 此战结束之后，晋厉公凭借着连续击败齐、秦、狄三方的赫赫武功，成功地压制住了楚国的扩张势头，晋国的国势也大涨，诸侯国对晋国一致敬畏、臣服，到晋都新田朝见晋厉公的诸侯国君车驾络绎不绝；晋国也由此重新成为（当之无愧的）诸侯霸主。 在晋厉公召集诸侯盟友们一起出兵伐秦之时，身为晋国新盟友（新小弟）的郑国，自然也收到了召集令；为了表示对晋国的忠心，郑国国君郑成公更是亲自率军参与了晋国联军的这次伐秦之役；可就在郑成公领兵出外作战的这段时间，郑国又一次发生了内讧动乱。 周简王八年（前578年）夏，就在郑成公率军出兵秦国、出外征战之时，之前在执政时擅自更立国君、然后又被国内的‘穆族’发动政变赶出了国外、流亡在许国訾地（此地原是郑国大夫公孙申的封地；公孙申作乱被杀后，訾地无主，因此被许国接收，然后又转给了到许国避难的郑国前任执政公子班）的郑国叛臣公子班，趁着国君在外、新郑无主的机会，突然于当年六月十五半夜，率子弟党羽从訾地偷偷潜回了新郑，并向留守新郑的执政卿士公子騑（即子驷、郑国七穆之一）提出‘请求’——允许自己进入郑国宗庙去祭祀祖宗（公子班就是想以此来试探郑人对自己返回新郑的反应和是否接受的态度）。 但公子騑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公子班的‘祭祖’请求，还扬言要发兵驱逐公子班；恼羞成怒之下，公子班便率私兵攻击了新郑城内的‘穆族’（即郑穆公的后裔子孙，公子班不是郑国穆族成员）私宅，还杀了七穆成员之中的二人——公子舒（子印）、公子挥（子羽）；随后，公子班驻军于新郑的市集之上，准备观望局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六月十七，留守新郑的子驷集中了新郑城内的其他穆族的私兵（以及大部分不肯归附公子班的郑国国人），率领他们一起到郑国祖庙中去盟誓，约定共同出兵，讨伐叛逆宗庙社稷的公子班。 然后，子驷在祖庙中郑重地烧了盟书，以此向昊天发誓，消灭叛臣；随即，子驷率军杀向市集，一举击败了公子班带来的私兵，当场诛杀了公子班及其弟公子駹并其子侄辈公孙叔、公孙知；这次由流亡公室成员所发起的郑国内讧叛乱，就此被子驷所平定。 公子班作乱被平定后不久，郑成公就率军从伐秦前线返回了郑国；而得知自己不在时，公子班居然又从许国跑回来做乱，还几乎成功的消息后，郑成公勃然大怒，将造成这场内讧的罪魁和祸因都扣到了收留公子班、截取訾地的许国头上。 郑成公认为——公子班之所以能够聚集私兵回国做乱，还不都是隔壁的世仇许国所收留和纵容的，另外许国还赞助了訾地给公子班做反叛基地呢；虽然之前公孙申的封地就是訾地，但许国接纳了公子班，又顺带接受了是公子班死党的公孙申的封地訾地，那说訾地现在是许国的，一点都没错——郑成公气鼓鼓地大喊！ 周简王九年（前577年）八月，为了惩罚许国收留并支持公子班回国作乱，还私自接收郑国叛臣公孙申的封邑，造成郑国国土上的损失，郑成公不顾霸主们（晋、楚）在此之前曾有‘弭兵盟约’的约定，派郑国执政公子喜（子罕）率军强行伐许，以泄私愤。 而郑成公伐许，还有着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理由——晋、楚两国此前已经签订了‘弭兵之盟’，而许国算是晋国的盟友（许国对晋楚两国都一视同仁、没有刻意厚此薄彼，这就比郑国强了），却没有派兵参加晋国联军的这一次伐秦之役（即麻隧之战），这就是许国不尊重晋、楚两大霸主；郑国身为晋国的盟友，当然要为盟主抱不平，因此特地前去讨伐许国，以为对许国‘不敬盟主、收留叛臣’的惩罚（好借口！） 有关郑、许之战的具体过程、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第19章妖僧祸国 绍兴元年（1131）春，宋高宗刚刚逃至绍兴，大后方就传出了孟太后病重的消息。 孟太后是宋哲宗废黜的皇后，也是汴京城破时极少数幸存的皇室长辈之一，后随宋高宗南渡，在乱世中凭一己之力稳定了大宋正统。但在重病中煎熬了三个月后，绍兴元年四月，一生“三立两废”的孟太后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宋高宗不得不面临孟太后的后事问题。 在宋高宗以前，除了被俘的徽、钦二宗外，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内，北宋的皇帝均葬于巩义皇陵区。所以，孟太后临终前明确表示，等宋高宗收复中原后，将她葬入巩义皇陵。 然而，宋高宗并没有收复中原的信心与决心。考虑到宋室的尊严，曾巩的侄子、修奉官曾纡援引先秦时代古人暂厝之例，建议朝廷为孟太后立“攒宫”。 所谓“攒宫”，就是暂时存放遗体的建筑物。古有天子七月而葬，两宋也遵循这一法则，在葬仪举行前将逝者遗体暂时停灵，待山陵建好后，再奉安于陵寝。 曾纡的提议解决了宋高宗的难题，也打开了南宋陵寝葬仪的新思路。 相陵使很快就在绍兴府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麓，找到一块地势地貌与巩义皇陵大致类似的开阔空地。随后，那里被宋高宗赐名“宝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区。 而孟太后攒宫的营建，也标志着“宋六陵”攒宫营建正式拉开帷幕。 孟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01 宋六陵，乃后人对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六座南宋帝陵的简称。 此前，北宋的巩义皇陵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东据青龙山，南抵金牛山和白云山，北傍蜿蜒东流的伊洛河水。陵园坐落在比较平缓的黄土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态势。从鹊台、乳台至上官陵台逐渐斜降，置中心建筑——陵台于全陵的低凹处。巩义诸陵中，除宋真宗永定陵位于岗地顶部偏西外，其余陵园从南到北都有数米至十余米的落差，形制与“积土为冢”的唐陵相差无几。但是，由陵园南端北眺，北宋皇陵气势明显减弱。 河南巩义北宋皇陵永昭陵。图源：摄图网 之所以会出现气势不足的观感，是因为巩义皇陵的布局，采取了择吉“五音姓利”法。 所谓“五音姓利”，就是在风水学上把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分别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对应，这样即可在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最佳埋葬方位与时日，“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天、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 按照宋仁宗朝风水大师王洙编撰的《地理新书》所言，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赵家皇帝的陵墓选址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也可居之”。北宋皇陵陵园呈现东南仰高、西北低垂，东南依山、西北傍水的地貌特征，正与角姓木行所利的地理形势相符。 角姓大利向图。图源：王洙著《地理新书校理》 宋室南迁后，皇陵也需要修建于东高西下、南高北低之地。而上皇山的主脉会稽山，位于绍兴县南部，是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契合北宋皇陵传统的“南高北低”之意。另外，相传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葬地就在会稽山。因而，会稽山从秦代起就与太室山、恒山、泰山等并列，到了唐代，更是成为官方认可的“南镇”。 上皇山古称莲雾山，是会稽山主峰东白山没入平原前的低丘，海拔不足200米。在莲雾山南麓，东、西、南三处还分布着较低矮的青龙山、五虎岭和紫云山，使莲雾山一带的地丘平台成了一个既围合而又开敞的小盆地，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帝陵风水宝地。 可见，在丘陵遍布的山岭之间，唯有会稽山才能藏得住这支宋室余脉的王气。让南渡的宋皇宗室暂厝于此，不失为妥善的安排。 02 可是，孟太后的丧仪刚告一段落，南宋内部就炸开了锅。 回忆起在海上流窜的岁月，宋高宗只想早日在水网密布的绍兴建都，以躲避金人南下的铁蹄。然而，南宋初年的绍兴，城市狭小，位置偏僻，临倚的浙东运河漕运运力十分有限。宋高宗君臣驻跸绍兴以来，物资就持续供应不足，导致物价飞涨。要知道，在金人大规模南下前，“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宋高宗驻跸绍兴期间，单是给官员发工资就得“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而当时朝廷年收“正赋”不过二百万缗。 按照这样的消耗速度，宋高宗驻跸绍兴不满十月，必天下大乱。因此，宰相吕颐浩、中书舍人洪拟等一众大臣，站在振兴民生经济的角度，皆极力反对宋高宗永驻绍兴。 宋高宗。图源：影视剧照 无奈之下，宋高宗只能继续向西撤退，移驻临安，在杭州撑起宋朝的半壁江山。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绍兴。正如宋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所言：“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绍兴），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孟太后）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 对于大部分怀有光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宋人来说，绍兴东南那座“攒宫”就是他们回家的希望。 驻跸临安之后，宋高宗立即将绍兴定为浙东路治所，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临安。同时，宋高宗还比照临安的行政机构，向绍兴迁移了大量的宗室成员、官兵、百姓等，旨在盘活当地经济，为营造南宋皇陵提供保障。 绍兴八年（1138）冬，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金熙宗诏书南来。为了给宋朝“下马威”，金熙宗在书信中故意不言宋朝，而称江南，并让张通古等在到达临安后主持宋高宗奉表受降仪式，以达成两邦和好的目的。 消息传出，南宋方面群情激奋，但宋高宗、秦桧等主和派却不为所动。最终，秦桧接受了金人的条件，不过宋高宗不愿意跪拜称臣。经过多次协商，金人才同意让秦桧代替宋高宗行礼。 宋高宗的“折屈”，换来了一纸绍兴和议。根据和议的约定，南宋需要向金朝每年输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还需要向金称臣，并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割让与金。而金人则同意返还宋徽宗、郑皇后及宋高宗妻子邢皇后的梓宫，并允许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坐牛车回国。 于是，绍兴十二年（1142），宋徽宗的梓宫自北方南下，回归临安。 由于宋徽宗此前并无陵寝，南返的三车灵柩便被停奉于孟太后陵墓的西北侧。考虑到古之帝王皆有陵号，而南宋臣民又从未放弃过收复失地之念，所以宋高宗决定让宋徽宗的陵寝继续以“攒宫”之名存世，只在攒宫之前加以陵号，即永祐陵攒宫。 03 诚如宋代学者吕中所言，宋高宗投降金国的恶果，一是让北方的旧宋人丧失对南宋的归附感，二是使南宋官僚、士大夫丧失复国的斗志，甘于平和。自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那颗摇摆之心就彻底安定了下来。南宋王朝实质上定都临安，开启了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偏安岁月。 尽管宋高宗贪生怕死、畏金如虎，但从他守护南宋半壁江山的角度考量，他的政绩也还算“绍祚中兴”。在他的统治下，江南地区除在南宋初年曾遭兵燹外，大多数时间里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然而，南宋的安定富足却解决不了宋高宗的生育缺陷。因此前逃避金人追赶时受到惊吓，宋高宗难有子嗣，加之宋太宗一脉传下的后裔大多做了金人的俘虏，膝下悲凉的他只好从宋太祖一系后裔中寻找合适的继承人选。经过一番考察和历练后，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玮成了宋高宗的太子，改名赵昚，即日后的宋孝宗。 宋孝宗画像。图源：网络 皇子一立，正值盛年的宋高宗便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 关于自己退位的想法，宋高宗在诏书中称： “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赵）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 在宋高宗看来，他在位的三十六年“属时多故”，感觉到特别乏累，只想“退养寿康”，恰逢这些日子以来，宋、金边事稍稍停歇，正是退位让贤的好时机。至于坊间对他畏金如虎、杀害忠良的指责谩骂，退位前夕，宋高宗又召见了多位大臣，当面罪己：“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这一态度，似乎在向外界忏悔他的过往。 然而，退位后，他却丝毫不见退位前夕的愧疚。 宋高宗退闲后，居于秦桧的原宅。为彰显孝心，宋孝宗登极后，立即将此地改名德寿宫，并规定“德寿宫月进钱四万贯”，使宋高宗的退居生活衣食无忧。要知道，在高薪养廉的两宋，即便是太师、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高官，月俸最高者也不过四百贯。对比宋高宗的四万贯，差距大着呢。 可即便如此，宋高宗还是时常感觉手头拮据，带头违禁创收。退位之初，他就纵容宦官梁康民等开设酒库，私自卖酒，这在宋代属于“犯榷酒之禁”，按律当受黔面、脊杖，发配五百里监禁。因此，宋高宗犯禁之事一出，敢于当面批驳皇帝的右正言袁孚就直言不讳，要宋高宗对此事作出合理解释。宋高宗“闻之震怒”，施压宋孝宗，最终这件事只能以德寿宫酝御酒以飨太上皇，草草收场。 这种极致奢靡的太上皇生活，宋高宗过了整整二十五年。德寿宫的营建也的确在近千年的岁月后，令考古工作者啧啧称奇。但德寿宫的极乐世界，必然通往无尽的地下炼狱。 04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在德寿宫养尊处优的宋高宗终于驾崩，享年81岁。 宋高宗死了，他葬礼好办，但在下葬前，选陵官们又吵翻了天。原因是，修奉陵司在营建宋高宗的攒宫时发现“二浙土薄地卑，易为见水，若不措置，深恐未便”。皇陵渗水，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大忌。可“五音姓利”毕竟是宋初定下的皇陵风水法则，到底要照搬中原传统，还是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成了南宋君臣们最头疼的问题。 修奉陵司最终拿出了一套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谨别彩画石藏图子一本，兼照得厢壁离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虽工力倍增，恐可御湿。”意思是说，陵墓采用土坑竖穴而下置石罩棺（石藏），石藏外五尺复筑一道石壁，两层石壁中间以胶土填筑夯实，用以防潮。 宋高宗永思陵石藏图。图源：陈朝云著《南北宋陵》 尽管南宋的攒宫只是帝后们棺椁的临时归宿，但皇帝们显然也不想看到这座“地下行在”过于寒酸。于是，遵照唐宋以来陵寝的建造形制，南宋皇帝的攒宫也设置了专用于祭祀的“下宫”建筑。同时，在宋高宗永思陵的皇堂上方，有司还按照宋朝宫殿的样式盖了一座面阔三间的献殿，献殿后面又盖了一座同样面阔三间的建筑，名曰“乌”。宋高宗的墓室就开掘建造在这座乌的地下。 由于南宋的皇陵攒宫并非正规的皇陵大墓，故未设置狭长的墓道，这无疑又给宋高宗的下葬流程增加难度。 自北宋起，宋太祖赵匡胤就深感前朝的丧葬典仪繁琐，简化了丧葬流程。南宋的修奉陵司得以为后世皇帝下葬制定了一套新的规程，以应对皇陵攒宫没有墓道的问题：下葬时须“先下椁底板，俟进梓宫于椁底板上，定正讫，然后安下椁身，次将天盘曩网于椁上安设”，然后以石条封砌。待梓宫下葬后，“巧用青石为压栏，次铺承重柏木杭二十余条，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后以方砖砌地，其实土不及尺耳。”也就说，南宋的工匠们挖好了皇堂（墓室）后，就将先帝棺椁置于固定位置，之后再于皇堂上方修建乌头，并用青石板及数寸香土将其与地面隔开，以待日后真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再行迁葬巩义皇陵。可见，南宋帝陵上宫规制是真的简陋。 由于宋高宗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陵墓规格自然成为了后来南宋皇帝攒宫的典范。 05 宋高宗的攒宫完全照搬了“五音姓利”的模式，这在主张本土化的大臣们看来，是亡国的预兆。为此，宋高宗驾崩后，南宋大臣时不时就将陵寝葬地问题拿到朝堂上讨论、辩驳，这让宋孝宗不胜心烦。 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孝子，宋孝宗不敢轻易给祖训、祖规“动手术”。宋高宗驾崩后，对政务倦怠的宋孝宗，也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宋高宗的丧事还没办完，宋孝宗便私下向端明殿学士洪迈透露自己想要传位给太子赵惇的想法，让洪迈早做准备，随时声援他。 宋高宗驾崩仅一年四个月，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就在紫宸殿举行了内禅仪式，做了太上皇，住进重华宫（原德寿宫）。 然而，宋孝宗选的接班人却远不如自己孝顺。自他退居重华宫始，宋光宗赵惇就时不时惹他生气，赵惇的正宫皇后李凤娘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悍后之一。宋孝宗住进重华宫没享几年清福就病入膏肓，于绍熙五年（1194）病逝，享年68岁。 宋孝宗一死，帝陵选址问题再次降临南宋朝堂。 根据“五音姓利”法则，朝廷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边下方，为宋孝宗择定了吉地，建造攒宫，名永阜陵。但是，等皇家工程队进场施工时才发现，这块所谓的“吉地”，“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即便仿造永思陵给宋孝宗永阜陵加上两道“石藏子”，也解决不了皇陵漏水问题。鉴于此等特殊情况，奉命前往复核陵地选址的大臣孙逢吉建议，“别宽日月，别求吉地为上”，于是宋光宗急命台谏大臣、翰林待诏等商议，三日內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看到宋朝自靖康之变以来一直受人欺负，时任焕章阁待制的理学大师朱熹不免有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火气。在理学的世界里，他提倡古道热肠，主张全力抗金、重振朝纲。于是，借着这次为宋孝宗选陵择地的时机，朱熹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山陵议状》，力陈“国音”之弊，将宋室南渡后始终无法全面中兴的过错，归结于皇陵“五音姓利”选址法则上。 朱熹画像。图源：网络 朱熹认为，古之葬法，“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择地安葬先人的亡魂，求的就是先人的庇佑。对于诸孝子贤孙而言，保全先帝形体神灵，谨重诚敬之心，祭祀不绝，再卜以一处“吉地”，然后用之，才是宋室安稳传承的天道。而今，南宋朝廷刻板遵守“五音姓利”，在选择墓地时，又未能广泛听取各地堪舆师的意见，也未“博访群山”，只是片面强调宋朝皇陵需要延续“坐南朝北”的传统，未来必会遭遇大的劫难。 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撑性的论据，朱熹在《山陵论状》中称： 盖自永安（赵匡胤父赵弘殷陵墓）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徽宗、钦宗）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孝宗）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宋高宗赵构陵墓），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光宗）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太子）、魏邸（赵恺）相继薨谢。若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从之未必为福，不从未必为祸矣。何为信之若是其笃，而守之若是其严哉？若曰其法果验，不可改易，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 朱熹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摒弃“五音姓利”，在江西或福建一带征调地理师，重新勘选墓地。 此论一出，在南宋朝议间掀起轩然大波。但，不少维护宋室的官员仍坚持，朱熹的风水观点十分离经叛道，若轻易背离祖宗之法，恐遭天谴。结果不了了之。 06 朱熹的先见之明被无情地丢弃一边，天谴却不会因此而放过宋室子孙。 南宋王朝自始至终都坚守“五音姓利”法则，及至为宋宁宗修永茂陵时，上皇山自孟太后陵以降，一路向西，已无可用的山陵土地。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只好让人将陵区内唯一用于给皇家祈福的古刹泰宁寺拆毁，将僧人赶走，为宋宁宗修陵。 而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决定，竟使宋陵遭遇了灭顶之灾。 宋理宗在位期间，北方金朝也日渐衰落，宋朝有了“联蒙抗金”一雪前耻的机会。但自金朝灭亡后，偏安的宋室又回到不思进取的境地，在纸醉金迷中迷失自我，直至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军队横扫宇内。元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伴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南宋王朝彻底失去了复国的希望。 宋理宗画像。图源：网络 在大一统的元王朝内，曾经的京畿绍兴成了江南行省的一部分。为了根绝宋朝遗民的抵抗情绪，时任江南释教总摄的番僧杨琏真迦，在元朝权臣桑哥的支持下，借“厌胜”之名，指使原泰宁寺僧人强行闯入宋陵禁区，一场由官方默许的盗陵浩劫就此展开。 据南宋遗老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杨琏真迦等人蜂拥进入宋陵后，守陵使罗铣曾竭力相抗，但被泰宁寺僧人持刀逼退。当着守陵官的面，这伙歹徒有恃无恐，先盗挖了宁宗、理宗以及宁宗杨皇后等陵，之后又相继盗毁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帝陵，并将宋理宗的头颅割下，制成酒器，供元朝权贵赏玩。 此事发生后，江南地区的百姓义愤填膺。绍兴义士唐珏等人散尽家财，组织人员扮作乞丐、农夫、采药人等在山坑草莽间苦苦搜寻帝后遗骨，将其归葬于绍兴城外的兰亭山，并引南宋宫廷的冬青树栽至山间，以为标记。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即元大都）索取理宗头骨，并结合浙江进献的《攒宫图》以及绍兴城外兰亭山上的冬青树标记，将诸帝遗骸归葬原穴，诸陵封土树碑，修茸享殿围墙，种上松树，使之尽量恢复原貌。 同时，为免南宋皇陵再遭破坏，明太祖直接将宝山一带划作禁区，严禁百姓上山砍伐。 尽管明太祖为恢复和保护“宋六陵”作出过一番较大的努力，但自明朝中叶起，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朝廷逐渐疏于对宋陵的看护、修葺与管理。随着时间流逝，宋陵终为一片茶园所湮没。 如今，巍巍皇陵，只余丛丛稀疏的古松。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但它们的矗立，仍顽强地象征着南宋的风风雨雨。绍兴元年（1131）春，宋高宗刚刚逃至绍兴，大后方就传出了孟太后病重的消息。 孟太后是宋哲宗废黜的皇后，也是汴京城破时极少数幸存的皇室长辈之一，后随宋高宗南渡，在乱世中凭一己之力稳定了大宋正统。但在重病中煎熬了三个月后，绍兴元年四月，一生“三立两废”的孟太后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宋高宗不得不面临孟太后的后事问题。 在宋高宗以前，除了被俘的徽、钦二宗外，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内，北宋的皇帝均葬于巩义皇陵区。所以，孟太后临终前明确表示，等宋高宗收复中原后，将她葬入巩义皇陵。 然而，宋高宗并没有收复中原的信心与决心。考虑到宋室的尊严，曾巩的侄子、修奉官曾纡援引先秦时代古人暂厝之例，建议朝廷为孟太后立“攒宫”。 所谓“攒宫”，就是暂时存放遗体的建筑物。古有天子七月而葬，两宋也遵循这一法则，在葬仪举行前将逝者遗体暂时停灵，待山陵建好后，再奉安于陵寝。 曾纡的提议解决了宋高宗的难题，也打开了南宋陵寝葬仪的新思路。 相陵使很快就在绍兴府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麓，找到一块地势地貌与巩义皇陵大致类似的开阔空地。随后，那里被宋高宗赐名“宝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区。 而孟太后攒宫的营建，也标志着“宋六陵”攒宫营建正式拉开帷幕。 孟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01 宋六陵，乃后人对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六座南宋帝陵的简称。 此前，北宋的巩义皇陵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东据青龙山，南抵金牛山和白云山，北傍蜿蜒东流的伊洛河水。陵园坐落在比较平缓的黄土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态势。从鹊台、乳台至上官陵台逐渐斜降，置中心建筑——陵台于全陵的低凹处。巩义诸陵中，除宋真宗永定陵位于岗地顶部偏西外，其余陵园从南到北都有数米至十余米的落差，形制与“积土为冢”的唐陵相差无几。但是，由陵园南端北眺，北宋皇陵气势明显减弱。 河南巩义北宋皇陵永昭陵。图源：摄图网 之所以会出现气势不足的观感，是因为巩义皇陵的布局，采取了择吉“五音姓利”法。 所谓“五音姓利”，就是在风水学上把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分别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对应，这样即可在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最佳埋葬方位与时日，“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天、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 按照宋仁宗朝风水大师王洙编撰的《地理新书》所言，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赵家皇帝的陵墓选址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也可居之”。北宋皇陵陵园呈现东南仰高、西北低垂，东南依山、西北傍水的地貌特征，正与角姓木行所利的地理形势相符。 角姓大利向图。图源：王洙著《地理新书校理》 宋室南迁后，皇陵也需要修建于东高西下、南高北低之地。而上皇山的主脉会稽山，位于绍兴县南部，是浦阳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契合北宋皇陵传统的“南高北低”之意。另外，相传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其葬地就在会稽山。因而，会稽山从秦代起就与太室山、恒山、泰山等并列，到了唐代，更是成为官方认可的“南镇”。 上皇山古称莲雾山，是会稽山主峰东白山没入平原前的低丘，海拔不足200米。在莲雾山南麓，东、西、南三处还分布着较低矮的青龙山、五虎岭和紫云山，使莲雾山一带的地丘平台成了一个既围合而又开敞的小盆地，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帝陵风水宝地。 可见，在丘陵遍布的山岭之间，唯有会稽山才能藏得住这支宋室余脉的王气。让南渡的宋皇宗室暂厝于此，不失为妥善的安排。 02 可是，孟太后的丧仪刚告一段落，南宋内部就炸开了锅。 回忆起在海上流窜的岁月，宋高宗只想早日在水网密布的绍兴建都，以躲避金人南下的铁蹄。然而，南宋初年的绍兴，城市狭小，位置偏僻，临倚的浙东运河漕运运力十分有限。宋高宗君臣驻跸绍兴以来，物资就持续供应不足，导致物价飞涨。要知道，在金人大规模南下前，“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宋高宗驻跸绍兴期间，单是给官员发工资就得“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而当时朝廷年收“正赋”不过二百万缗。 按照这样的消耗速度，宋高宗驻跸绍兴不满十月，必天下大乱。因此，宰相吕颐浩、中书舍人洪拟等一众大臣，站在振兴民生经济的角度，皆极力反对宋高宗永驻绍兴。 宋高宗。图源：影视剧照 无奈之下，宋高宗只能继续向西撤退，移驻临安，在杭州撑起宋朝的半壁江山。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绍兴。正如宋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所言：“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绍兴），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孟太后）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 对于大部分怀有光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宋人来说，绍兴东南那座“攒宫”就是他们回家的希望。 驻跸临安之后，宋高宗立即将绍兴定为浙东路治所，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临安。同时，宋高宗还比照临安的行政机构，向绍兴迁移了大量的宗室成员、官兵、百姓等，旨在盘活当地经济，为营造南宋皇陵提供保障。 绍兴八年（1138）冬，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金熙宗诏书南来。为了给宋朝“下马威”，金熙宗在书信中故意不言宋朝，而称江南，并让张通古等在到达临安后主持宋高宗奉表受降仪式，以达成两邦和好的目的。 消息传出，南宋方面群情激奋，但宋高宗、秦桧等主和派却不为所动。最终，秦桧接受了金人的条件，不过宋高宗不愿意跪拜称臣。经过多次协商，金人才同意让秦桧代替宋高宗行礼。 宋高宗的“折屈”，换来了一纸绍兴和议。根据和议的约定，南宋需要向金朝每年输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还需要向金称臣，并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割让与金。而金人则同意返还宋徽宗、郑皇后及宋高宗妻子邢皇后的梓宫，并允许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坐牛车回国。 于是，绍兴十二年（1142），宋徽宗的梓宫自北方南下，回归临安。 由于宋徽宗此前并无陵寝，南返的三车灵柩便被停奉于孟太后陵墓的西北侧。考虑到古之帝王皆有陵号，而南宋臣民又从未放弃过收复失地之念，所以宋高宗决定让宋徽宗的陵寝继续以“攒宫”之名存世，只在攒宫之前加以陵号，即永祐陵攒宫。 03 诚如宋代学者吕中所言，宋高宗投降金国的恶果，一是让北方的旧宋人丧失对南宋的归附感，二是使南宋官僚、士大夫丧失复国的斗志，甘于平和。自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那颗摇摆之心就彻底安定了下来。南宋王朝实质上定都临安，开启了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偏安岁月。 尽管宋高宗贪生怕死、畏金如虎，但从他守护南宋半壁江山的角度考量，他的政绩也还算“绍祚中兴”。在他的统治下，江南地区除在南宋初年曾遭兵燹外，大多数时间里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然而，南宋的安定富足却解决不了宋高宗的生育缺陷。因此前逃避金人追赶时受到惊吓，宋高宗难有子嗣，加之宋太宗一脉传下的后裔大多做了金人的俘虏，膝下悲凉的他只好从宋太祖一系后裔中寻找合适的继承人选。经过一番考察和历练后，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玮成了宋高宗的太子，改名赵昚，即日后的宋孝宗。 宋孝宗画像。图源：网络 皇子一立，正值盛年的宋高宗便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 关于自己退位的想法，宋高宗在诏书中称： “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赵）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 在宋高宗看来，他在位的三十六年“属时多故”，感觉到特别乏累，只想“退养寿康”，恰逢这些日子以来，宋、金边事稍稍停歇，正是退位让贤的好时机。至于坊间对他畏金如虎、杀害忠良的指责谩骂，退位前夕，宋高宗又召见了多位大臣，当面罪己：“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这一态度，似乎在向外界忏悔他的过往。 然而，退位后，他却丝毫不见退位前夕的愧疚。 宋高宗退闲后，居于秦桧的原宅。为彰显孝心，宋孝宗登极后，立即将此地改名德寿宫，并规定“德寿宫月进钱四万贯”，使宋高宗的退居生活衣食无忧。要知道，在高薪养廉的两宋，即便是太师、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高官，月俸最高者也不过四百贯。对比宋高宗的四万贯，差距大着呢。 可即便如此，宋高宗还是时常感觉手头拮据，带头违禁创收。退位之初，他就纵容宦官梁康民等开设酒库，私自卖酒，这在宋代属于“犯榷酒之禁”，按律当受黔面、脊杖，发配五百里监禁。因此，宋高宗犯禁之事一出，敢于当面批驳皇帝的右正言袁孚就直言不讳，要宋高宗对此事作出合理解释。宋高宗“闻之震怒”，施压宋孝宗，最终这件事只能以德寿宫酝御酒以飨太上皇，草草收场。 这种极致奢靡的太上皇生活，宋高宗过了整整二十五年。德寿宫的营建也的确在近千年的岁月后，令考古工作者啧啧称奇。但德寿宫的极乐世界，必然通往无尽的地下炼狱。 04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在德寿宫养尊处优的宋高宗终于驾崩，享年81岁。 宋高宗死了，他葬礼好办，但在下葬前，选陵官们又吵翻了天。原因是，修奉陵司在营建宋高宗的攒宫时发现“二浙土薄地卑，易为见水，若不措置，深恐未便”。皇陵渗水，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大忌。可“五音姓利”毕竟是宋初定下的皇陵风水法则，到底要照搬中原传统，还是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成了南宋君臣们最头疼的问题。 修奉陵司最终拿出了一套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谨别彩画石藏图子一本，兼照得厢壁离石藏外五尺别置石壁一重，中间用胶土打筑，与石藏一平。虽工力倍增，恐可御湿。”意思是说，陵墓采用土坑竖穴而下置石罩棺（石藏），石藏外五尺复筑一道石壁，两层石壁中间以胶土填筑夯实，用以防潮。 宋高宗永思陵石藏图。图源：陈朝云著《南北宋陵》 尽管南宋的攒宫只是帝后们棺椁的临时归宿，但皇帝们显然也不想看到这座“地下行在”过于寒酸。于是，遵照唐宋以来陵寝的建造形制，南宋皇帝的攒宫也设置了专用于祭祀的“下宫”建筑。同时，在宋高宗永思陵的皇堂上方，有司还按照宋朝宫殿的样式盖了一座面阔三间的献殿，献殿后面又盖了一座同样面阔三间的建筑，名曰“”。宋高宗的墓室就开掘建造在这座的地下。 由于南宋的皇陵攒宫并非正规的皇陵大墓，故未设置狭长的墓道，这无疑又给宋高宗的下葬流程增加难度。 自北宋起，宋太祖赵匡胤就深感前朝的丧葬典仪繁琐，简化了丧葬流程。南宋的修奉陵司得以为后世皇帝下葬制定了一套新的规程，以应对皇陵攒宫没有墓道的问题：下葬时须“先下椁底板，俟进梓宫于椁底板上，定正讫，然后安下椁身，次将天盘曩网于椁上安设”，然后以石条封砌。待梓宫下葬后，“巧用青石为压栏，次铺承重柏木杭二十余条，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后以方砖砌地，其实土不及尺耳。”也就说，南宋的工匠们挖好了皇堂（墓室）后，就将先帝棺椁置于固定位置，之后再于皇堂上方修建，并用青石板及数寸香土将其与地面隔开，以待日后真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再行迁葬巩义皇陵。可见，南宋帝陵上宫规制是真的简陋。 由于宋高宗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陵墓规格自然成为了后来南宋皇帝攒宫的典范。 05 宋高宗的攒宫完全照搬了“五音姓利”的模式，这在主张本土化的大臣们看来，是亡国的预兆。为此，宋高宗驾崩后，南宋大臣时不时就将陵寝葬地问题拿到朝堂上讨论、辩驳，这让宋孝宗不胜心烦。 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孝子，宋孝宗不敢轻易给祖训、祖规“动手术”。宋高宗驾崩后，对政务倦怠的宋孝宗，也萌生了退位让贤之意。宋高宗的丧事还没办完，宋孝宗便私下向端明殿学士洪迈透露自己想要传位给太子赵惇的想法，让洪迈早做准备，随时声援他。 宋高宗驾崩仅一年四个月，即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就在紫宸殿举行了内禅仪式，做了太上皇，住进重华宫（原德寿宫）。 然而，宋孝宗选的接班人却远不如自己孝顺。自他退居重华宫始，宋光宗赵惇就时不时惹他生气，赵惇的正宫皇后李凤娘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悍后之一。宋孝宗住进重华宫没享几年清福就病入膏肓，于绍熙五年（1194）病逝，享年68岁。 宋孝宗一死，帝陵选址问题再次降临南宋朝堂。 根据“五音姓利”法则，朝廷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边下方，为宋孝宗择定了吉地，建造攒宫，名永阜陵。但是，等皇家工程队进场施工时才发现，这块所谓的“吉地”，“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即便仿造永思陵给宋孝宗永阜陵加上两道“石藏子”，也解决不了皇陵漏水问题。鉴于此等特殊情况，奉命前往复核陵地选址的大臣孙逢吉建议，“别宽日月，别求吉地为上”，于是宋光宗急命台谏大臣、翰林待诏等商议，三日內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看到宋朝自靖康之变以来一直受人欺负，时任焕章阁待制的理学大师朱熹不免有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火气。在理学的世界里，他提倡古道热肠，主张全力抗金、重振朝纲。于是，借着这次为宋孝宗选陵择地的时机，朱熹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山陵议状》，力陈“国音”之弊，将宋室南渡后始终无法全面中兴的过错，归结于皇陵“五音姓利”选址法则上。 朱熹画像。图源：网络 朱熹认为，古之葬法，“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择地安葬先人的亡魂，求的就是先人的庇佑。对于诸孝子贤孙而言，保全先帝形体神灵，谨重诚敬之心，祭祀不绝，再卜以一处“吉地”，然后用之，才是宋室安稳传承的天道。而今，南宋朝廷刻板遵守“五音姓利”，在选择墓地时，又未能广泛听取各地堪舆师的意见，也未“博访群山”，只是片面强调宋朝皇陵需要延续“坐南朝北”的传统，未来必会遭遇大的劫难。 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撑性的论据，朱熹在《山陵论状》中称： 盖自永安（赵匡胤父赵弘殷陵墓）迁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徽宗、钦宗）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孝宗）复自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宋高宗赵构陵墓），亦用其法，而寿皇倦勤之后，旋即升遐。太上（光宗）违豫日久，以至逊位。赤山亦用其法，而庄文（太子）、魏邸（赵恺）相继薨谢。若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则‘国音’之说自为无用之谈，从之未必为福，不从未必为祸矣。何为信之若是其笃，而守之若是其严哉？若曰其法果验，不可改易，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 朱熹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摒弃“五音姓利”，在江西或福建一带征调地理师，重新勘选墓地。 此论一出，在南宋朝议间掀起轩然大波。但，不少维护宋室的官员仍坚持，朱熹的风水观点十分离经叛道，若轻易背离祖宗之法，恐遭天谴。结果不了了之。 06 朱熹的先见之明被无情地丢弃一边，天谴却不会因此而放过宋室子孙。 南宋王朝自始至终都坚守“五音姓利”法则，及至为宋宁宗修永茂陵时，上皇山自孟太后陵以降，一路向西，已无可用的山陵土地。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只好让人将陵区内唯一用于给皇家祈福的古刹泰宁寺拆毁，将僧人赶走，为宋宁宗修陵。 而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决定，竟使宋陵遭遇了灭顶之灾。 宋理宗在位期间，北方金朝也日渐衰落，宋朝有了“联蒙抗金”一雪前耻的机会。但自金朝灭亡后，偏安的宋室又回到不思进取的境地，在纸醉金迷中迷失自我，直至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军队横扫宇内。元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伴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南宋王朝彻底失去了复国的希望。 宋理宗画像。图源：网络 在大一统的元王朝内，曾经的京畿绍兴成了江南行省的一部分。为了根绝宋朝遗民的抵抗情绪，时任江南释教总摄的番僧杨琏真迦，在元朝权臣桑哥的支持下，借“厌胜”之名，指使原泰宁寺僧人强行闯入宋陵禁区，一场由官方默许的盗陵浩劫就此展开。 据南宋遗老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杨琏真迦等人蜂拥进入宋陵后，守陵使罗铣曾竭力相抗，但被泰宁寺僧人持刀逼退。当着守陵官的面，这伙歹徒有恃无恐，先盗挖了宁宗、理宗以及宁宗杨皇后等陵，之后又相继盗毁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帝陵，并将宋理宗的头颅割下，制成酒器，供元朝权贵赏玩。 此事发生后，江南地区的百姓义愤填膺。绍兴义士唐珏等人散尽家财，组织人员扮作乞丐、农夫、采药人等在山坑草莽间苦苦搜寻帝后遗骨，将其归葬于绍兴城外的兰亭山，并引南宋宫廷的冬青树栽至山间，以为标记。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派工部主事谷秉彝到北平（即元大都）索取理宗头骨，并结合浙江进献的《攒宫图》以及绍兴城外兰亭山上的冬青树标记，将诸帝遗骸归葬原穴，诸陵封土树碑，修茸享殿围墙，种上松树，使之尽量恢复原貌。 同时，为免南宋皇陵再遭破坏，明太祖直接将宝山一带划作禁区，严禁百姓上山砍伐。 尽管明太祖为恢复和保护“宋六陵”作出过一番较大的努力，但自明朝中叶起，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朝廷逐渐疏于对宋陵的看护、修葺与管理。随着时间流逝，宋陵终为一片茶园所湮没。 如今，巍巍皇陵，只余丛丛稀疏的古松。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但它们的矗立，仍顽强地象征着南宋的风风雨雨。 第20章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魏徵离开长安，前往山东之地（崤山以东）。 就在几个月前，玄武门惊变，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不过，血迹会被清扫，刀光剑影会隐去，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 权力洗牌之后，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玄武门事变后，唐朝政局不稳，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抚慰山东之地，平息骚动。选择魏徵，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 走出森严的宫廷，重游旧地，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一首《暮秋言怀》： 首夏别京辅，杪秋滞三河。 沉沉蓬莱阁，日夕乡思多。 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 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 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诗作极少。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没功夫雕琢文字。结尾的“式微”二字出自《诗经》：“式微式微，胡不归？”《毛诗传》认为，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黎侯被狄人驱逐，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创作了这首诗。 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 难怪，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 当魏徵到达磁州时，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魏徵立马将其释放。他说：上面刚刚下了诏令，太子、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怎么取信于天下？魏徵的作为，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 主上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回报。 魏徵。图源：网络 01 魏徵是巨鹿人，自幼生活潦倒，但志向高远。隋末天下大乱，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 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王通。这是一位奇人。他精通五经，又有王霸之略，怀着一颗济世之心，渴望明主赏识。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王通有志不能施，拂袖归山，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 王通门徒众多，而且多是唐初名臣。相传，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徵、李靖、王珪，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 不过，有人就提出疑问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几乎不见史传，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有一本传世的《中说》，还是模仿《论语》语录体，由后人追记而成。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 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至少在杜淹、陈叔达、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至于李靖、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尚有争议。不过，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 比如《中说》提到：“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这是民本思想。 “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这是君权有限思想。 “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戒。”这是君王纳谏思想。 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尤其是纳谏的风气。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击败窦建德，进入洛阳，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不禁感叹。薛收趁机进言：“秦增阿房之饰，汉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李世民心领神会。 薛收。图源：网络 其实，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意欲重拾儒家道德，拨乱反正。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魏徵就是其中一员。 在遇见李世民之前，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 大业十三年（617），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于是重用他。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但未能采纳。 当时，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被李密击败。胜利之际，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他说：魏公（李密）虽然赢了，但是精锐受损，加上府库没有积累，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还不如深沟高垒，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可惜无人听他的话。 后来，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魏徵毛遂自荐，去劝降李勣。结果，窦建德率军南下，魏徵、李勣等人成了俘虏。没过多久，魏徵又事窦建德。窦建德被击败后，魏徵再次入唐，受到李建成的重用。 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他来者不拒，每事一主，也都尽其所能。 其实，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山路艰险，魏徵创作了一首《述怀》，里面有这么一句：“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 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遇见知人的君主，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 02 贞观初年，天下初定，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 朝中分成了两派。 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但是百姓淳朴，可以教化，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当今要务在于安民。 封德彝则指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败乱国家。”他认为，人心变坏，已经无法推行仁义。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汉朝必须行霸道。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 魏徵反驳道：“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如果人心不断变坏，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君王要怎么治理呢？ 其实，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还是法律，到底是轻徭薄赋，还是高压政策。 当时，唐太宗不到三十岁，且战功赫赫，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 史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直到贞观四年，才算拨云见日，天下丰收，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 唐太宗自己回忆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封德彝。图源：影视剧照 还有一次，朝廷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 唐太宗同意了。魏徵坚决反对，当时他是尚书左丞，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于是，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 唐太宗大怒，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 魏徵答道：治军不在人数众多。只要陛下治军得法，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 唐太宗惊愕地问道：朕如何失信了？ 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结果秦王府的财物，照收不误。下令免除徭役，结果不久又说，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 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懂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 于是，朝廷不征中男为兵。 《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魏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在史书中，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身影，这些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情。他的出现，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太宗想炫耀武功了，他出来制止；太宗想大兴土木了，他出来反对；太宗想铺张浪费了，他出来劝诫。 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 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贞观十三年，魏徵上“十渐疏”。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最后写道： “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唐太宗读后，甚为震动，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喋喋不休的谏臣，每次发完牢骚之后，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 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 03 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克终”，败亡相继？ 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隋朝，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王朝，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如果没有隋的速亡，也不会有唐的兴起。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因此，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魏徵修《隋书》。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 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认为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 但是，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隋书》里问道：“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魏徵的答案是：隋文帝扰动百姓，是为了让百姓“安”，隋炀帝扰动百姓，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同时，魏徵还认为，隋朝败亡之兆，起自高祖。从隋文帝暮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开始，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可以说，《隋书》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 《隋书》。图源：网络 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魏徵联合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编成《群书治要》一书，献给皇帝。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 以《三国志》为例，原书约69万字，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十不存一。比如关羽，只选取到义别曹操，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 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比如鲍勋，原文1300余字，只减到了593个字。鲍勋是个谏官，秉正无私。黄初六年（220），曹丕欲兴兵伐吴，鲍勋直言不可，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最后大败而归。曹丕看他不顺，借故杀了他。《群书治要》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陆逊是《三国志》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他在《群书》的戏份只有400多字。而他的族侄陆凯，因为劝谏孙皓之故，篇幅竟有2700多字。 可见，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而在彰显“劝谏之臣”。 因此，《群书治要》问世之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十分受欢迎，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 可以说，魏徵在《群书治要》里夹带的私货，越来越不流行了。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谏臣之道”？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都不是。 最大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唐太宗。 贞观之后，再无第二个唐太宗，《群书治要》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魏徵。图源：影视剧照 04 有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说道：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为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谨，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在唐太宗心中，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 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严重的地方，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 贞观五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是，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从未被超越的理想。 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 一次，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行为应有形迹，不能避开嫌疑，否则就会招来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 后来，魏徵入朝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果不存公道，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这样做，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 李世民诚恳认错：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 魏徵又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 魏徵说：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赞誉。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 魏徵知道，能够决定他是忠臣、还是良臣的，并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君王的行径。也就是说，君主纳谏，使其成为良臣；君主顽固，使其成为忠臣。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却不能没有唐太宗。 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 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 经历过天下之惊变，面对历史的殷鉴，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唐太宗曾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畏惧什么呢？畏水能覆舟，所以先存百姓；畏偏听则暗，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 唐太宗。图源：网络 北宋时，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载一时，事无不言，言无不纳。” 好像只要臣子敢谏、君主纳谏，就能使得天下大治。 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然而，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而非同行之人。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求去。宋神宗责怪道：“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 大意是：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君臣只是一种形式。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更何况我们是君臣，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含情脉脉，令人感动。 后来，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 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正如贞观之治一般，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 05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逝。唐太宗痛哭流涕，为之神伤。没过多久，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四。 然而，两人的结局都不太圆满。 这一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 当时，侯君集、杜正伦与太子有染，一个被杀，一个被贬。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唐太宗不得不怀疑，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他有没有可能结党营私呢？ 随后，唐太宗得知，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估计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魏徵有了好名声，那自己不就成了被劝谏的昏君吗？唐太宗越想越气，完全丧失了判断力。 于是，他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如果放在以前，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一次没有了。唐军虽然取得大胜，太宗还是后悔了。回师之后，他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 最后的最后，唐太宗还是那个千古无二的开明君主。 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的历史规律。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 魏徵留下的这个终极问题，只能待后人解答。 【清】刘源：《凌烟阁功臣图》之魏徵。图源：网络 参考文献：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 【唐】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唐】魏徵等撰：《群书治要》，中华书局，201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武德九年（626），魏徵离开长安，前往山东之地（崤山以东）。 就在几个月前，玄武门惊变，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不过，血迹会被清扫，刀光剑影会隐去，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 权力洗牌之后，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玄武门事变后，唐朝政局不稳，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抚慰山东之地，平息骚动。选择魏徵，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 走出森严的宫廷，重游旧地，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一首《暮秋言怀》： 首夏别京辅，杪秋滞三河。 沉沉蓬莱阁，日夕乡思多。 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 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 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诗作极少。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没功夫雕琢文字。结尾的“式微”二字出自《诗经》：“式微式微，胡不归？”《毛诗传》认为，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黎侯被狄人驱逐，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创作了这首诗。 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 难怪，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 当魏徵到达磁州时，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魏徵立马将其释放。他说：上面刚刚下了诏令，太子、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怎么取信于天下？魏徵的作为，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 主上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回报。 魏徵。图源：网络 01 魏徵是巨鹿人，自幼生活潦倒，但志向高远。隋末天下大乱，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 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王通。这是一位奇人。他精通五经，又有王霸之略，怀着一颗济世之心，渴望明主赏识。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王通有志不能施，拂袖归山，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 王通门徒众多，而且多是唐初名臣。相传，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徵、李靖、王珪，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 不过，有人就提出疑问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几乎不见史传，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有一本传世的《中说》，还是模仿《论语》语录体，由后人追记而成。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 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至少在杜淹、陈叔达、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至于李靖、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尚有争议。不过，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 比如《中说》提到：“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这是民本思想。 “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这是君权有限思想。 “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戒。”这是君王纳谏思想。 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尤其是纳谏的风气。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击败窦建德，进入洛阳，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不禁感叹。薛收趁机进言：“秦增阿房之饰，汉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李世民心领神会。 薛收。图源：网络 其实，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意欲重拾儒家道德，拨乱反正。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魏徵就是其中一员。 在遇见李世民之前，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 大业十三年（617），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于是重用他。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但未能采纳。 当时，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被李密击败。胜利之际，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他说：魏公（李密）虽然赢了，但是精锐受损，加上府库没有积累，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还不如深沟高垒，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可惜无人听他的话。 后来，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魏徵毛遂自荐，去劝降李勣。结果，窦建德率军南下，魏徵、李勣等人成了俘虏。没过多久，魏徵又事窦建德。窦建德被击败后，魏徵再次入唐，受到李建成的重用。 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他来者不拒，每事一主，也都尽其所能。 其实，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山路艰险，魏徵创作了一首《述怀》，里面有这么一句：“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 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遇见知人的君主，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 02 贞观初年，天下初定，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 朝中分成了两派。 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但是百姓淳朴，可以教化，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当今要务在于安民。 封德彝则指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败乱国家。”他认为，人心变坏，已经无法推行仁义。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汉朝必须行霸道。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 魏徵反驳道：“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如果人心不断变坏，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君王要怎么治理呢？ 其实，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还是法律，到底是轻徭薄赋，还是高压政策。 当时，唐太宗不到三十岁，且战功赫赫，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 史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直到贞观四年，才算拨云见日，天下丰收，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 唐太宗自己回忆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封德彝。图源：影视剧照 还有一次，朝廷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 唐太宗同意了。魏徵坚决反对，当时他是尚书左丞，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于是，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 唐太宗大怒，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 魏徵答道：治军不在人数众多。只要陛下治军得法，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 唐太宗惊愕地问道：朕如何失信了？ 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结果秦王府的财物，照收不误。下令免除徭役，结果不久又说，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 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懂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 于是，朝廷不征中男为兵。 《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魏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在史书中，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身影，这些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情。他的出现，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太宗想炫耀武功了，他出来制止；太宗想大兴土木了，他出来反对；太宗想铺张浪费了，他出来劝诫。 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 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贞观十三年，魏徵上“十渐疏”。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最后写道： “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唐太宗读后，甚为震动，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喋喋不休的谏臣，每次发完牢骚之后，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 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 03 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克终”，败亡相继？ 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隋朝，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王朝，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如果没有隋的速亡，也不会有唐的兴起。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因此，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魏徵修《隋书》。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 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认为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 但是，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隋书》里问道：“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魏徵的答案是：隋文帝扰动百姓，是为了让百姓“安”，隋炀帝扰动百姓，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同时，魏徵还认为，隋朝败亡之兆，起自高祖。从隋文帝暮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开始，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可以说，《隋书》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 《隋书》。图源：网络 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魏徵联合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编成《群书治要》一书，献给皇帝。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 以《三国志》为例，原书约69万字，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十不存一。比如关羽，只选取到义别曹操，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 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比如鲍勋，原文1300余字，只减到了593个字。鲍勋是个谏官，秉正无私。黄初六年（220），曹丕欲兴兵伐吴，鲍勋直言不可，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最后大败而归。曹丕看他不顺，借故杀了他。《群书治要》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陆逊是《三国志》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他在《群书》的戏份只有400多字。而他的族侄陆凯，因为劝谏孙皓之故，篇幅竟有2700多字。 可见，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而在彰显“劝谏之臣”。 因此，《群书治要》问世之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十分受欢迎，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 可以说，魏徵在《群书治要》里夹带的私货，越来越不流行了。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谏臣之道”？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都不是。 最大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唐太宗。 贞观之后，再无第二个唐太宗，《群书治要》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魏徵。图源：影视剧照 04 有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说道：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为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谨，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 在唐太宗心中，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 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严重的地方，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 贞观五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是，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从未被超越的理想。 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 一次，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行为应有形迹，不能避开嫌疑，否则就会招来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 后来，魏徵入朝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果不存公道，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这样做，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 李世民诚恳认错：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 魏徵又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 魏徵说：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赞誉。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 魏徵知道，能够决定他是忠臣、还是良臣的，并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君王的行径。也就是说，君主纳谏，使其成为良臣；君主顽固，使其成为忠臣。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却不能没有唐太宗。 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 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 经历过天下之惊变，面对历史的殷鉴，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唐太宗曾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畏惧什么呢？畏水能覆舟，所以先存百姓；畏偏听则暗，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 唐太宗。图源：网络 北宋时，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载一时，事无不言，言无不纳。” 好像只要臣子敢谏、君主纳谏，就能使得天下大治。 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然而，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而非同行之人。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求去。宋神宗责怪道：“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 大意是：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君臣只是一种形式。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更何况我们是君臣，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含情脉脉，令人感动。 后来，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 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正如贞观之治一般，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 05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逝。唐太宗痛哭流涕，为之神伤。没过多久，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四。 然而，两人的结局都不太圆满。 这一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 当时，侯君集、杜正伦与太子有染，一个被杀，一个被贬。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唐太宗不得不怀疑，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他有没有可能结党营私呢？ 随后，唐太宗得知，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估计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魏徵有了好名声，那自己不就成了被劝谏的昏君吗？唐太宗越想越气，完全丧失了判断力。 于是，他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如果放在以前，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一次没有了。唐军虽然取得大胜，太宗还是后悔了。回师之后，他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 最后的最后，唐太宗还是那个千古无二的开明君主。 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的历史规律。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 魏徵留下的这个终极问题，只能待后人解答。 【清】刘源：《凌烟阁功臣图》之魏徵。图源：网络 参考文献：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 【唐】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唐】魏徵等撰：《群书治要》，中华书局，201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第21章清朝的起源 中华正统二十二代王朝，最后一代就是由来自于中华北方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女真、满洲）所建立的‘清朝’；而追溯清朝的前身，也就是西周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黑水靺鞨）；五代末期时始称“女真”。当时，女真诸部中，南迁到渤海国故地、为辽朝藩属的被称为“熟女真”，留在黑水区域的则称为“生女真”。而女真族所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和宋、辽、西夏先后并立，在中华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朝’。 金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高原上的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建大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随即，蒙古展开了对中原金朝的进攻；大约三十年后，铁木真第三子窝阔台在位的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了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末帝阵亡，第一个女真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灭亡。 此后，定居在中原地区的女真百姓逐渐和北方的汉、契丹、奚、渤海等民族融合，而渤海故地的“生女真”则保持了原来的民族特性，留居于松花江、图们江一带，最终成为了后起的元朝（蒙古族政权）的藩属，接受了元朝的统治。 元皇庆元年(1312年），元朝在辽东、黑水地区增设水达达路，划分为五万户府，即：桃温万户(黑龙江汤原县)、胡里改万户(黑龙江依兰县)、斡朵里万户(黑龙江依兰县)、脱斡怜万户(黑龙江桦川县)、孛苦江万户(大概在今黑龙江富锦县)，这就是“辽东女真五万户府”。五万户府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生女真和野人女真、及黑水土著各部（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等民族）。 元末，辽东女真五万户府中，脱斡怜、孛苦江两万户先后消亡，仅剩胡里改部、斡朵里、桃温三个万户。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此后迁徙至图们江下游的珲春附近地区，在此定居下来；之后，斡朵里部改名斡朵怜、吾都里部，胡里改部改名火儿阿、兀良哈部（非蒙古的兀良哈三卫）；此时的斡朵里部首领范察（范茶）自取姓氏为‘爱新觉罗氏（童氏）’。 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大明王朝；随后，明太祖遣大军北伐，元顺帝则弃守大都（北京），逃往了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元朝对中原的统治虽然结束，但在现辽东地区的统治则依旧稳固。 洪武五年（1372年），斡朵里部首领挥厚（范察之子）与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为了躲避野人女真兀狄哈部的袭击，率部落民众离开了居住的奚关城，向南迁徙到高丽的吉州、咸州等地，后又调头北返，回到了图们江上游地区定居。 洪武九年（1376年），明军攻入了辽东，与占据此地的北元开战，期间辽东女真各部多被明朝所招抚、实施羁縻统治。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二十万北征辽东，北元辽东守将纳哈出不敌明军，在无奈中投降了明朝，其据守的辽东地区尽归明朝所有；而在辽东定居的女真斡朵里、胡里改部也因此归附了明朝。 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大明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太宗（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归顺、臣服之意。明成祖晋封阿哈出为指挥使（此时还未定其卫所之名），赐名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以西区域为其卫所建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于胡里改部所处之地正式设立卫所，赐名为‘建州卫’（今吉林省和龙县）。此时，辽东女真另一部——斡朵里部首领挥厚已去世，其子蒙哥帖木儿（蒙古名，被其后世子孙改尊称为孟特穆）承袭了首领之位，并依附于胡里改部生活。蒙哥帖木儿娶阿哈出女儿尼堪婆为妻，即阿哈出的女婿。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蒙哥帖木儿学岳父阿哈出的例子，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加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和其岳父阿哈出同官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将建州卫分为两部，在建州卫的基础上再建‘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卫则以阿哈出之子李显忠（释家奴）为指挥使（此时阿哈出已死），郎舅各掌一部。李显忠又娶了蒙哥帖木儿的妹妹为妻，建州两部的关系因此更加紧密。 此后，蒙哥帖木儿在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遭到野人女真部落的袭击，寡不敌众之下与其长子阿谷一同遇害；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任蒙哥帖木儿同母弟凡察为都督佥事，代理建州左卫事（但没有授予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正统二年（1437年），蒙哥帖木儿次子董山（童仓）被授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与其叔凡察共掌建州左卫。 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因董山、凡察叔侄之间矛盾严重、争斗不已，为平息纠纷，同时也为了削弱建州女真实力，明朝再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另设‘建州右卫‘，以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则继续为新“建州左卫”的指挥使。此时，,建州卫（阿哈出之孙李满住部）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流域居住，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为主城。后来建州左卫在董山、凡察的率领下也迁到这里，居于佛阿拉城（也在新宾县）。建州左卫析出建州右卫后，两卫以青龙岭（马儿墩岭）为界，各自驻守一边，‘建州三卫’至此全部建立。 成化三年（1467年），因为建州三卫首领李满住（建州卫指挥使）、董山（建州左卫指挥使）、纳郎哈（建州右卫指挥使）时常串联越边墙入寇，侵夺大明财物，明宪宗在忍无可忍之下，以征夷将军总兵官赵辅率军五万出边墙进剿建州女真三卫；九月，明军斩杀了建州卫指挥使、都督同知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建州右卫指挥使、都督佥事纳郎哈一并被杀；建州左卫指挥使董山则被明军抓获，在押送途中因试图逃跑被杀，建州三卫被明军击杀者一千七百余人；这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成化犁庭”。 李满住、董山、纳郎哈被明军诛杀后，在严密监视的前提下，明朝授予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为建州卫指挥使、授予纳郎哈之叔阿哈达为建州右卫指挥使、授予董山长子脱罗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此后，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先后在脱罗、妥义谟（董山次子）兄弟之间传承；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脱罗、妥义谟的之侄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承袭父辈留下来的官职，继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然后将建州左卫主城从从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和建州卫同居一城。 福满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朗阿、宝实。迁居到赫图阿拉前后，福满生下六个儿子，即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朗阿、宝实。诸子逐渐长大后，福满给六个儿子分别成家立业，协助他们每人建立一个城池，因福满六子分居于六处，所以建州左卫及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势力也因此不断扩大。 约在嘉靖中后期（1550年以后），福满年老去世，其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觉昌安在任时，为自己的第四子塔克世请婚于时任建州右卫首领的王杲（阿哈达之孙）之女喜塔腊氏，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杲的儿子阿台，以维护建州左卫的生存。 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起，王杲不断出兵侵袭明朝边墙以内，先后杀明朝多位辽东镇守武将，侵扰辽东各城镇。而在王杲侵袭明朝边地的时候，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为了建州左卫的利益和安全，也不得不依附王杲一同参与劫掠。但觉昌安在参与寇边时，又暗中与明军私下往来、传递信息，密报王杲的动向和入寇计划。 万历三年（1575年），鉴于王杲的入寇行为越来越猖狂，因此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奉命率辽东明军五万人，效法当年赵辅围剿李满住的方法，四路合围进逼王杲的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寨（新宾县古楼镇）。在明军大兵压境之下，王杲只能仓皇逃窜，投靠了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但王台设计擒获王杲并绑缚送交给明军，之后王杲被押送至京师处死。 失去了首领的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寨被李成梁一举攻破，当时在城内的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因事先从交好的明军将领处得到了消息，因此提前离开古勒寨，躲过了这场祸事。但王杲的两个外孙——塔克世和王杲之女喜塔腊氏的长子努尔哈赤、次子舒尔哈齐因为恰好在古勒寨探亲，所以没来得及离开，被明军俘获并几乎被杀。 后来，李成梁得知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二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的孙子，而觉昌安向来亲明、并给明军传递消息，所以李成梁没为难这两个少年（努尔哈赤此时十六岁，舒尔哈齐才十一岁），便将他们收留在自己的府内做随侍及杂役（而不是野史讹传的李家奴隶），三年后，李成梁又将二人送还给了觉昌安和塔克世。 王杲被明军擒拿诛杀后，其子阿台从古勒寨逃脱，于明军撤军后回到建州右卫故地，并重建了古勒城、沙济城，阿台还誓言要和明军作战到底。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女儿，因此觉昌安在建州三卫内部的地位逐渐提升，建州左卫的势力也开始慢慢壮大。 万历六年（1578年），十九岁的努尔哈赤和十四岁的弟弟舒尔哈齐一起被李成梁遣送回建州左卫祖父和父亲身边；此时，努尔哈赤生母、塔克世正妻喜塔腊氏已经去世，塔克世又另外娶了哈达部首领王台的女儿那拉氏为继妻；那拉氏不待见非自己所生的努尔哈赤兄弟，时常在塔克世面前诋毁陷害兄弟二人，久而久之，塔克世也不再关照两个大儿子。 因此，努尔哈赤兄弟不得不被迫和父亲分家，独自生活，并只分得了少量家产。此后的努尔哈赤与弟弟以挖参、采山货等方式为生，养活自己，还常常到边墙内的抚顺等地和明朝军民互市，以贸易易货的手段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努尔哈赤此时已经成家）。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再次奉诏发兵讨伐建州右卫，以将阿台的势力给彻底消灭；当时，明军发兵进攻建州右卫的古勒城与沙济城，还以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为向导、包围阿台部。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女儿，所以感觉女儿有危险的觉昌安带着儿子塔克世在明军围城之前冒险进入了古勒城，一来劝阿台投降明军，不行的话也要把女儿带出险地。 可是明军的向导尼堪外兰早就在觊觎建州左卫的地盘，想要着借明军的手杀害觉昌安和塔克世，以让建州左卫群龙无首，自己好趁机夺取这眼馋已久的势力范围。 于是，尼堪外兰不但唆使明军尽快攻城，还在城外大肆渲染“杀阿台者，封古勒城主”的虚假军情；古勒城内因此大乱、不能坚守，明军见状趁势展开攻城，在一片混战中，阿台兄弟及建州右卫的民众被杀二千多人，而想要劝和的觉昌安和塔克世也在此期间被明军给误杀。 事后，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了父祖被明军误杀，因此愤概不已，向明朝发出文书，要求明军做出解释。而辽东总兵李成梁知道此事后也觉得心中有愧，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用来进行朝贡贸易）、三十匹马，并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再加“龙虎将军”的官阶（武职正二品），兼都督佥事。 凭借这个明朝所认证的官方身份，努尔哈赤正式进入创业阶段；此后，努尔哈赤用父、祖所遗下的十三副盔甲为原始资本，开始了统一建州三卫女真、乃至辽东其他女真各族的军事征服过程；三十二年后，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年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辽东女真各部（只有海西女真叶赫部尚存，不过也是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了）；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自己的居城赫图阿拉称帝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后面的故事，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和明朝分庭抗礼、攻略争斗的过程了。中华正统二十二代王朝，最后一代就是由来自于中华北方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女真、满洲）所建立的‘清朝’；而追溯清朝的前身，也就是西周时期的肃慎、战国时期的挹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黑水靺鞨）；五代末期时始称“女真”。当时，女真诸部中，南迁到渤海国故地、为辽朝藩属的被称为“熟女真”，留在黑水区域的则称为“生女真”。而女真族所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和宋、辽、西夏先后并立，在中华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朝’。 金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高原上的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建大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随即，蒙古展开了对中原金朝的进攻；大约三十年后，铁木真第三子窝阔台在位的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了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末帝阵亡，第一个女真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灭亡。 此后，定居在中原地区的女真百姓逐渐和北方的汉、契丹、奚、渤海等民族融合，而渤海故地的“生女真”则保持了原来的民族特性，留居于松花江、图们江一带，最终成为了后起的元朝（蒙古族政权）的藩属，接受了元朝的统治。 元皇庆元年(1312年），元朝在辽东、黑水地区增设水达达路，划分为五万户府，即：桃温万户(黑龙江汤原县)、胡里改万户(黑龙江依兰县)、斡朵里万户(黑龙江依兰县)、脱斡怜万户(黑龙江桦川县)、孛苦江万户(大概在今黑龙江富锦县)，这就是“辽东女真五万户府”。五万户府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生女真和野人女真、及黑水土著各部（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等民族）。 元末，辽东女真五万户府中，脱斡怜、孛苦江两万户先后消亡，仅剩胡里改部、斡朵里、桃温三个万户。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此后迁徙至图们江下游的珲春附近地区，在此定居下来；之后，斡朵里部改名斡朵怜、吾都里部，胡里改部改名火儿阿、兀良哈部（非蒙古的兀良哈三卫）；此时的斡朵里部首领范察（范茶）自取姓氏为‘爱新觉罗氏（童氏）’。 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大明王朝；随后，明太祖遣大军北伐，元顺帝则弃守大都（北京），逃往了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元朝对中原的统治虽然结束，但在现辽东地区的统治则依旧稳固。 洪武五年（1372年），斡朵里部首领挥厚（范察之子）与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为了躲避野人女真兀狄哈部的袭击，率部落民众离开了居住的奚关城，向南迁徙到高丽的吉州、咸州等地，后又调头北返，回到了图们江上游地区定居。 洪武九年（1376年），明军攻入了辽东，与占据此地的北元开战，期间辽东女真各部多被明朝所招抚、实施羁縻统治。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二十万北征辽东，北元辽东守将纳哈出不敌明军，在无奈中投降了明朝，其据守的辽东地区尽归明朝所有；而在辽东定居的女真斡朵里、胡里改部也因此归附了明朝。 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大明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太宗（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归顺、臣服之意。明成祖晋封阿哈出为指挥使（此时还未定其卫所之名），赐名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以西区域为其卫所建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于胡里改部所处之地正式设立卫所，赐名为‘建州卫’（今吉林省和龙县）。此时，辽东女真另一部——斡朵里部首领挥厚已去世，其子蒙哥帖木儿（蒙古名，被其后世子孙改尊称为孟特穆）承袭了首领之位，并依附于胡里改部生活。蒙哥帖木儿娶阿哈出女儿尼堪婆为妻，即阿哈出的女婿。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蒙哥帖木儿学岳父阿哈出的例子，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加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和其岳父阿哈出同官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将建州卫分为两部，在建州卫的基础上再建‘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卫则以阿哈出之子李显忠（释家奴）为指挥使（此时阿哈出已死），郎舅各掌一部。李显忠又娶了蒙哥帖木儿的妹妹为妻，建州两部的关系因此更加紧密。 此后，蒙哥帖木儿在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遭到野人女真部落的袭击，寡不敌众之下与其长子阿谷一同遇害；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任蒙哥帖木儿同母弟凡察为都督佥事，代理建州左卫事（但没有授予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正统二年（1437年），蒙哥帖木儿次子董山（童仓）被授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与其叔凡察共掌建州左卫。 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因董山、凡察叔侄之间矛盾严重、争斗不已，为平息纠纷，同时也为了削弱建州女真实力，明朝再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另设‘建州右卫‘，以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则继续为新“建州左卫”的指挥使。此时，,建州卫（阿哈出之孙李满住部）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流域居住，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为主城。后来建州左卫在董山、凡察的率领下也迁到这里，居于佛阿拉城（也在新宾县）。建州左卫析出建州右卫后，两卫以青龙岭（马儿墩岭）为界，各自驻守一边，‘建州三卫’至此全部建立。 成化三年（1467年），因为建州三卫首领李满住（建州卫指挥使）、董山（建州左卫指挥使）、纳郎哈（建州右卫指挥使）时常串联越边墙入寇，侵夺大明财物，明宪宗在忍无可忍之下，以征夷将军总兵官赵辅率军五万出边墙进剿建州女真三卫；九月，明军斩杀了建州卫指挥使、都督同知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建州右卫指挥使、都督佥事纳郎哈一并被杀；建州左卫指挥使董山则被明军抓获，在押送途中因试图逃跑被杀，建州三卫被明军击杀者一千七百余人；这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成化犁庭”。 李满住、董山、纳郎哈被明军诛杀后，在严密监视的前提下，明朝授予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为建州卫指挥使、授予纳郎哈之叔阿哈达为建州右卫指挥使、授予董山长子脱罗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此后，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先后在脱罗、妥义谟（董山次子）兄弟之间传承；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脱罗、妥义谟的之侄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承袭父辈留下来的官职，继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然后将建州左卫主城从从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和建州卫同居一城。 福满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朗阿、宝实。迁居到赫图阿拉前后，福满生下六个儿子，即德世库、刘阐、索长阿、觉昌安、包朗阿、宝实。诸子逐渐长大后，福满给六个儿子分别成家立业，协助他们每人建立一个城池，因福满六子分居于六处，所以建州左卫及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势力也因此不断扩大。 约在嘉靖中后期（1550年以后），福满年老去世，其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觉昌安在任时，为自己的第四子塔克世请婚于时任建州右卫首领的王杲（阿哈达之孙）之女喜塔腊氏，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杲的儿子阿台，以维护建州左卫的生存。 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起，王杲不断出兵侵袭明朝边墙以内，先后杀明朝多位辽东镇守武将，侵扰辽东各城镇。而在王杲侵袭明朝边地的时候，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为了建州左卫的利益和安全，也不得不依附王杲一同参与劫掠。但觉昌安在参与寇边时，又暗中与明军私下往来、传递信息，密报王杲的动向和入寇计划。 万历三年（1575年），鉴于王杲的入寇行为越来越猖狂，因此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奉命率辽东明军五万人，效法当年赵辅围剿李满住的方法，四路合围进逼王杲的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寨（新宾县古楼镇）。在明军大兵压境之下，王杲只能仓皇逃窜，投靠了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但王台设计擒获王杲并绑缚送交给明军，之后王杲被押送至京师处死。 失去了首领的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寨被李成梁一举攻破，当时在城内的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因事先从交好的明军将领处得到了消息，因此提前离开古勒寨，躲过了这场祸事。但王杲的两个外孙——塔克世和王杲之女喜塔腊氏的长子努尔哈赤、次子舒尔哈齐因为恰好在古勒寨探亲，所以没来得及离开，被明军俘获并几乎被杀。 后来，李成梁得知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二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的孙子，而觉昌安向来亲明、并给明军传递消息，所以李成梁没为难这两个少年（努尔哈赤此时十六岁，舒尔哈齐才十一岁），便将他们收留在自己的府内做随侍及杂役（而不是野史讹传的李家奴隶），三年后，李成梁又将二人送还给了觉昌安和塔克世。 王杲被明军擒拿诛杀后，其子阿台从古勒寨逃脱，于明军撤军后回到建州右卫故地，并重建了古勒城、沙济城，阿台还誓言要和明军作战到底。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女儿，因此觉昌安在建州三卫内部的地位逐渐提升，建州左卫的势力也开始慢慢壮大。 万历六年（1578年），十九岁的努尔哈赤和十四岁的弟弟舒尔哈齐一起被李成梁遣送回建州左卫祖父和父亲身边；此时，努尔哈赤生母、塔克世正妻喜塔腊氏已经去世，塔克世又另外娶了哈达部首领王台的女儿那拉氏为继妻；那拉氏不待见非自己所生的努尔哈赤兄弟，时常在塔克世面前诋毁陷害兄弟二人，久而久之，塔克世也不再关照两个大儿子。 因此，努尔哈赤兄弟不得不被迫和父亲分家，独自生活，并只分得了少量家产。此后的努尔哈赤与弟弟以挖参、采山货等方式为生，养活自己，还常常到边墙内的抚顺等地和明朝军民互市，以贸易易货的手段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努尔哈赤此时已经成家）。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再次奉诏发兵讨伐建州右卫，以将阿台的势力给彻底消灭；当时，明军发兵进攻建州右卫的古勒城与沙济城，还以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为向导、包围阿台部。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女儿，所以感觉女儿有危险的觉昌安带着儿子塔克世在明军围城之前冒险进入了古勒城，一来劝阿台投降明军，不行的话也要把女儿带出险地。 可是明军的向导尼堪外兰早就在觊觎建州左卫的地盘，想要着借明军的手杀害觉昌安和塔克世，以让建州左卫群龙无首，自己好趁机夺取这眼馋已久的势力范围。 于是，尼堪外兰不但唆使明军尽快攻城，还在城外大肆渲染“杀阿台者，封古勒城主”的虚假军情；古勒城内因此大乱、不能坚守，明军见状趁势展开攻城，在一片混战中，阿台兄弟及建州右卫的民众被杀二千多人，而想要劝和的觉昌安和塔克世也在此期间被明军给误杀。 事后，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了父祖被明军误杀，因此愤概不已，向明朝发出文书，要求明军做出解释。而辽东总兵李成梁知道此事后也觉得心中有愧，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用来进行朝贡贸易）、三十匹马，并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再加“龙虎将军”的官阶（武职正二品），兼都督佥事。 凭借这个明朝所认证的官方身份，努尔哈赤正式进入创业阶段；此后，努尔哈赤用父、祖所遗下的十三副盔甲为原始资本，开始了统一建州三卫女真、乃至辽东其他女真各族的军事征服过程；三十二年后，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年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辽东女真各部（只有海西女真叶赫部尚存，不过也是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了）；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自己的居城赫图阿拉称帝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后面的故事，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和明朝分庭抗礼、攻略争斗的过程了。 第23章明朝的灭亡2 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为大明帝国的毒瘤和沉重负担。图源：影视剧照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纵观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他分别于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亡国自杀前夕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播州之役）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1385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单位因此为两、钱、厘、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1630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05 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山西，后来投降的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为大明帝国的毒瘤和沉重负担。图源：影视剧照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随着皇族人数的剧烈膨胀，明朝财政也逐渐不堪其重。 以山西晋王府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万石，但到了嘉靖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87万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从明朝初期的1万石增长到了嘉靖年间的69万石。湖广楚王府，则从1万石增长到25万石。 在皇族不断剧烈膨胀的过程中，明朝的地方官们也惶恐地发现，光是为了奉养当地皇族，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已濒临崩溃。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财政为例，当时山西的年财收大概是152万石，但当时仅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禄就达到了312万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财收大概是84万石，但当时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禄就达到了192万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官员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尽举国之力，也已经难以供养皇族子孙了： “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 “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以1641年被李自成杀掉并剁碎做成“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是明末万历皇帝的第三子，他就藩洛阳时，不仅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个案，在大量皇族与民争利、垄断盐业等各行各业买卖的同时，则是导致明朝政府的盐税等各路税收却收不上来，在民怨沸腾同时，明朝财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军事开支也受到影响，“边饷由此绌”，由此导致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盘剥来解决问题，由此又促进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垄断土地同时，各地王爷还经常向皇帝哭穷、索求各种特权：在河南开封，周王拥有当地的税课权，潞王则占有河泊所26处； 在山西潞城县，清源王占有商税；山西屯留县商税，则被皇帝赐给了辽山王；另外平遥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紧张为由，申请到了山西黎城县一年的商税。 而放眼当时海内，福王朱常洵“珠玉货赂山积”，陕西的秦王则“拥赀数百万”，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拥有房屋1060所。 为了供养剧烈膨胀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时期，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为“求索禄粮不遂”，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山民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人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各地的巨患大害。 因此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也与明朝的宗室政策，以及宗室侵蚀国家财政并掳掠侵害民间，有着深刻的关联。明朝宗室在维系所谓朱家江山的同时，最终也反噬了整个帝国。 第22章明朝的灭亡1 自打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后金）。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皇太极（1592-1643年）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图源：网络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崇祯的偏隘与多疑，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图源：影视剧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图源：影视剧照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1640年）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 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实际上，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内在因素外，其外在的或者说快变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干旱、蝗灾、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c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清军）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满清）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自打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后金）。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皇太极（1592-1643年）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图源：网络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崇祯的偏隘与多疑，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图源：影视剧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图源：影视剧照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1640年）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 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实际上，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内在因素外，其外在的或者说快变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干旱、蝗灾、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c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清军）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满清）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 第24章明朝的灭亡3 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孙传庭一死，明朝在关内再无大军可以平乱。图源：影视剧照 03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04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孙传庭一死，明朝在关内再无大军可以平乱。图源：影视剧照 03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04 光………………………………………………………………………………………………………………………………………… 第25章明朝的灭亡4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一次迁都计划搁浅，崇祯至此再无退路。图源：影视剧照 05 随着最后一次迁都计划的终止，崇祯只得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并下旨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最后的几万关宁铁骑入卫京师，尽管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但崇祯此时已然走投无路，实属万不得已，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 但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当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年）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 崇祯与妹夫巩永固谈话后第二天夜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城破在即，当晚大概九点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帝国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 “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 “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33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 “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 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他再也下不了手了。 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 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 此时，时间已经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 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晖，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7年的帝王生涯，以及34岁的生命做了永别。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 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他努力过，也奋斗过，只是，除了死，他已无力回天。 崇祯自尽、子女离散，使得南明未能形成有号召力的抵抗中枢。图源：影视剧照 06 尽管崇祯上吊自尽，但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大明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着急着想要投靠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大部分勋戚及文武百官，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样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停驻叹息。 后来，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日，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个陵墓：思陵。 崇祯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流离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于是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 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 “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倒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撰写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朱慈照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一家，彻底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在山海关大战中失败的李自成，则在无奈下率军匆匆撤出北京，一年后（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多尔衮则率领清军尾随其后入关、占领北京，随后清军又相继击败了南明各路军队和各支流民大军，最终一统江山。 而回顾1642-1644年，大明帝国在最后三个年份的人与事，人们可以发现，当帝国积弊深重，一切奋斗，似乎都已无力回天，尽管部分细节带有偶然，但历史的车轮仍然在一条必然的轨道上曲折前进，只是天下兴亡，未免苦了苍生。 那时，历史还将在暗夜中踉跄前行近四十年，一直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水师收复台湾，这一场晚明帝国衍生出的历史风云大戏，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一个帝国覆灭，一个帝国新生，只是，换皮之后，帝国是否蜕变成蝶了呢？崇祯不知道答案，李自成不知道答案，康熙也不知道答案。 参考文献： 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方志远：《明朝为何说亡就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张德二：《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商务印刷馆，2023 王兴亚：《甲申之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孙文良，张杰：《甲申风云录》，故宫出版社，2013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故宫出版社，2010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一次迁都计划搁浅，崇祯至此再无退路。图源：影视剧照 05 随着最后一次迁都计划的终止，崇祯只得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并下旨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最后的几万关宁铁骑入卫京师，尽管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但崇祯此时已然走投无路，实属万不得已，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 但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当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年）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 崇祯与妹夫巩永固谈话后第二天夜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城破在即，当晚大概九点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帝国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 “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 “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33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 “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 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他再也下不了手了。 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 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 此时，时间已经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 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晖，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7年的帝王生涯，以及34岁的生命做了永别。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 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他努力过，也奋斗过，只是，除了死，他已无力回天。 崇祯自尽、子女离散，使得南明未能形成有号召力的抵抗中枢。图源：影视剧照 06 尽管崇祯上吊自尽，但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大明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着急着想要投靠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大部分勋戚及文武百官，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样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停驻叹息。 后来，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日，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个陵墓：思陵。 崇祯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流离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于是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 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 “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倒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撰写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朱慈照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一家，彻底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在山海关大战中失败的李自成，则在无奈下率军匆匆撤出北京，一年后（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多尔衮则率领清军尾随其后入关、占领北京，随后清军又相继击败了南明各路军队和各支流民大军，最终一统江山。 而回顾1642-1644年，大明帝国在最后三个年份的人与事，人们可以发现，当帝国积弊深重，一切奋斗，似乎都已无力回天，尽管部分细节带有偶然，但历史的车轮仍然在一条必然的轨道上曲折前进，只是天下兴亡，未免苦了苍生。 那时，历史还将在暗夜中踉跄前行近四十年，一直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水师收复台湾，这一场晚明帝国衍生出的历史风云大戏，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一个帝国覆灭，一个帝国新生，只是，换皮之后，帝国是否蜕变成蝶了呢？崇祯不知道答案，李自成不知道答案，康熙也不知道答案。 第26章伐楚 周简王九年（前577年）八月，为了惩罚邻国许国收留并支持叛臣公子班回国争权作乱、并在此之前私自接收郑国另一位叛臣公孙申的封邑给予公子班，给郑国造成了国土的损失，郑国国君郑成公不顾霸主们（晋、楚）在此之前曾落实的‘弭兵盟约’中的约定，执意派郑国执政公子喜（子罕）率军伐许，以泄心中私愤。 而子罕率军进入了许国境内后，还得意洋洋地派使者给许国国君许灵公送信；在信中，子罕大言不惭地说： “此次晋国伐秦之役（即麻隧之战），不但我郑国踊跃参与，就连曹、邾、滕等小国都主动派兵参与作战，而您竟然不听晋侯的号令，拒不出兵参与伐秦，您这就是蔑视侯伯（即诸侯霸主）的权威！所以，我们寡君特命我率军前来，以讨伐许国的‘不敬霸主’之罪。” 面对猖狂的郑国君臣的挑衅，许国国君许灵公不卑不亢地回复前来征伐的子罕说： “我们许国一直是楚国的属国，而这件事之前晋国也是认可的；现在，就连霸主晋国都没有因为我们没参与伐秦之役而派兵来讨伐，那么你们郑国就更加无权出兵来攻打我国了！” 子罕恼羞成怒，再次复信给许灵公说： “晋、楚两国已经签订了‘弭兵之盟’，您难道不知道吗？盟约中说明了——若有伤害晋国的事情发生，那么楚国也可以代替晋国讨伐它。许国既然是楚国的属国，而你们又不派兵参与伐秦，那就是伤害了晋国的利益；我们郑国是晋国的盟友，当然有权代表晋国讨伐犯有过错的人。”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郑、许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直接打吧；于是，子罕率郑军发起了对许国的进攻；而许灵公也在顽强抵抗郑军的同时，赶紧派人去楚国向楚共王求援，请楚军马上北上救许。 出人意料的是——楚军还没前来，子罕所率郑军的（第一次）进攻许国军事行动，却可耻地失败了，许灵公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许国国人们高昂的士气，最终挫败了来势汹汹的郑国军队，子罕不得不狼狈地率军逃回了新郑。 得知子罕铩羽而归后，郑成公的脸面实在挂不住了；因此，当年八月二十三，郑成公亲自出马，率郑军再第二次进攻许国；这一次郑军的出兵很顺利，八月二十五，郑军攻克了许国国都外城，围困了内城，得意洋洋的郑成公向被困在内城的许灵公发出了劝降信： “您若是执迷不悟，不肯放弃的话，那么我必定要毁了此城。若您肯为城内的国人们考虑，我将与您重归于好。” 此时，楚国的援军迟迟未到，而许都内城的情况越来越危急，许灵公担心内城坚持不了多久了；为免生灵涂炭，许灵公便回信给郑成公说： “希望您能够信守承诺，我愿意交割土地，使两国重修友好。” 许灵公所说的‘交割土地’，其实就是要把之前公子班所占据的、公孙申原有的封地——郑国訾地交还给郑国，以此来换取郑成公的退兵。 虽然訾地本来就是郑国的，但在这之前又没有直接归属于郑国公室（一直都是由公孙申、公子班所占据），现在能归自己所有，郑成公觉得也可以了；而郑国重新占领訾地后，许国的生存空间就被郑国大幅地压缩，将来郑国随时可以再次进入许国，所以得到訾地这个战利品就很好了。 另外，最为关键的是——郑成公已经得知，楚国接到许国的求救信后，正在筹划出兵伐郑以救援许国，如果自己还不见好就收、迅速从许国撤军回师的话，只怕楚军又要再次重复之前的北上老套路：围攻新郑了。 于是，郑成公下令停止攻许，痛快地同意了许灵公的讲和请求，在顺利地收回了被公孙申、公子班占据多年的封邑訾地之后，就迅速收兵回国；而郑军撤退之后，许国的宗庙社稷总算暂时得以保全，郑许之战也告一段落。 郑、许之战，在春秋时期是一场很常见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其规模也很小，影响力就更谈不上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打完了也就打完了。 可这一次却不一样，在莫名其妙和阴差阳错之下，郑国伐许之战却深切地影响到了诸侯霸主——晋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让平日里矛盾重重的诸卿士大夫家族之间的矛盾显现激化，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晋国一代贤臣伯宗被郤氏借机污蔑陷害，最终殒命。那么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下面继续为大家讲述—— 郑国的许之役虽然获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也对外显示了郑国的‘威慑力’，但此役为郑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小——许国虽然国小力微，但并不是没有后台的，它一直都是受楚国的庇护，是楚国为数不多的盟国（小弟）之一；而郑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改投晋国后，悍然入侵许国，这是赤裸裸地违反了晋楚两国刚刚达成的‘弭兵之会’盟约，也是故意在打楚国的脸。 因此，当郑军从许国撤退后不久，得知消息的楚国司马子反就想撺掇楚共王对郑国用兵，以讨伐郑国的不义之举（其实就是找一个借口打郑国，这种事楚国之前又不是没做过）。 子反想要出兵伐郑，但楚共王的弟弟、楚大夫子囊（公子贞）觉得这么做不是眼下的最好选择，便在朝议中劝楚共王不要听子反的挑唆、无故地发动伐郑战争；子囊还进一步向楚共王谏言说： “我们不久前才刚刚与晋国签订了休兵停战的盟约，楚国也是言而有信的大国，不应该这么快就背弃盟约，请您还是不要下令发兵伐郑吧。” 但楚共王本人都还没有做出是否出兵的决定，同时参与朝议的司马子反就已经坐不住了，他不以为然地反驳子囊说： “现在的敌情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当然要进军攻伐郑国，那还管什么结盟不结盟的呢！” 子囊继续解释说： “晋楚盟约的墨迹都还未干，我们就做出了背盟不义的事情，这断不可为。” 子反再反驳说： “之前，秦国使者拜访我国时曾说，当初与晋国签订令狐之盟后，又为晋国所攻伐，晋人实在是不可信。而郑国伐许，已经是他们（晋国联盟）背盟在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照做？” 子囊再分辨说： “是郑国伐许，又不是晋国伐许。而秦国使者的话，不知道有几分可信，不能轻易受其蛊惑啊。” 子反按捺不住、跪立起来大声说： “成、穆、庄诸先王之霸业绝不可废；许国，是我们楚国的忠实盟友，现在晋国的盟友郑国悍然伐许，晋国身为郑国的盟主，为何不制止郑国的‘毁盟’行为？晋国这么纵容郑国，是置‘弭兵盟约’于何地？我军必须出兵伐郑，以惩郑国的不义毁盟行为！” 子反理直气壮的话，得到了大部分楚国卿士大夫的赞同（当初和晋国结盟时，楚国君臣基本上就没有把这个盟约当回事；而接待郤至来访时，楚共王和子反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认为司马的话很的有道理，楚国什么时候要看别人的脸色、要顾及盟约的束缚了。 当年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三代楚国国君所开创、建立的霸业，是楚共王必须要全力维护、乃至于发扬光大的天然使命，中原腹地的郑国（还有许国），就是这份霸业拼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哪怕是郑国没有伐许，楚国早晚也是要出兵伐郑的，否则楚国先王们留下的霸业岂不是要慢慢地萎缩、乃至消逝了。 所以，尽管听到了反对的声音，但楚共王还是决定要出兵伐郑、稳固楚国的霸业；他最终力排众议、以‘郑国无故伐许’的名义，下令说： “捍卫楚国的盟友，歼灭楚国的敌人；出兵伐郑！”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楚国司马子反奉楚共王之命，率军北上伐郑；途中，子反路过了申邑（楚国县邑），因为需要为军队补充军需粮秣，于是子反暂时在申邑稍做停留，并顺道拜访了在申邑封地养老的楚国老臣申叔时，向他表示敬意。 申叔时当时已经退休，并在自己的封地申地养老，所以并没有出席前次商议伐郑的朝会；但他听说了子反说动楚共王，出兵攻打郑国的事情后，很是担忧，便对前来拜访自己的子反劝告说： “盟约，是用信义来达成的；信义，是用来遵守礼法的；我们楚国是大国，如果带头不遵守礼法，那就是不讲仁义、不守信用。此次大夫进兵，去许国是可以的，但要讨伐郑国，那就是我们背盟在先啊。” 子反当然不会直接顶撞申叔这样的前辈老臣，于是礼貌性地回复说： “申叔您老人家言之在理，但大军已经启程北上，这个时候再要停止行动，那恐怕是不能了。” 见子反不听劝告，申叔时也没有过多的摆老资格架子，于是便不再提及此事，而是与子反聊起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来。 因为军情紧急、时间紧迫，子反在申邑对申叔时的拜访只是礼节性的，当军需物资补充完毕后，子反没有过多地逗留，立即向申叔时告别，然后继续率军北上了。 子反离开后，申叔时怅然地对身边的人说： “子反这小子恐怕要给楚国惹大祸了——诚信，是立身的根本，是用来保护礼义的；而礼义，是待人的根本，是用来保护生存的；这两样优秀的品德，都被子反所丢弃了，他想要避免祸患，还能够办到吗？子反自己的祸患，大概很快就要到来了！” 离开申邑的子反，也对左右下属们说： “申叔老了，又不懂军事方略，因此才会这么说；但无论如何，他老人家还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忠厚老臣啊。” 子反离开申邑后继续率军北上，一路追击已经从许国撤军的郑军主力，直接进入了郑国；在郑国，子反围攻了暴隧（河南原阳），打击了郑国的嚣张气焰；然后，子反继续进军，改道攻入卫国，又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楚国的这一次出兵，意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降服郑、卫等晋国盟友；可子反率楚军主力劳师远征、远离了本土，导致楚国的边境防备十分的空虚。因此，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子罕（公子喜、郑国七穆之一）偷偷率军南下，偷袭了楚国边境地方，并乘虚攻占了楚国的北部城邑新石。 在楚郑两国混战一气、谁也压制不住谁的时候，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以报复楚国伐郑之举。因此晋国执政栾书向晋厉公建议说： “楚人不守信义、悍然背盟，这绝不可纵容，我们必须出兵讨伐，以惩罚楚人之过。” 在栾书的进言下，晋厉公也很想率军出征，和楚军选个场地、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架，并让天下诸侯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诸侯霸主。于是，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士大夫们共同商议，看如何应对楚国的挑衅进攻。 可在朝会中，下军将韩厥却劝晋厉公说： “君上您还是要暂时等一下，这次楚国伐郑，确实是他们先背弃了‘弭兵盟约’的约定，然后楚国君臣又驱使国内的老百姓们去进行这场不义的战争，这样不体恤百姓、不爱惜国力和民力的国君和掌握朝政的卿士大夫，一定会被他们的百姓所抛弃。用不着我们出兵抵抗，楚国自己就会加重自己的罪过，楚国的百姓也会抛弃他们的君主；而人心一旦失去了，谁还会心甘情愿地再替他打仗呢？等楚国的君臣不断地犯错之后，我们再行征伐也不迟。” 韩厥反对出兵援郑、击楚，其内在意思是——晋国此时已经经历了连续多次的大战，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四军士卒们已疲惫不堪，国家的府库也都因为连年的战争而消耗殆尽，再要强行发兵征战，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因此，韩厥就借着‘楚人无庸兴兵，其罪加重，其民将叛’的理由，请晋厉公稍稍等待一下，让晋国的国人们好好地休养生息一阵，以恢复被耽误了好几年的农事，这样也能让国家的物产、粮秣、军需都能有所积累，国家得以恢复元气；等百姓们松了一口气，做好了下一次与楚国的战争准备后，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之战也不迟。 当时，参与朝会的士燮也表示反对马上出兵与楚国作战，而是赞同韩厥的暂时恢复休养、以待将来的意见。 可同样参与朝会的郤氏家族，却积极地支持栾书的意见，要求出兵与楚国交战。 新军将郤犨第一个发言，说： “楚国这一次攻伐郑、卫两国，实在是已经背弃了晋、楚弭兵之盟。既然楚国已经背盟，那么我们就要果断地出兵，打击对方的气焰；否则，不但贻误了战机，还有可能失去对郑国的控制权（说的其实没错）。” 上军将郤錡紧接着补充说： “郑国在晋楚之间反复，其实是惧怕楚国的，如故这一次我们不去驱赶楚军、救援郑国的话，那么郑国必定会慑于楚军地压力，而重新臣服于楚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出兵救郑。” 郤氏家族成员之所以要说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长久以来，郤氏都是依靠在战场上的军功、而不是用自身的见识和头脑智慧来获取利益、权势的家族，以权谋、外交手段来进行政治活动，那不是郤氏的长处，而战争爆发时，郤氏的作战才能就派得上用场了，还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如郤缺、郤克、乃至郤錡）。所以，和其他晋国侈卿家族相比，郤氏更酷爱战争的来临。 但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却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意见，而坚决反对郤氏家族的‘出兵攻楚’之议；他在朝议中对晋厉公建议说： “许国，是楚国长久以来的盟国，而郑国前次出兵伐许，其实与伐楚也无异了；所以，遭到郑国冒犯的楚国，必然会出兵反击、进攻郑国；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伐郑师出有名，这不是对我们晋国的无礼。因此，我们可以派使者出访楚国，与其君臣进行交涉，无须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晋国是堂堂诸侯霸主，可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私利所要挟和左右。” 对主和与主战派之间的分歧，晋厉公作为一位成熟的君主，自然有自己的决断；而他在对韩厥和士燮、伯宗的谏言进行了思虑，又对郤氏的请战要求进行了分析之后，很快明白了这两派‘战、和’请求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 仔细思考对比之下，晋厉公觉得此时出兵与楚军对抗、援救郑国的行动对国家的恢复元气、积蓄力量确实是没有什么帮助，还可能耽误重要的农耕要事；于是，晋厉公在朝会上做出决断——对出兵援郑、攻楚的行动暂时搁置讨论，而改为解散常备的四军士卒，准备今年的农耕事宜，让普通国人们可以稍稍休养生息，以积蓄粮秣，进行耕种；待国家恢复了元气、国人们养足了精气之后，再行谈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 另外，为了表示自己的‘关切’态度，晋厉公还专门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要求’楚共王遵守盟约，立即从郑国撤军。 就这样，还在拼死缠斗中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指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切断，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指楚国），双方的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共王和郑成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对方的国内退兵，重新调整应对方式；楚、郑两国间最新的这次对阵，就在索然无味中匆匆结束了。 可是，在是否出兵援郑的朝议中反对郤氏意见，规劝晋厉公不要出兵的伯宗，他的这种态度就得罪了一心想要借助军事行动来扩大家族利益的郤氏，也因此将马上面临郤氏的反击‘诬陷’，由此落得个悲惨的人生结局周简王九年（前577年）八月，为了惩罚邻国许国收留并支持叛臣公子班回国争权作乱、并在此之前私自接收郑国另一位叛臣公孙申的封邑给予公子班，给郑国造成了国土的损失，郑国国君郑成公不顾霸主们（晋、楚）在此之前曾落实的‘弭兵盟约’中的约定，执意派郑国执政公子喜（子罕）率军伐许，以泄心中私愤。 而子罕率军进入了许国境内后，还得意洋洋地派使者给许国国君许灵公送信；在信中，子罕大言不惭地说： “此次晋国伐秦之役（即麻隧之战），不但我郑国踊跃参与，就连曹、邾、滕等小国都主动派兵参与作战，而您竟然不听晋侯的号令，拒不出兵参与伐秦，您这就是蔑视侯伯（即诸侯霸主）的权威！所以，我们寡君特命我率军前来，以讨伐许国的‘不敬霸主’之罪。” 面对猖狂的郑国君臣的挑衅，许国国君许灵公不卑不亢地回复前来征伐的子罕说： “我们许国一直是楚国的属国，而这件事之前晋国也是认可的；现在，就连霸主晋国都没有因为我们没参与伐秦之役而派兵来讨伐，那么你们郑国就更加无权出兵来攻打我国了！” 子罕恼羞成怒，再次复信给许灵公说： “晋、楚两国已经签订了‘弭兵之盟’，您难道不知道吗？盟约中说明了——若有伤害晋国的事情发生，那么楚国也可以代替晋国讨伐它。许国既然是楚国的属国，而你们又不派兵参与伐秦，那就是伤害了晋国的利益；我们郑国是晋国的盟友，当然有权代表晋国讨伐犯有过错的人。”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郑、许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直接打吧；于是，子罕率郑军发起了对许国的进攻；而许灵公也在顽强抵抗郑军的同时，赶紧派人去楚国向楚共王求援，请楚军马上北上救许。 出人意料的是——楚军还没前来，子罕所率郑军的（第一次）进攻许国军事行动，却可耻地失败了，许灵公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许国国人们高昂的士气，最终挫败了来势汹汹的郑国军队，子罕不得不狼狈地率军逃回了新郑。 得知子罕铩羽而归后，郑成公的脸面实在挂不住了；因此，当年八月二十三，郑成公亲自出马，率郑军再第二次进攻许国；这一次郑军的出兵很顺利，八月二十五，郑军攻克了许国国都外城，围困了内城，得意洋洋的郑成公向被困在内城的许灵公发出了劝降信： “您若是执迷不悟，不肯放弃的话，那么我必定要毁了此城。若您肯为城内的国人们考虑，我将与您重归于好。” 此时，楚国的援军迟迟未到，而许都内城的情况越来越危急，许灵公担心内城坚持不了多久了；为免生灵涂炭，许灵公便回信给郑成公说： “希望您能够信守承诺，我愿意交割土地，使两国重修友好。” 许灵公所说的‘交割土地’，其实就是要把之前公子班所占据的、公孙申原有的封地——郑国訾地交还给郑国，以此来换取郑成公的退兵。 虽然訾地本来就是郑国的，但在这之前又没有直接归属于郑国公室（一直都是由公孙申、公子班所占据），现在能归自己所有，郑成公觉得也可以了；而郑国重新占领訾地后，许国的生存空间就被郑国大幅地压缩，将来郑国随时可以再次进入许国，所以得到訾地这个战利品就很好了。 另外，最为关键的是——郑成公已经得知，楚国接到许国的求救信后，正在筹划出兵伐郑以救援许国，如果自己还不见好就收、迅速从许国撤军回师的话，只怕楚军又要再次重复之前的北上老套路：围攻新郑了。 于是，郑成公下令停止攻许，痛快地同意了许灵公的讲和请求，在顺利地收回了被公孙申、公子班占据多年的封邑訾地之后，就迅速收兵回国；而郑军撤退之后，许国的宗庙社稷总算暂时得以保全，郑许之战也告一段落。 郑、许之战，在春秋时期是一场很常见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其规模也很小，影响力就更谈不上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打完了也就打完了。 可这一次却不一样，在莫名其妙和阴差阳错之下，郑国伐许之战却深切地影响到了诸侯霸主——晋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让平日里矛盾重重的诸卿士大夫家族之间的矛盾显现激化，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晋国一代贤臣伯宗被郤氏借机污蔑陷害，最终殒命。那么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下面继续为大家讲述—— 郑国的许之役虽然获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也对外显示了郑国的‘威慑力’，但此役为郑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小——许国虽然国小力微，但并不是没有后台的，它一直都是受楚国的庇护，是楚国为数不多的盟国（小弟）之一；而郑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改投晋国后，悍然入侵许国，这是赤裸裸地违反了晋楚两国刚刚达成的‘弭兵之会’盟约，也是故意在打楚国的脸。 因此，当郑军从许国撤退后不久，得知消息的楚国司马子反就想撺掇楚共王对郑国用兵，以讨伐郑国的不义之举（其实就是找一个借口打郑国，这种事楚国之前又不是没做过）。 子反想要出兵伐郑，但楚共王的弟弟、楚大夫子囊（公子贞）觉得这么做不是眼下的最好选择，便在朝议中劝楚共王不要听子反的挑唆、无故地发动伐郑战争；子囊还进一步向楚共王谏言说： “我们不久前才刚刚与晋国签订了休兵停战的盟约，楚国也是言而有信的大国，不应该这么快就背弃盟约，请您还是不要下令发兵伐郑吧。” 但楚共王本人都还没有做出是否出兵的决定，同时参与朝议的司马子反就已经坐不住了，他不以为然地反驳子囊说： “现在的敌情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当然要进军攻伐郑国，那还管什么结盟不结盟的呢！” 子囊继续解释说： “晋楚盟约的墨迹都还未干，我们就做出了背盟不义的事情，这断不可为。” 子反再反驳说： “之前，秦国使者拜访我国时曾说，当初与晋国签订令狐之盟后，又为晋国所攻伐，晋人实在是不可信。而郑国伐许，已经是他们（晋国联盟）背盟在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照做？” 子囊再分辨说： “是郑国伐许，又不是晋国伐许。而秦国使者的话，不知道有几分可信，不能轻易受其蛊惑啊。” 子反按捺不住、跪立起来大声说： “成、穆、庄诸先王之霸业绝不可废；许国，是我们楚国的忠实盟友，现在晋国的盟友郑国悍然伐许，晋国身为郑国的盟主，为何不制止郑国的‘毁盟’行为？晋国这么纵容郑国，是置‘弭兵盟约’于何地？我军必须出兵伐郑，以惩郑国的不义毁盟行为！” 子反理直气壮的话，得到了大部分楚国卿士大夫的赞同（当初和晋国结盟时，楚国君臣基本上就没有把这个盟约当回事；而接待郤至来访时，楚共王和子反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认为司马的话很的有道理，楚国什么时候要看别人的脸色、要顾及盟约的束缚了。 当年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三代楚国国君所开创、建立的霸业，是楚共王必须要全力维护、乃至于发扬光大的天然使命，中原腹地的郑国（还有许国），就是这份霸业拼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哪怕是郑国没有伐许，楚国早晚也是要出兵伐郑的，否则楚国先王们留下的霸业岂不是要慢慢地萎缩、乃至消逝了。 所以，尽管听到了反对的声音，但楚共王还是决定要出兵伐郑、稳固楚国的霸业；他最终力排众议、以‘郑国无故伐许’的名义，下令说： “捍卫楚国的盟友，歼灭楚国的敌人；出兵伐郑！”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楚国司马子反奉楚共王之命，率军北上伐郑；途中，子反路过了申邑（楚国县邑），因为需要为军队补充军需粮秣，于是子反暂时在申邑稍做停留，并顺道拜访了在申邑封地养老的楚国老臣申叔时，向他表示敬意。 申叔时当时已经退休，并在自己的封地申地养老，所以并没有出席前次商议伐郑的朝会；但他听说了子反说动楚共王，出兵攻打郑国的事情后，很是担忧，便对前来拜访自己的子反劝告说： “盟约，是用信义来达成的；信义，是用来遵守礼法的；我们楚国是大国，如果带头不遵守礼法，那就是不讲仁义、不守信用。此次大夫进兵，去许国是可以的，但要讨伐郑国，那就是我们背盟在先啊。” 子反当然不会直接顶撞申叔这样的前辈老臣，于是礼貌性地回复说： “申叔您老人家言之在理，但大军已经启程北上，这个时候再要停止行动，那恐怕是不能了。” 见子反不听劝告，申叔时也没有过多的摆老资格架子，于是便不再提及此事，而是与子反聊起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来。 因为军情紧急、时间紧迫，子反在申邑对申叔时的拜访只是礼节性的，当军需物资补充完毕后，子反没有过多地逗留，立即向申叔时告别，然后继续率军北上了。 子反离开后，申叔时怅然地对身边的人说： “子反这小子恐怕要给楚国惹大祸了——诚信，是立身的根本，是用来保护礼义的；而礼义，是待人的根本，是用来保护生存的；这两样优秀的品德，都被子反所丢弃了，他想要避免祸患，还能够办到吗？子反自己的祸患，大概很快就要到来了！” 离开申邑的子反，也对左右下属们说： “申叔老了，又不懂军事方略，因此才会这么说；但无论如何，他老人家还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忠厚老臣啊。” 子反离开申邑后继续率军北上，一路追击已经从许国撤军的郑军主力，直接进入了郑国；在郑国，子反围攻了暴隧（河南原阳），打击了郑国的嚣张气焰；然后，子反继续进军，改道攻入卫国，又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楚国的这一次出兵，意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降服郑、卫等晋国盟友；可子反率楚军主力劳师远征、远离了本土，导致楚国的边境防备十分的空虚。因此，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子罕（公子喜、郑国七穆之一）偷偷率军南下，偷袭了楚国边境地方，并乘虚攻占了楚国的北部城邑新石。 在楚郑两国混战一气、谁也压制不住谁的时候，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以报复楚国伐郑之举。因此晋国执政栾书向晋厉公建议说： “楚人不守信义、悍然背盟，这绝不可纵容，我们必须出兵讨伐，以惩罚楚人之过。” 在栾书的进言下，晋厉公也很想率军出征，和楚军选个场地、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架，并让天下诸侯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诸侯霸主。于是，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士大夫们共同商议，看如何应对楚国的挑衅进攻。 可在朝会中，下军将韩厥却劝晋厉公说： “君上您还是要暂时等一下，这次楚国伐郑，确实是他们先背弃了‘弭兵盟约’的约定，然后楚国君臣又驱使国内的老百姓们去进行这场不义的战争，这样不体恤百姓、不爱惜国力和民力的国君和掌握朝政的卿士大夫，一定会被他们的百姓所抛弃。用不着我们出兵抵抗，楚国自己就会加重自己的罪过，楚国的百姓也会抛弃他们的君主；而人心一旦失去了，谁还会心甘情愿地再替他打仗呢？等楚国的君臣不断地犯错之后，我们再行征伐也不迟。” 韩厥反对出兵援郑、击楚，其内在意思是——晋国此时已经经历了连续多次的大战，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四军士卒们已疲惫不堪，国家的府库也都因为连年的战争而消耗殆尽，再要强行发兵征战，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因此，韩厥就借着‘楚人无庸兴兵，其罪加重，其民将叛’的理由，请晋厉公稍稍等待一下，让晋国的国人们好好地休养生息一阵，以恢复被耽误了好几年的农事，这样也能让国家的物产、粮秣、军需都能有所积累，国家得以恢复元气；等百姓们松了一口气，做好了下一次与楚国的战争准备后，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之战也不迟。 当时，参与朝会的士燮也表示反对马上出兵与楚国作战，而是赞同韩厥的暂时恢复休养、以待将来的意见。 可同样参与朝会的郤氏家族，却积极地支持栾书的意见，要求出兵与楚国交战。 新军将郤犨第一个发言，说： “楚国这一次攻伐郑、卫两国，实在是已经背弃了晋、楚弭兵之盟。既然楚国已经背盟，那么我们就要果断地出兵，打击对方的气焰；否则，不但贻误了战机，还有可能失去对郑国的控制权（说的其实没错）。” 上军将郤錡紧接着补充说： “郑国在晋楚之间反复，其实是惧怕楚国的，如故这一次我们不去驱赶楚军、救援郑国的话，那么郑国必定会慑于楚军地压力，而重新臣服于楚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出兵救郑。” 郤氏家族成员之所以要说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长久以来，郤氏都是依靠在战场上的军功、而不是用自身的见识和头脑智慧来获取利益、权势的家族，以权谋、外交手段来进行政治活动，那不是郤氏的长处，而战争爆发时，郤氏的作战才能就派得上用场了，还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如郤缺、郤克、乃至郤錡）。所以，和其他晋国侈卿家族相比，郤氏更酷爱战争的来临。 但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却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意见，而坚决反对郤氏家族的‘出兵攻楚’之议；他在朝议中对晋厉公建议说： “许国，是楚国长久以来的盟国，而郑国前次出兵伐许，其实与伐楚也无异了；所以，遭到郑国冒犯的楚国，必然会出兵反击、进攻郑国；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伐郑师出有名，这不是对我们晋国的无礼。因此，我们可以派使者出访楚国，与其君臣进行交涉，无须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晋国是堂堂诸侯霸主，可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私利所要挟和左右。” 对主和与主战派之间的分歧，晋厉公作为一位成熟的君主，自然有自己的决断；而他在对韩厥和士燮、伯宗的谏言进行了思虑，又对郤氏的请战要求进行了分析之后，很快明白了这两派‘战、和’请求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 仔细思考对比之下，晋厉公觉得此时出兵与楚军对抗、援救郑国的行动对国家的恢复元气、积蓄力量确实是没有什么帮助，还可能耽误重要的农耕要事；于是，晋厉公在朝会上做出决断——对出兵援郑、攻楚的行动暂时搁置讨论，而改为解散常备的四军士卒，准备今年的农耕事宜，让普通国人们可以稍稍休养生息，以积蓄粮秣，进行耕种；待国家恢复了元气、国人们养足了精气之后，再行谈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 另外，为了表示自己的‘关切’态度，晋厉公还专门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要求’楚共王遵守盟约，立即从郑国撤军。 就这样，还在拼死缠斗中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指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切断，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指楚国），双方的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共王和郑成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对方的国内退兵，重新调整应对方式；楚、郑两国间最新的这次对阵，就在索然无味中匆匆结束了。 可是，在是否出兵援郑的朝议中反对郤氏意见，规劝晋厉公不要出兵的伯宗，他的这种态度就得罪了一心想要借助军事行动来扩大家族利益的郤氏，也因此将马上面临郤氏的反击‘诬陷’，由此落得个悲惨的人生结局 第27章朱元璋的能力 朱元璋想灭掉日本，刘伯温拒绝了，他说的话如今都还可以值得深思 1368年，朱元璋坐稳中原宝座，宣告大明王朝的建立。为巩固新王朝地位、争取周边藩国的臣服，朱元璋决定向各国发出国书，邀请它们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随着洪武大帝即位，1369年，朱元璋向东方列岛的日本派遣了七名使者，携带着国书渡海而来，目的是促使日本效顺，承认大明的皇权，同时向其纳贡。数月后，朝廷接待的却是两位疲惫不堪、心怀挫折的使者。 朱元璋一览日本国书后怒不可遏，气得拍案而起，宣称要动兵伐日。谋士刘伯温却站出来反对，巧妙地劝说朱元璋放弃这一念头。他的论点令朱元璋深思熟虑，最终选择放弃对日本的武力行动。随后的事实证明，刘伯温的劝谏是英明而明智的。 在气吞云阳的大明时代，朱元璋一心想要巩固新王朝的威名，向四方发出邀请，期盼各国前来朝贡。1369年，他特别关注了东瀛列岛，派遣了两位英勇之士，杨载和吴文华，作为使者前往日本。 他们手捧大明的国书，穿越汹涌的海域，来到了当时日本南朝的执政者怀良亲王的府邸。朱元璋的国书中，他特意承认了怀良亲王的统治地位，意在传递友好的信号。事情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期望发展。 怀良亲王对大明使者的态度出奇地傲慢，不仅命令斩杀了五名使者，还将杨载和吴文华软禁于牢狱，日日受尽折磨。两个月后，才终于释放二人，并将一封回复国书扔给他们，直接将他们赶出了日本。 回到南京的杨载和吴文华满脸风霜，见到朱元璋时泪如雨下，他们悲愤交加地述说了日本的不臣之举，并呈上怀良亲王的国书。这并非友好的回信，而是一篇对大明的嘲弄。 怀良亲王在信中言辞刻薄，首先质问大明是否认为天下只属于中华，而非共天下之天下。接着，他明言日本虽小，却有自己的君主，不愿向大明屈膝。更是直言大明贪心无度，欲侵吞日本的野心令人不齿。 怀良亲王挖苦朱元璋，称他为“马王爷”，嘲笑大明的武力。最后，他更是豪言胜地相见，以挑战的口吻迎战大明的王师，诘问朱元璋敢不敢前来。这番话语，犹如一场文辞的战斗，直逼朱元璋如何应对。 朱元璋手持这封信，怒火中烧，将日本的国书摔在地上。他宣称要出兵灭了日本，以彰显大明的威仪。这时刘伯温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出兵日本的提议。 朱元璋生气地质问刘伯温，难道要容忍日本的嚣张，不予以制裁吗？刘伯温却深情地告诉朱元璋，如今正值大明建立之初，内忧外患，出兵日本只会劳民伤财，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朱元璋听罢，虽心头怒气未消，却也深思熟虑。他知道，刘伯温的智慧胜过他的躁动，于是，最终放弃了出兵的念头。这一决策，或许是明君明主的睿智，也是刘伯温深谋远虑的成功。在这场国书之争中，大明展现了智慧和克制，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在大明初建之际，朝贡之邀使得大明的目光远及东瀛列岛。刘伯温这位谋士睿智，他认为攻打日本有两大理由——一是不好打，二是不能打。 首先，日本地势险峻，山川纵横，地理条件对大明军队而言颇具威胁。岛国的多山地形使得战斗易守难攻，而日军在本土的熟悉度将使他们占尽主导。刘伯温对朱元璋说，光是渡海作战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何况在对方的地盘上，大明军队将会面临无数的阻碍和不确定性。而一旦登陆，无法在陌生的环境中设置有效的攻防点，这将为日军提供极大的便利，进而易致失败。 其次，大明国家刚刚建立，内忧外患丛生。朱元璋垂帘听政，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来恢复战乱中受损的社会结构。已经战争所耗尽的男丁数量已然不少，要再次向国内大量征兵，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增加国内动荡的风险。刘伯温对朱元璋解释说，眼下最紧迫的敌人并非是远在东瀛的日本，而是国内残余的元朝势力和尚未完全平定的边疆地区，而这两者对大明的威胁才是当务之急。 朱元璋内心的愤怒仍未平息。他坐在龙椅上，拿着日本怀良亲王的嘲弄信，怒火中烧。他宣称要出兵灭了日本，以震慑这个嚣张的岛国。刘伯温依旧劝说，以国家稳定为重。朱元璋听罢，只觉愈发不悦。 日本怀良亲王的挑衅使得朱元璋决定不甘示弱，他愤然投下怀良亲王的国书，声称要派遣军队征讨日本。这时，刘伯温走上前，眉宇间透露出坚定与智慧，对朱元璋说：“臣以为，攻打日本，非明主所宜为。我等不妨坐等其内部矛盾加剧，日本自乱而定。” 朱元璋终于在刘伯温的坚持下，放下手中的兵符。在日本的国书和嘲弄面前，他选择了克制，选择了观望。这场风波平息，刘伯温的谋略使得大明在这场外交风波中保持理智，最终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在1265年，元朝的忽必烈皇帝向日本发出了一系列国书，表达了他对这个岛国的臣服的期望。令忽必烈颇感奇怪的是，这些国书居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五年后，一位名叫赵良弼的重臣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前往日本，以解开这个谜团。他手捧国书，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 赵良弼在日本逗留了整整三年，却始终未找到这个国家的统治中心，也没见到日本的执政者。回国后，他向忽必烈皇帝汇报了他在日本的见闻。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他得知了幕府、将军、天皇等名词，但却无法理清这些权力的辖区和关系。 忽必烈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好奇心，他决定亲自出征，一探究竟。 1274年10月，忽必烈亲自率领大军东渡，日本得知后也开始备战。当忽必烈的军队即将靠近日本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卷席而至，几乎摧毁了他的整个海军。只得灰头土脸地返回中国。 时隔七年，忽必烈再次找到借口，决定再次攻打日本。命运的捉弄再次显现，一场台风再度来袭。十四万大军在风暴中支离破碎，不少人被日本海军擒杀，忽必烈再次战败而归。 这两次神奇的“神风”救了日本于水深火热之中，被日本人传颂为天神的庇佑。在中国，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传奇，被誉为“神风传说”。 尽管心怀复仇之念，但受过历史教训的朱元璋开始明白，这片岛国并非易攻之地。他下令不再提及攻打日本的念头，并留下谕旨，无论日本是否朝贡，都不得轻举妄动。 日本并未停止对大明的骚扰，这成为了历经三百年之久的“倭患”。每一代大明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频频致书于日本国王，要求其控制海盗。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也无法阻止这股来自东海的狂风。朱元璋想灭掉日本，刘伯温拒绝了，他说的话如今都还可以值得深思 1368年，朱元璋坐稳中原宝座，宣告大明王朝的建立。为巩固新王朝地位、争取周边藩国的臣服，朱元璋决定向各国发出国书，邀请它们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随着洪武大帝即位，1369年，朱元璋向东方列岛的日本派遣了七名使者，携带着国书渡海而来，目的是促使日本效顺，承认大明的皇权，同时向其纳贡。数月后，朝廷接待的却是两位疲惫不堪、心怀挫折的使者。 朱元璋一览日本国书后怒不可遏，气得拍案而起，宣称要动兵伐日。谋士刘伯温却站出来反对，巧妙地劝说朱元璋放弃这一念头。他的论点令朱元璋深思熟虑，最终选择放弃对日本的武力行动。随后的事实证明，刘伯温的劝谏是英明而明智的。 在气吞云阳的大明时代，朱元璋一心想要巩固新王朝的威名，向四方发出邀请，期盼各国前来朝贡。1369年，他特别关注了东瀛列岛，派遣了两位英勇之士，杨载和吴文华，作为使者前往日本。 他们手捧大明的国书，穿越汹涌的海域，来到了当时日本南朝的执政者怀良亲王的府邸。朱元璋的国书中，他特意承认了怀良亲王的统治地位，意在传递友好的信号。事情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期望发展。 怀良亲王对大明使者的态度出奇地傲慢，不仅命令斩杀了五名使者，还将杨载和吴文华软禁于牢狱，日日受尽折磨。两个月后，才终于释放二人，并将一封回复国书扔给他们，直接将他们赶出了日本。 回到南京的杨载和吴文华满脸风霜，见到朱元璋时泪如雨下，他们悲愤交加地述说了日本的不臣之举，并呈上怀良亲王的国书。这并非友好的回信，而是一篇对大明的嘲弄。 怀良亲王在信中言辞刻薄，首先质问大明是否认为天下只属于中华，而非共天下之天下。接着，他明言日本虽小，却有自己的君主，不愿向大明屈膝。更是直言大明贪心无度，欲侵吞日本的野心令人不齿。 怀良亲王挖苦朱元璋，称他为“马王爷”，嘲笑大明的武力。最后，他更是豪言胜地相见，以挑战的口吻迎战大明的王师，诘问朱元璋敢不敢前来。这番话语，犹如一场文辞的战斗，直逼朱元璋如何应对。 朱元璋手持这封信，怒火中烧，将日本的国书摔在地上。他宣称要出兵灭了日本，以彰显大明的威仪。这时刘伯温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出兵日本的提议。 朱元璋生气地质问刘伯温，难道要容忍日本的嚣张，不予以制裁吗？刘伯温却深情地告诉朱元璋，如今正值大明建立之初，内忧外患，出兵日本只会劳民伤财，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朱元璋听罢，虽心头怒气未消，却也深思熟虑。他知道，刘伯温的智慧胜过他的躁动，于是，最终放弃了出兵的念头。这一决策，或许是明君明主的睿智，也是刘伯温深谋远虑的成功。在这场国书之争中，大明展现了智慧和克制，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在大明初建之际，朝贡之邀使得大明的目光远及东瀛列岛。刘伯温这位谋士睿智，他认为攻打日本有两大理由——一是不好打，二是不能打。 首先，日本地势险峻，山川纵横，地理条件对大明军队而言颇具威胁。岛国的多山地形使得战斗易守难攻，而日军在本土的熟悉度将使他们占尽主导。刘伯温对朱元璋说，光是渡海作战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何况在对方的地盘上，大明军队将会面临无数的阻碍和不确定性。而一旦登陆，无法在陌生的环境中设置有效的攻防点，这将为日军提供极大的便利，进而易致失败。 其次，大明国家刚刚建立，内忧外患丛生。朱元璋垂帘听政，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来恢复战乱中受损的社会结构。已经战争所耗尽的男丁数量已然不少，要再次向国内大量征兵，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增加国内动荡的风险。刘伯温对朱元璋解释说，眼下最紧迫的敌人并非是远在东瀛的日本，而是国内残余的元朝势力和尚未完全平定的边疆地区，而这两者对大明的威胁才是当务之急。 朱元璋内心的愤怒仍未平息。他坐在龙椅上，拿着日本怀良亲王的嘲弄信，怒火中烧。他宣称要出兵灭了日本，以震慑这个嚣张的岛国。刘伯温依旧劝说，以国家稳定为重。朱元璋听罢，只觉愈发不悦。 日本怀良亲王的挑衅使得朱元璋决定不甘示弱，他愤然投下怀良亲王的国书，声称要派遣军队征讨日本。这时，刘伯温走上前，眉宇间透露出坚定与智慧，对朱元璋说：“臣以为，攻打日本，非明主所宜为。我等不妨坐等其内部矛盾加剧，日本自乱而定。” 朱元璋终于在刘伯温的坚持下，放下手中的兵符。在日本的国书和嘲弄面前，他选择了克制，选择了观望。这场风波平息，刘伯温的谋略使得大明在这场外交风波中保持理智，最终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在1265年，元朝的忽必烈皇帝向日本发出了一系列国书，表达了他对这个岛国的臣服的期望。令忽必烈颇感奇怪的是，这些国书居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五年后，一位名叫赵良弼的重臣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前往日本，以解开这个谜团。他手捧国书，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 赵良弼在日本逗留了整整三年，却始终未找到这个国家的统治中心，也没见到日本的执政者。回国后，他向忽必烈皇帝汇报了他在日本的见闻。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他得知了幕府、将军、天皇等名词，但却无法理清这些权力的辖区和关系。 忽必烈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好奇心，他决定亲自出征，一探究竟。 1274年10月，忽必烈亲自率领大军东渡，日本得知后也开始备战。当忽必烈的军队即将靠近日本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卷席而至，几乎摧毁了他的整个海军。只得灰头土脸地返回中国。 时隔七年，忽必烈再次找到借口，决定再次攻打日本。命运的捉弄再次显现，一场台风再度来袭。十四万大军在风暴中支离破碎，不少人被日本海军擒杀，忽必烈再次战败而归。 这两次神奇的“神风”救了日本于水深火热之中，被日本人传颂为天神的庇佑。在中国，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传奇，被誉为“神风传说”。 尽管心怀复仇之念，但受过历史教训的朱元璋开始明白，这片岛国并非易攻之地。他下令不再提及攻打日本的念头，并留下谕旨，无论日本是否朝贡，都不得轻举妄动。 日本并未停止对大明的骚扰，这成为了历经三百年之久的“倭患”。每一代大明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频频致书于日本国王，要求其控制海盗。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也无法阻止这股来自东海的狂风。 杨坚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未称帝前鲜卑名为普六茹坚。父亲杨忠，据说祖上出身于北魏的武川镇，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拜于独孤信麾下，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556年，杨坚与独孤信女儿独孤伽罗成婚，独孤伽罗就是隋朝著名的独孤皇后，对杨坚的帮助和影响力极大。 别看杨坚出生于名门贵胄，仕途也很坎坷。周武帝初期遭权臣宇文护猜忌和多次谋害，差点被害。568年，父亲杨忠去世，杨坚承袭随国公之爵。之后，周武帝聘其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丽华即周宣帝的大皇后。但不久，随着地位的提升，杨坚又遭谗言，受到周武帝的猜忌。虽然周武帝没拿他怎样，但他从此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灭了北齐之后，有统一天下之志。如果，周武帝没有英年早逝的话，可以说杨坚很难有出头之日。578年，周武帝北伐突厥途中突发疾病去世，荒暴的周宣帝宇文赟继位，杨坚的机会终于来了。 周宣帝荒淫无度，滥施刑罚，排挤宗室，爱好出巡，使北周国势日衰。579年，周宣帝传位于年幼的周静帝宇文衍，自己接着醉生梦死。周静帝即位第二年，杨坚就当上大丞相，并加快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580年，年仅22岁的周宣帝去世，杨坚矫诏当上了辅政大臣，总知中外兵马事，夺取了北周军政大权。 杨坚之后大肆剪除北周宗室，为改朝换代作准备。然而，他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北周元老和重臣的不满，最出名的有三个：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 尉迟迥是相州总管，孙女为周宣帝的一个皇后，是周宣帝爷仗人；司马消难是郧州总管，周静帝的老仗人，是当朝国仗；王谦是益州总管，关陇贵族集团王雄之子，烈士子女，对北周忠心耿耿。所以，尉迟迥、司马消难认为改朝换代应该是自己，怎么也轮不到杨坚，而王谦则是对北周感情很深。 580年6月，以尉迟迥为首的三大总管发动了针对杨坚的叛乱，史称“三方叛乱”“三总管之乱”。叛军势大，杨坚还是非常忌惮的，尤其是尉迟迥。不过，杨坚“挟天子以令诸侯”，师出有名，又获得了并州总管李穆和关陇贵族的支持，开始着手平叛。 杨坚很会用人，以名将韦孝宽为帅攻打尉迟迥，消灭了尉迟迥，焚毁邺城。随后，杨坚又派王谊、梁睿分别攻打司马消难、王谦，司马消难南逃陈国，王谦被杀。至此，杨坚只用了4个多月就平定了三方叛乱。 581年，杨坚被晋封为随王，又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改朝换代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同年，周静帝被迫“禅位”给杨坚，随朝建立，改元开皇，后定都大兴城，北周灭亡。因“随”含“走之”，不吉利，遂改为“隋”。杨坚就是隋文帝。杨坚建隋之后，为了以绝后患，对北周宗室大加诛杀，几乎屠戮殆尽。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一改北周对突厥的和亲纳贡政策，表现冷淡，断绝纳贡。突厥一看就急了，加上北周和亲的千金公主的挑唆，再者突厥也不希望隋朝强大甚至完成统一。于是，581-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引军南下，掠夺河西诸州。同时，北齐残余高保宁也与突厥配合犯边。 隋文帝也不是吃素的，认为与突厥早晚必有一战，不如现在就打，随即展开反击，多次发动对突厥的战争。 突厥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可汗林立，有隙可乘。因此，隋朝著名外交家长孙晟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分化瓦解突厥。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同年，辽西高保宁被部下杀死，隋朝遂将辽西纳入版图。 584年，沙钵略可汗西抗西突厥，南抗大隋，内外交困，被迫向隋朝求和。之后，其妻千金公主被赐姓杨氏，封大义公主代表隋朝和亲，厥开始向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跟周武帝一样，也有统一天下之志。587年，隋文帝废掉附属国西梁萧琮，西梁灭亡，并入隋朝版图。至此，隋朝离统一全国只剩下一个南陈了。 588年，隋文帝命晋王杨广全权负责灭陈事务。同年，以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贺若弼、韩擒虎等为将，隋朝发50万大军南下灭陈。南陈后主优柔寡断，六神无主，无法招架。589年，隋军攻破建康，俘陈后主，南陈灭亡。 590年，岭南俚人女首领冼英知陈朝已亡，率众归顺隋朝，并被封为谯国夫人，开幕府。之后，杨素又平定了江南士族豪强的叛乱。 至此，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28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 西南地区在北周内乱时脱离控制，584年隋文帝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当地爨氏实行羁縻统治。595年，爨氏叛乱。596年，隋朝派军征讨，设协州、恭州防备。 同年，库莫奚内附，居于安州。597-598年，高句丽兵犯营州，隋文帝派军讨伐，占领辽河以西，深入契丹，后撤回。 599年，厥突利可汗不堪都蓝可汗侵扰，只好南迁，被隋封为启民可汗。后都蓝可汗被杀，在隋朝的帮助下，启民可汗成为厥首领，向隋称臣。600年，西突厥达头可汗进犯隋朝边境，隋文帝派杨广、杨素出灵武，杨谅、史万岁出马邑，大破之，拓地千里。 604年，隋文帝病逝，一说被杨广所弑，晋王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隋炀帝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不满足当下的现状，意在开疆拓土，重现汉朝盛世。 隋炀帝 605年，隋炀帝迁都东都洛阳，并修建大运河，为其征战四方的宏图大业作准备。同年，隋炀帝派刘方攻打不安分的林邑国，攻破其都占城，一举灭之。林邑王范梵志逃亡海上，并向隋朝谢罪。隋军不久后撤走，林邑很快复国。 隋炀帝很想打通自汉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并使西域各国归顺。但是，当时的西域各国或听命于西突厥，或听命于吐谷浑。所以，隋炀帝要经略西域，首先要解决西突厥与吐谷浑。 吐谷浑为慕容鲜卑的一支西迁所建，隋初多次犯边。后来，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娶了隋朝宗室女光化公主，成为了隋朝的女婿，称臣纳贡。但是，吐谷浑并不安分，利用这层身份经常刺探隋朝情报，与西突厥私通，令隋朝大为恼火。 隋炀帝派裴矩出使西域，裴矩回国后建议，要想畅通丝绸之路必须消灭吐谷浑。恰巧608年，西域的高车部落进犯隋境敦煌，然后就后悔了，向隋炀帝请罪。于是，隋炀帝派裴矩去劝高车攻吐谷浑，将功补过。 面对高车从西部的突袭，吐谷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东逃，并向隋朝求救。609年，隋炀帝乘机亲率大军西征吐谷浑，一举灭掉吐谷浑，将青海和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纳入版图，并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青海的并入，在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不过，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南逃党项，并没有被抓住。 608年，隋炀帝派薛世雄攻打伊吾国，并建立伊吾城。610年，伊吾被并入隋朝版图，设立伊吾郡。 611年，隋炀帝又派人游说处于困境当中的西突厥处罗可汗。西突厥处罗可汗是个孝子，母亲是汉人，居于大兴城，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处罗可汗只好向归顺隋朝，称臣纳贡，不再干涉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 至此，隋朝的版图大幅扩展，臻于极盛，西起且末，东至辽河，北起大漠，南逾交趾，面积约437万平方公里。而且，隋炀帝也终于打通了西线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除了经略西域之外，隋炀帝还在东南方向有所动作。607年，隋炀帝两次派人前往流求，希望其能够归顺。但是琉球主不从，于是隋炀帝于610年派大兵讨伐，杀流求主，俘虏数千男女而还。只不过，隋朝并没有将流求并入版图。 在各方威服之后，只有东北的高句丽仍然盘踞辽东和朝鲜半岛，游离于隋朝的宗藩体系之外。611年，高句丽越辽河犯边，侵占辽西。隋炀帝也是个暴脾气，哪里能够忍受。 于是，612-614年，隋炀帝发动了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但是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隋朝收复了辽西，设置了辽东郡，但是因为隋炀帝招摇过市，大讲排场，泄露机密，瞎指挥，扔下30万具尸体而返；第二次眼看就要成功了，但爆发了杨玄感之乱，只好撤兵；第三次是连年征战，隋军逃亡严重，而高句丽连年战争也吃不消，于是乞降，隋炀帝正好借个台阶下，撤兵。 隋炀帝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爱好出巡，又非常能折腾。但是隋炀帝急功近利，老百姓受不了，东迁洛阳，又得罪了关陇贵族集团。其实，早在三征高句丽之前，已经有老百姓揭竿而起。615年，虽然第三针高句丽失败之后，天下已是遍地烽火，狼烟四起。同年，吐谷浑趁机复国，伊吾也重新独立，被西突厥控制。 617年，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在太原起兵，并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618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5月，杨侑被迫禅位，李渊建立唐朝，隋朝灭亡，享国37年。不过，一些忠于或者表面上忠于隋朝的势力仍然存在。 625年，唐朝削平各方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在北方，仍有厥扶持的梁师都和隋朝宗室残余、隋炀帝之孙杨政道。 630年，唐朝联合薛延陀攻打厥，俘获厥首领颉利可汗，送入长安，厥灭亡，残部归顺唐朝。同时，由于厥灭亡，隋朝残余势力杨政道与祖母萧后也一起归唐，与颉利可汗一样，均被妥善安置。至此，隋朝的最后一支残余势力消亡。 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可以说功莫大焉。而且，隋朝又开创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还兴修了大运河，对唐朝及其以后的朝代影响深远。不过，隋朝尤其是隋炀帝在位期间，过分的动用民力，急功近利，造成了大量的军民伤亡。同时，隋朝在拓展版图方面又不是很彻底，往往得而复失，过于短暂，如流星一般昙花一现，这个问题直到唐朝时期才得以解决。 杨坚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未称帝前鲜卑名为普六茹坚。父亲杨忠，据说祖上出身于北魏的武川镇，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拜于独孤信麾下，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556年，杨坚与独孤信女儿独孤伽罗成婚，独孤伽罗就是隋朝著名的独孤皇后，对杨坚的帮助和影响力极大。 别看杨坚出生于名门贵胄，仕途也很坎坷。周武帝初期遭权臣宇文护猜忌和多次谋害，差点被害。568年，父亲杨忠去世，杨坚承袭随国公之爵。之后，周武帝聘其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丽华即周宣帝的大皇后。但不久，随着地位的提升，杨坚又遭谗言，受到周武帝的猜忌。虽然周武帝没拿他怎样，但他从此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灭了北齐之后，有统一天下之志。如果，周武帝没有英年早逝的话，可以说杨坚很难有出头之日。578年，周武帝北伐突厥途中突发疾病去世，荒暴的周宣帝宇文赟继位，杨坚的机会终于来了。 周宣帝荒淫无度，滥施刑罚，排挤宗室，爱好出巡，使北周国势日衰。579年，周宣帝传位于年幼的周静帝宇文衍，自己接着醉生梦死。周静帝即位第二年，杨坚就当上大丞相，并加快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580年，年仅22岁的周宣帝去世，杨坚矫诏当上了辅政大臣，总知中外兵马事，夺取了北周军政大权。 杨坚之后大肆剪除北周宗室，为改朝换代作准备。然而，他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北周元老和重臣的不满，最出名的有三个：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 尉迟迥是相州总管，孙女为周宣帝的一个皇后，是周宣帝爷仗人；司马消难是郧州总管，周静帝的老仗人，是当朝国仗；王谦是益州总管，关陇贵族集团王雄之子，烈士子女，对北周忠心耿耿。所以，尉迟迥、司马消难认为改朝换代应该是自己，怎么也轮不到杨坚，而王谦则是对北周感情很深。 580年6月，以尉迟迥为首的三大总管发动了针对杨坚的叛乱，史称“三方叛乱”“三总管之乱”。叛军势大，杨坚还是非常忌惮的，尤其是尉迟迥。不过，杨坚“挟天子以令诸侯”，师出有名，又获得了并州总管李穆和关陇贵族的支持，开始着手平叛。 杨坚很会用人，以名将韦孝宽为帅攻打尉迟迥，消灭了尉迟迥，焚毁邺城。随后，杨坚又派王谊、梁睿分别攻打司马消难、王谦，司马消难南逃陈国，王谦被杀。至此，杨坚只用了4个多月就平定了三方叛乱。 581年，杨坚被晋封为随王，又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改朝换代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同年，周静帝被迫“禅位”给杨坚，随朝建立，改元开皇，后定都大兴城，北周灭亡。因“随”含“走之”，不吉利，遂改为“隋”。杨坚就是隋文帝。杨坚建隋之后，为了以绝后患，对北周宗室大加诛杀，几乎屠戮殆尽。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一改北周对突厥的和亲纳贡政策，表现冷淡，断绝纳贡。突厥一看就急了，加上北周和亲的千金公主的挑唆，再者突厥也不希望隋朝强大甚至完成统一。于是，581-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引军南下，掠夺河西诸州。同时，北齐残余高保宁也与突厥配合犯边。 隋文帝也不是吃素的，认为与突厥早晚必有一战，不如现在就打，随即展开反击，多次发动对突厥的战争。 突厥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可汗林立，有隙可乘。因此，隋朝著名外交家长孙晟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分化瓦解突厥。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同年，辽西高保宁被部下杀死，隋朝遂将辽西纳入版图。 584年，沙钵略可汗西抗西突厥，南抗大隋，内外交困，被迫向隋朝求和。之后，其妻千金公主被赐姓杨氏，封大义公主代表隋朝和亲，厥开始向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跟周武帝一样，也有统一天下之志。587年，隋文帝废掉附属国西梁萧琮，西梁灭亡，并入隋朝版图。至此，隋朝离统一全国只剩下一个南陈了。 588年，隋文帝命晋王杨广全权负责灭陈事务。同年，以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贺若弼、韩擒虎等为将，隋朝发50万大军南下灭陈。南陈后主优柔寡断，六神无主，无法招架。589年，隋军攻破建康，俘陈后主，南陈灭亡。 590年，岭南俚人女首领冼英知陈朝已亡，率众归顺隋朝，并被封为谯国夫人，开幕府。之后，杨素又平定了江南士族豪强的叛乱。 至此，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28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 西南地区在北周内乱时脱离控制，584年隋文帝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当地爨氏实行羁縻统治。595年，爨氏叛乱。596年，隋朝派军征讨，设协州、恭州防备。 同年，库莫奚内附，居于安州。597-598年，高句丽兵犯营州，隋文帝派军讨伐，占领辽河以西，深入契丹，后撤回。 599年，厥突利可汗不堪都蓝可汗侵扰，只好南迁，被隋封为启民可汗。后都蓝可汗被杀，在隋朝的帮助下，启民可汗成为厥首领，向隋称臣。600年，西突厥达头可汗进犯隋朝边境，隋文帝派杨广、杨素出灵武，杨谅、史万岁出马邑，大破之，拓地千里。 604年，隋文帝病逝，一说被杨广所弑，晋王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隋炀帝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不满足当下的现状，意在开疆拓土，重现汉朝盛世。 隋炀帝 605年，隋炀帝迁都东都洛阳，并修建大运河，为其征战四方的宏图大业作准备。同年，隋炀帝派刘方攻打不安分的林邑国，攻破其都占城，一举灭之。林邑王范梵志逃亡海上，并向隋朝谢罪。隋军不久后撤走，林邑很快复国。 隋炀帝很想打通自汉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并使西域各国归顺。但是，当时的西域各国或听命于西突厥，或听命于吐谷浑。所以，隋炀帝要经略西域，首先要解决西突厥与吐谷浑。 吐谷浑为慕容鲜卑的一支西迁所建，隋初多次犯边。后来，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娶了隋朝宗室女光化公主，成为了隋朝的女婿，称臣纳贡。但是，吐谷浑并不安分，利用这层身份经常刺探隋朝情报，与西突厥私通，令隋朝大为恼火。 隋炀帝派裴矩出使西域，裴矩回国后建议，要想畅通丝绸之路必须消灭吐谷浑。恰巧608年，西域的高车部落进犯隋境敦煌，然后就后悔了，向隋炀帝请罪。于是，隋炀帝派裴矩去劝高车攻吐谷浑，将功补过。 面对高车从西部的突袭，吐谷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东逃，并向隋朝求救。609年，隋炀帝乘机亲率大军西征吐谷浑，一举灭掉吐谷浑，将青海和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纳入版图，并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青海的并入，在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不过，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南逃党项，并没有被抓住。 608年，隋炀帝派薛世雄攻打伊吾国，并建立伊吾城。610年，伊吾被并入隋朝版图，设立伊吾郡。 611年，隋炀帝又派人游说处于困境当中的西突厥处罗可汗。西突厥处罗可汗是个孝子，母亲是汉人，居于大兴城，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处罗可汗只好向归顺隋朝，称臣纳贡，不再干涉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 至此，隋朝的版图大幅扩展，臻于极盛，西起且末，东至辽河，北起大漠，南逾交趾，面积约437万平方公里。而且，隋炀帝也终于打通了西线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除了经略西域之外，隋炀帝还在东南方向有所动作。607年，隋炀帝两次派人前往流求，希望其能够归顺。但是琉球主不从，于是隋炀帝于610年派大兵讨伐，杀流求主，俘虏数千男女而还。只不过，隋朝并没有将流求并入版图。 在各方威服之后，只有东北的高句丽仍然盘踞辽东和朝鲜半岛，游离于隋朝的宗藩体系之外。611年，高句丽越辽河犯边，侵占辽西。隋炀帝也是个暴脾气，哪里能够忍受。 于是，612-614年，隋炀帝发动了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但是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隋朝收复了辽西，设置了辽东郡，但是因为隋炀帝招摇过市，大讲排场，泄露机密，瞎指挥，扔下30万具尸体而返；第二次眼看就要成功了，但爆发了杨玄感之乱，只好撤兵；第三次是连年征战，隋军逃亡严重，而高句丽连年战争也吃不消，于是乞降，隋炀帝正好借个台阶下，撤兵。 隋炀帝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爱好出巡，又非常能折腾。但是隋炀帝急功近利，老百姓受不了，东迁洛阳，又得罪了关陇贵族集团。其实，早在三征高句丽之前，已经有老百姓揭竿而起。615年，虽然第三针高句丽失败之后，天下已是遍地烽火，狼烟四起。同年，吐谷浑趁机复国，伊吾也重新独立，被西突厥控制。 617年，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在太原起兵，并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618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5月，杨侑被迫禅位，李渊建立唐朝，隋朝灭亡，享国37年。不过，一些忠于或者表面上忠于隋朝的势力仍然存在。 625年，唐朝削平各方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在北方，仍有厥扶持的梁师都和隋朝宗室残余、隋炀帝之孙杨政道。 630年，唐朝联合薛延陀攻打厥，俘获厥首领颉利可汗，送入长安，厥灭亡，残部归顺唐朝。同时，由于厥灭亡，隋朝残余势力杨政道与祖母萧后也一起归唐，与颉利可汗一样，均被妥善安置。至此，隋朝的最后一支残余势力消亡。 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可以说功莫大焉。而且，隋朝又开创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还兴修了大运河，对唐朝及其以后的朝代影响深远。不过，隋朝尤其是隋炀帝在位期间，过分的动用民力，急功近利，造成了大量的军民伤亡。同时，隋朝在拓展版图方面又不是很彻底，往往得而复失，过于短暂，如流星一般昙花一现，这个问题直到唐朝时期才得以解决。 第28章嘉庆十八年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 内阁中书张大镛今日轮休在家，十分悠闲。午后，他和友人驱车前往法源、枣花二寺赏菊，流连于秋景之中，直到日落西山，才与友人分别。然而，这天晚上忽然雷电交加，让他心生不安。 十六日，天气变得阴沉，刮起了大风。黎明，张大镛忍受着寒意，像往常一样入署办公，经过正阳门的时候，他觉察到了异常。官兵们全副武装，神态紧张，如临大敌。走到外东华门的时候，他问一名街兵发生了什么，那名街兵回答：“老爷尚不知耶？昨夜宫中搜杀一夜矣！” 原来，昨日中午，两股匪徒进攻紫禁城。现在，军队进了皇宫，京城大门也关了。张大镛赶到内东华门的时候，大门紧闭，官员们挤在一起，相互打听消息，犹如一群无头苍蝇。 正如恼人的天气一般，人们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云。 当时，嘉庆皇帝还在从热河回京的路上，宫中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这群匪徒有多少人？外面没有同党？还会再进攻紫禁城吗？一时间，京城的官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十七日，天气依旧阴沉。官兵们挨家挨户搜捕匪徒，只要有行踪诡异之人，立即逮捕。京城大门紧闭，消息封锁，人们自觉危机四伏，却又无法获得信息，这使得北京城变成了谣言的温床。 中午，有消息说圣上车驾回京，一位贝勒在东华门楼远望，清空街道，大开城门，结果等了个空。晚上，禁城外有一处喧哗，全城都沸腾了，有人说太平湖交战了，有人说西长安门被攻破了，还有人骑白马奔驰在街道上，大呼“有贼”！等到半夜，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匪徒。北城有一户人家，丈夫当兵守卫禁城，他的妻子听闻喧嚣声，惊恐之下，竟然上吊自杀。 十八日，北风呼啸，驻守的士兵冻得无“人色”。搜捕还在继续，谣言没有止息。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官兵在京城附近的宋家庄抓到了一位名叫林清的贼人，据说他就是进攻紫禁城的策划者。 十九日，天终于晴了。嘉庆回到了京城，局面稳定下来。这位颇有志气的皇帝在乾清门颁布了《罪己诏》，称此次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愤懑之情，跃于纸上。 二十日，嘉庆召集诸位皇子和王公大臣严厉训话，悲愤地说道：“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清廷逐渐搞清楚了事由：一伙名为“天理教”的乱民，约定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造反。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在河南滑县、山东曹县等地作乱。其中一路，由林清率领，勾结太监，直接进攻紫禁城。 天理教一事本身并不算大，京城内的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便结束了。事发的第六天，搜捕行动就停止了，军队也撤出了京城，被抓的贼人相继押往菜市口正法。一切回到了正轨，但人们心底的惊慌与震撼却久久无法散去。 嘉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01 九月二十三日，嘉庆亲自审讯“贼首”林清，想要搞清自己的帝国出了什么问题。 在牢狱中，林清几乎将自己的人生一五一十都交代了出来：家住哪？干过什么？何时入教？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同党有谁？计划是什么？……其中不乏夸张之词，也有为了求饶而编造的东西。不过，和其他要犯的证词一比对，事实就基本清晰了。 嘉庆十八年是乡试之年，天理教一事自然成了在京读书人的热门话题。博取功名者开始思考消除“邪教”之法，说不定就押中了科举的题目。以天下为忧者更关心嘉庆的罪己诏，猜测清廷是否在酝酿一场改革，而自己在其中又能有何作为？后来，有一个名叫盛大士的士人，收集各方信息，写下了《靖逆记》一书，畅销一时。 犯人的供词，军机处的档案，皇帝的起居注，宫中的档案，读书人的笔记……可以说历史给我们留下满满当当的资料去了解天理教。 那是一个隐秘、混乱、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宗教犹如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除了大名鼎鼎的白莲教之外，尚有罗祖、南无、净空、混元、大乘、八卦、青阳、红阳等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从名字可以看出，各教派大都改编佛家宝卷，开创教门。 他们被官方敌视，见不得光，不能在庙宇公开活动，也不能大摇大摆举办仪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师父掌握着一部宝卷，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在家里搞点小规模的聚会，传播教义。 上层精英的精神世界很辽阔，心里装得下家国天下，人生不如意了，也可以从艰深的佛理里寻找意义。底层的百姓不通文墨，没什么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说的话想的事难登大雅之堂，但不代表他们不想说话。秘密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在台面下说话的机会。 当时，有一种信仰流行于各教门中。有一个名叫“无生老母”的神，是所有人的祖先。然而，她的孩子流连于红尘，失去了本性，她便派人下凡拯救世界，让孩子们赶紧回归“真空家乡”。 信众们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统治人类世界。现在，也就是红阳时期，“恐怖大劫”即“白阳劫”将至，席卷人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在劫难中，只有无生老母的信徒可以活下来。 他们的世界很朴实，一个悲惨的末日，和一个终结苦难的预言。 得救的仪式则更加简单。信众只需对着升起的太阳，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经语。复杂点需要打坐焚香，这样便能得到庇佑。 宋朝画作里的燃灯佛。图源：网络 一般而言，教主都是具备“手艺”的人。他们游走于乡里，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要么行医治病，要么教授拳术，引诱人们入教。行医时，或使用针灸，或使用按摩，或传授盘膝坐功，病人病愈后，多半拜师入教。教拳则能强身健体，可用于帮会斗殴，也是挣命的艺能。 入教和出教都非常随意。想要好处的人找到更灵验的符咒就会离开，畏惧官府的人压力一大就会割席。有的弟子，去了别的村子，发展了另一批信众，他就成了另一个教主。他可能改名，也可能遥尊自己的师父，用一个复合的名字，比如“老君门离卦教又称义和门”，“东方震卦又称龙华会教”。教主去世了，新人上位，也可能改名。一教多名，多教一名，分支无数，芸芸众生，缠绕在其中。 教众之中有穷人，也有富人，有汉人，也有满人，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密密麻麻的小社会，盘踞在帝国的底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过功名。 励精图治的皇帝、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居高临下审视着社会的角落。在他们眼里，民间宗教是邪教，是秩序的潜在反对者，是社会的恶疾，必须予以清除。 其实，教众们大都过着惨淡的生活，日复一日练拳、吃斋、念咒，盼望着大劫的到来。东边发大水了，西边闹粮荒了，家中没钱财了，这些都可能是大劫的征兆，但他们的日子总能过下去。 直到有一个不安分的人勾起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欲望，告诉他们末世到了，该去挣得光明。 02 林清，这个震动京城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流氓。 他在京畿附近的宋家庄长大，小时候学会了读写。17岁时，他做了药铺的学徒，有了一些看病的本事。他做过伙计，当过更夫，开过茶馆，当过衙门的书办，做过长随，也搞过一些小生意。天南海北都闯过，去过关外，也到过江苏，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京畿一带。 他身上有一堆臭毛病，嫖娼、赌博、酗酒，像贪污，诈骗之类的坏事也做了不少。稍微赚了点钱，就立马挥霍光，然后找另一份工，如此循环往复。没钱，没长远打算，却消停不下来。 这样的人与秘密宗教，可谓是相互吸引，天生一对。 教门里鱼龙混杂，崇尚互助。在这里，流浪之人可以有归属感，好事之徒可以凑热闹，林清两者兼是，自然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教门给了林清一个可以敛财的组织结构，和一个清晰长远的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林清心思活泛，能说会道，识字，懂点药草，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广大的教众分布在农村、城市的各个角落，安土重迁，而正是林清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底层百姓的封闭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时，京畿一带教门众多。刚开始，林清加入了荣华会，平日里朝拜太阳，念念符咒，还要躲着官府的查抄。渐渐地，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赶走了原来的教首。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会讲”，别人便要他当教首。站稳脚跟之后，他便迅速和其他教派联系，统一、吸纳、整合了京畿附近的白阳、青阳、坎卦等教。 林清的口才了得，他劝人入教，交种福钱，承诺一倍还十倍，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然而，教派的潜力还有可挖掘之处，他也不想就这样混下去，正如他对弟子说的：“无福做太平百姓。” 嘉庆十六年（1811），已经是白阳教首的林清南下豫北，结识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李文成懂点天文，能说会道；冯克善是个拳师，野心勃勃。三人都是不安分的性格，热衷于统一周边的教派。此后，林清多次南下，兜售他的符咒和观点。有一次，李文成在“讲论”中引用林清的观点，战胜了自己的师父，得到了师父珍藏的经卷，夺取了教权。 林清和李文成将他们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八卦教组织。林清手底下叫坎卦教，他是大家信奉的领袖；李文成新得的教派为震卦教；冯克善被拉入三巨头之中，是离卦教主。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林清将触手伸向了一些落魄、失势的上层人士。 嘉庆初年，旗人的生活日益困顿，就连官员之家也不能幸免。有一位汉军旗人名叫曹纶，家徒四壁，出外当差仅穿一件破旧长袍，在家衣不蔽体。林清在江苏与曹纶相识，两人同为在外打拼之人，一见如故。 嘉庆十二年（1807）春，曹纶患病卧床不起，一日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林清。林清热情地说：“曹公子一寒至此，清虽薄于力哉，然通财济乏，义也。”立马就拿出白金数镒。曹纶感激涕零。不久，林清又派人送来衣物。曹纶病愈后，两人结为兄弟。此后，曹纶生活上如有困难，林清全力资助。 嘉庆十六年（1811），曹纶被擢升为独石营都司，前去拜见林清，抱歉一直没能还钱。林清故弄玄虚地说：“清之财皆君子赐也。”曹纶不知何意。林清屏退左右，对曹纶说：“仆少孤贫，因遇异人授神术，凡求无不立至者，乃渐丰于财。今传授日众，众推为坎教教主，领八卦九宫。”随后，林清提到有好事者说自己聚众招摇，试探曹纶的心意。 事涉秘密宗教，曹纶自然犹豫，思忖再三回答道：“纶虽不才，岂为负恩不义之人哉？安有拯救于贫乏垂毙之时，不知所报，而反相陷害者乎？愿吾子勿复忌。” 随后，林清教授八字真咒给曹纶，说可以摆脱贫穷。过了很久，曹纶发现符咒不灵，有教众告诉他要亲自向教首跪拜，才会灵验。于是，曹纶带着儿子到宋家庄奉林清为师。 林清结交曹纶，是想利用曹纶的职权谋私，比如借兵丁之名入城买米。曹纶也是出于感恩和求富的双重心理，才与林清越走越近。后来，林清想要邀他参与谋反大计时，曹纶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却还在观望，“谓事成可得大官，事败亦不至干累及己”。 大约同一时间，太监刘得财也入教了。太监们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皇宫之中，相反，他们与自家亲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皇宫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刘得财入教之后，常常哄骗一些下层太监拜师，告诉他们入教不吃酒，不耍钱，还有钱拿。有两个太监每月初一都能领到一两银子。 最令人惊讶的是，清朝宗室海康也加入了林清的教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林清的野心越来越大。 清朝太监的真实样貌。图源：网络 03 我们无法确定林清究竟是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以及天理教之名是何时正式确立的。在林清统合八卦教的时候，反叛之势就已经在酝酿了。 站在人生前所未有的巅峰，林清或许想要效仿白莲教的前辈，谋一番惊人的事业。他向弟子们宣称，红阳大劫已经迫在眉睫，“白阳当兴”。他不想只用麻木的欲求刺激教众，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末世来了，该去解救自己了。 林清大力扩张教众的人数和孝敬的钱财，承诺这些捐献会在将来带来回报。“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朴素的敛财手段。 他与李文成、冯克善三人结拜，自称天王、人王、地王。朴素又古老的结盟方式。 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是未来的统治者。而林清是弥勒佛转世，在人王统治的时期，如同孔圣人一样，相帮李文成。一个皇帝，一个圣人。朴素的政教体系。 林清还嫌自己的头衔不够多，又说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又自称刘姓“转世”，教众们皆尊他为“刘老爷”，还作了一首诗：“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 人越多的地方，通行的真理就要越简单。劝说精英造反，或许要晓以天下大义，或要搬弄经典。但对于一群没读过书，又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来说，一份富贵的许诺，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一个厉害的姓氏，足以将他们捆在一起。 嘉庆十八年（1813），风声已经放出去了：大劫就要出现。孤立的各个教派联合在一起，教首聚在一起商议大事，信众们深入民间，尽可能招徕新教徒。这一年无疑是一个好机会。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区，连续两年遭遇旱灾，许多田都荒废了，饥荒也在蔓延。正符合末世的景象。 这一年七月，林清、李文成等人相聚河南道口，共商大计。 当时，林清得到了一部宝卷——《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面有一句“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于是众人商议八月十五举事，可是清廷颁布的《时宪书》中竟没有闰八月，起义日期便改成了九月十五。 道口会议上充满了热烈、乐观以至于诡异的气氛。每一伙人都得到了一个目标。林清攻进北京，李文成占据河南滑县，冯克善夺取山东。起义当天，众人头上要扎白巾，暗号为“得胜”，每杀一个人，便要喊一声“得胜”，就能获得力量。山东、河南起义成功之后，便立马支援北京。 很显然，他们无比相信城市会被攻克，清兵会被击退，林清甚至夸下海口：“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其实，就在众人展望末世之后的美妙世界的时候，起义之火就已经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了。 七月，在山东的金乡，天理教徒的聚会被发现了。县令很快就写了一份报告，一层一层地递交上去，还到了巡抚手中。两周之后，得到命令的知县抓到了人，也知道一群人准备造反。这个知县要乡绅做好准备，警惕叛乱，也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天理教的保密工作非常差。住在乡村的士绅看见亮着的灯火和密谋的身影，铁匠报告有人正在大规模打造兵器，胆小的百姓听到亲戚朋友谈到起义立马告发……事实上，起义之前，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叛乱的火苗。 祝现是林清的徒弟，他一家是正蓝旗的包衣，归豫亲王管。他参加邪教的事情很早就被家人察觉，甚至整个造反计划都知晓了。他有个在豫亲王府做雇工的侄子，立马告诉了王府的护卫，王府护卫说这事不归他管，但还是报告了王爷。亲王知道后，并不相信。 后来，侄子又找了一个在教中的族人祝瑞，写了一份证词，准备上交给亲王。祝瑞自觉处境尴尬，磨磨蹭蹭不肯行动，他妻子告诉他：“你能做的就是告诉王爷。如果告发成功，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不成，我们最好逃走。”于是，祝瑞骑着自家的驴慢慢进城，等到他告发的时候，紫禁城已经陷入了内乱。 清廷的体制并非闭目塞听，有太多渠道能够提早获悉叛乱，而臃肿的机构实在缺乏效率。即便成功遏制叛乱的金乡县令，反应也不能称之为迅速。 八月底，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在铸造军械武器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知县率兵偷袭，李文成等人猝不及防，被捕入狱。李文成的部下被迫提前举事，救出李文成，迅速攻占了滑县。 就这样，天理教起义提早发动了。 天理教起义非常仓促。图源：影视剧照 04 河南滑县陷入兵火的时候，林清的小分队正磨刀霍霍。 他的麻烦主要来自于内部。 九月十二日，教徒们分成小股，装成行商小贩，带着白布和武器，进入京城。有人还没看到紫禁城巍峨的高墙，就心生胆怯了。比如林清的手下李五，本来要带70人，准备了五十把钢刀，结果只有40多人进城。有一对退却的兄弟在供词中说道：“我们弟兄两个商量，如不应他，他必将我们杀害，暂且应允再商量吧。九月我们实没有到林清家去。” 有头领在最后一晚对众人说：“此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若能得手，众人皆有富贵。”很多人一进北京就吓破了胆，越想越怕，时不时停下来喝酒壮胆，找借口推脱。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到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人只有100余人。 紫禁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到了正午，东华门有两个太监走向宫门，起义者拔出武器，快步冲向宫中。当五、六名起义者冲进去的时候，守门官军毫不费力地关上了大门，其他人被关在门外，只能疯狂乱窜。很多人把白布和刀丢在路旁，狼狈地逃到林清所在的宋家庄。可见起义之草率。 进去的人没有退路，搏命乱杀，他们只能期待找到西门的队友。但终究人数不济，悉数被擒。 西华门倒是冲进了五六十人。他们关上宫门，以拒官军，同时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一批精锐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与宫中的护卫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宫里的皇子、格格、后妃等在听到消息后，无不抱头逃窜，乱喊乱叫，宫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有三个起义者翻越宫墙，想要跳入墙内。皇子旻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立马叫随从取来腰刀、鸟枪，等到枪来，对着一名攀墙的起义者开火，击中一人，还有一人掉了下去。旻宁跑到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个举白旗的首领，再次开枪击杀。 很快，清军的火器营赶来，在隆宗门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激战。起义者走投无路，分散躲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太监假装做事，竟然直到几天后才被揪出来。到了这时，大局已定，起义者一个又一个被俘虏，有人选择了自杀。只有几个人藏得好，趁着天黑，爬上宫墙，侥幸逃了出来。 清人画《平定安南战图》中就有火器营的身影。图源：网络 装备差，没经验，人数少，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进了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出去的也都被抓了。他们不足百人，却打死了100多名宫廷护卫，也算给这场儿戏一般的起义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随后，林清被捕，京畿各地都在搜捕天理教徒。另一边，清军全力围剿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滑县后，杀戮官员，屠杀富户，囤积粮食，吸纳叛乱者，安抚城内居民，滑县一下从一万人变成了六万人。起义军时常劫掠乡村，那里有非常多乡绅已经组织起兵力，进行抵抗。由于天理教认为信教者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克制使用暴力，而且劫掠之后，会产生一大批饥民，反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 对于一些投降的地区，天理教“并不烧杀，邀买人心”，只要他们同样举起白旗，反抗朝廷。可是，这些人在清军到来之后，往往逃生，甚至还会主动帮助清军剿灭起义军。 最大的问题是，起义军毫无战略思维，在受挫之后，往往不知道干什么，遭到打击之后，只知道采取守势，最后被围困。 十一月初，李文成率领部份队伍出击山东，留下一支队伍守卫滑城。清军在滑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还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威慑起义军。起义军不为所动，屡挫清军进攻。守城的一名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中他的左臂，那名战士拔下箭矢，依然奋勇。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才拿下滑县。 李文成那一支突围的军队，同样被困住。有人以丰厚的赏赐引诱李文成投降，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数十名战士拥抱自己的领袖，与李文成一同从容就义。 十二月中旬，天理教起义告终。 05 天理教起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但它给清廷的震撼，尤其对嘉庆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巨大。 嘉庆即位之初，国家权力依旧操持在乾隆手里。出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清帝国的盛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生齿日繁，人口危机浮现，一亩田地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科举也渐渐僵化，考生越来越多，考上的人却越来越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以雷霆之势杀和珅，抄家产，整顿吏治。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之乱平定，嘉庆也有了可以夸耀的武功，他并没有把人心的变动当一回事，只觉得这是一场叛乱罢了。 和珅。图源：影视剧照 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 内阁中书张大镛今日轮休在家，十分悠闲。午后，他和友人驱车前往法源、枣花二寺赏菊，流连于秋景之中，直到日落西山，才与友人分别。然而，这天晚上忽然雷电交加，让他心生不安。 十六日，天气变得阴沉，刮起了大风。黎明，张大镛忍受着寒意，像往常一样入署办公，经过正阳门的时候，他觉察到了异常。官兵们全副武装，神态紧张，如临大敌。走到外东华门的时候，他问一名街兵发生了什么，那名街兵回答：“老爷尚不知耶？昨夜宫中搜杀一夜矣！” 原来，昨日中午，两股匪徒进攻紫禁城。现在，军队进了皇宫，京城大门也关了。张大镛赶到内东华门的时候，大门紧闭，官员们挤在一起，相互打听消息，犹如一群无头苍蝇。 正如恼人的天气一般，人们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云。 当时，嘉庆皇帝还在从热河回京的路上，宫中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这群匪徒有多少人？外面没有同党？还会再进攻紫禁城吗？一时间，京城的官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十七日，天气依旧阴沉。官兵们挨家挨户搜捕匪徒，只要有行踪诡异之人，立即逮捕。京城大门紧闭，消息封锁，人们自觉危机四伏，却又无法获得信息，这使得北京城变成了谣言的温床。 中午，有消息说圣上车驾回京，一位贝勒在东华门楼远望，清空街道，大开城门，结果等了个空。晚上，禁城外有一处喧哗，全城都沸腾了，有人说太平湖交战了，有人说西长安门被攻破了，还有人骑白马奔驰在街道上，大呼“有贼”！等到半夜，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匪徒。北城有一户人家，丈夫当兵守卫禁城，他的妻子听闻喧嚣声，惊恐之下，竟然上吊自杀。 十八日，北风呼啸，驻守的士兵冻得无“人色”。搜捕还在继续，谣言没有止息。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官兵在京城附近的宋家庄抓到了一位名叫林清的贼人，据说他就是进攻紫禁城的策划者。 十九日，天终于晴了。嘉庆回到了京城，局面稳定下来。这位颇有志气的皇帝在乾清门颁布了《罪己诏》，称此次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愤懑之情，跃于纸上。 二十日，嘉庆召集诸位皇子和王公大臣严厉训话，悲愤地说道：“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清廷逐渐搞清楚了事由：一伙名为“天理教”的乱民，约定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造反。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在河南滑县、山东曹县等地作乱。其中一路，由林清率领，勾结太监，直接进攻紫禁城。 天理教一事本身并不算大，京城内的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便结束了。事发的第六天，搜捕行动就停止了，军队也撤出了京城，被抓的贼人相继押往菜市口正法。一切回到了正轨，但人们心底的惊慌与震撼却久久无法散去。 嘉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01 九月二十三日，嘉庆亲自审讯“贼首”林清，想要搞清自己的帝国出了什么问题。 在牢狱中，林清几乎将自己的人生一五一十都交代了出来：家住哪？干过什么？何时入教？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同党有谁？计划是什么？……其中不乏夸张之词，也有为了求饶而编造的东西。不过，和其他要犯的证词一比对，事实就基本清晰了。 嘉庆十八年是乡试之年，天理教一事自然成了在京读书人的热门话题。博取功名者开始思考消除“邪教”之法，说不定就押中了科举的题目。以天下为忧者更关心嘉庆的罪己诏，猜测清廷是否在酝酿一场改革，而自己在其中又能有何作为？后来，有一个名叫盛大士的士人，收集各方信息，写下了《靖逆记》一书，畅销一时。 犯人的供词，军机处的档案，皇帝的起居注，宫中的档案，读书人的笔记……可以说历史给我们留下满满当当的资料去了解天理教。 那是一个隐秘、混乱、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宗教犹如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除了大名鼎鼎的白莲教之外，尚有罗祖、南无、净空、混元、大乘、八卦、青阳、红阳等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从名字可以看出，各教派大都改编佛家宝卷，开创教门。 他们被官方敌视，见不得光，不能在庙宇公开活动，也不能大摇大摆举办仪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师父掌握着一部宝卷，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在家里搞点小规模的聚会，传播教义。 上层精英的精神世界很辽阔，心里装得下家国天下，人生不如意了，也可以从艰深的佛理里寻找意义。底层的百姓不通文墨，没什么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说的话想的事难登大雅之堂，但不代表他们不想说话。秘密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在台面下说话的机会。 当时，有一种信仰流行于各教门中。有一个名叫“无生老母”的神，是所有人的祖先。然而，她的孩子流连于红尘，失去了本性，她便派人下凡拯救世界，让孩子们赶紧回归“真空家乡”。 信众们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统治人类世界。现在，也就是红阳时期，“恐怖大劫”即“白阳劫”将至，席卷人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在劫难中，只有无生老母的信徒可以活下来。 他们的世界很朴实，一个悲惨的末日，和一个终结苦难的预言。 得救的仪式则更加简单。信众只需对着升起的太阳，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经语。复杂点需要打坐焚香，这样便能得到庇佑。 宋朝画作里的燃灯佛。图源：网络 一般而言，教主都是具备“手艺”的人。他们游走于乡里，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要么行医治病，要么教授拳术，引诱人们入教。行医时，或使用针灸，或使用按摩，或传授盘膝坐功，病人病愈后，多半拜师入教。教拳则能强身健体，可用于帮会斗殴，也是挣命的艺能。 入教和出教都非常随意。想要好处的人找到更灵验的符咒就会离开，畏惧官府的人压力一大就会割席。有的弟子，去了别的村子，发展了另一批信众，他就成了另一个教主。他可能改名，也可能遥尊自己的师父，用一个复合的名字，比如“老君门离卦教又称义和门”，“东方震卦又称龙华会教”。教主去世了，新人上位，也可能改名。一教多名，多教一名，分支无数，芸芸众生，缠绕在其中。 教众之中有穷人，也有富人，有汉人，也有满人，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密密麻麻的小社会，盘踞在帝国的底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过功名。 励精图治的皇帝、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居高临下审视着社会的角落。在他们眼里，民间宗教是邪教，是秩序的潜在反对者，是社会的恶疾，必须予以清除。 其实，教众们大都过着惨淡的生活，日复一日练拳、吃斋、念咒，盼望着大劫的到来。东边发大水了，西边闹粮荒了，家中没钱财了，这些都可能是大劫的征兆，但他们的日子总能过下去。 直到有一个不安分的人勾起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欲望，告诉他们末世到了，该去挣得光明。 02 林清，这个震动京城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流氓。 他在京畿附近的宋家庄长大，小时候学会了读写。17岁时，他做了药铺的学徒，有了一些看病的本事。他做过伙计，当过更夫，开过茶馆，当过衙门的书办，做过长随，也搞过一些小生意。天南海北都闯过，去过关外，也到过江苏，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京畿一带。 他身上有一堆臭毛病，嫖娼、赌博、酗酒，像贪污，诈骗之类的坏事也做了不少。稍微赚了点钱，就立马挥霍光，然后找另一份工，如此循环往复。没钱，没长远打算，却消停不下来。 这样的人与秘密宗教，可谓是相互吸引，天生一对。 教门里鱼龙混杂，崇尚互助。在这里，流浪之人可以有归属感，好事之徒可以凑热闹，林清两者兼是，自然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教门给了林清一个可以敛财的组织结构，和一个清晰长远的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林清心思活泛，能说会道，识字，懂点药草，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广大的教众分布在农村、城市的各个角落，安土重迁，而正是林清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底层百姓的封闭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时，京畿一带教门众多。刚开始，林清加入了荣华会，平日里朝拜太阳，念念符咒，还要躲着官府的查抄。渐渐地，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赶走了原来的教首。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会讲”，别人便要他当教首。站稳脚跟之后，他便迅速和其他教派联系，统一、吸纳、整合了京畿附近的白阳、青阳、坎卦等教。 林清的口才了得，他劝人入教，交种福钱，承诺一倍还十倍，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然而，教派的潜力还有可挖掘之处，他也不想就这样混下去，正如他对弟子说的：“无福做太平百姓。” 嘉庆十六年（1811），已经是白阳教首的林清南下豫北，结识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李文成懂点天文，能说会道；冯克善是个拳师，野心勃勃。三人都是不安分的性格，热衷于统一周边的教派。此后，林清多次南下，兜售他的符咒和观点。有一次，李文成在“讲论”中引用林清的观点，战胜了自己的师父，得到了师父珍藏的经卷，夺取了教权。 林清和李文成将他们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八卦教组织。林清手底下叫坎卦教，他是大家信奉的领袖；李文成新得的教派为震卦教；冯克善被拉入三巨头之中，是离卦教主。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林清将触手伸向了一些落魄、失势的上层人士。 嘉庆初年，旗人的生活日益困顿，就连官员之家也不能幸免。有一位汉军旗人名叫曹纶，家徒四壁，出外当差仅穿一件破旧长袍，在家衣不蔽体。林清在江苏与曹纶相识，两人同为在外打拼之人，一见如故。 嘉庆十二年（1807）春，曹纶患病卧床不起，一日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林清。林清热情地说：“曹公子一寒至此，清虽薄于力哉，然通财济乏，义也。”立马就拿出白金数镒。曹纶感激涕零。不久，林清又派人送来衣物。曹纶病愈后，两人结为兄弟。此后，曹纶生活上如有困难，林清全力资助。 嘉庆十六年（1811），曹纶被擢升为独石营都司，前去拜见林清，抱歉一直没能还钱。林清故弄玄虚地说：“清之财皆君子赐也。”曹纶不知何意。林清屏退左右，对曹纶说：“仆少孤贫，因遇异人授神术，凡求无不立至者，乃渐丰于财。今传授日众，众推为坎教教主，领八卦九宫。”随后，林清提到有好事者说自己聚众招摇，试探曹纶的心意。 事涉秘密宗教，曹纶自然犹豫，思忖再三回答道：“纶虽不才，岂为负恩不义之人哉？安有拯救于贫乏垂毙之时，不知所报，而反相陷害者乎？愿吾子勿复忌。” 随后，林清教授八字真咒给曹纶，说可以摆脱贫穷。过了很久，曹纶发现符咒不灵，有教众告诉他要亲自向教首跪拜，才会灵验。于是，曹纶带着儿子到宋家庄奉林清为师。 林清结交曹纶，是想利用曹纶的职权谋私，比如借兵丁之名入城买米。曹纶也是出于感恩和求富的双重心理，才与林清越走越近。后来，林清想要邀他参与谋反大计时，曹纶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却还在观望，“谓事成可得大官，事败亦不至干累及己”。 大约同一时间，太监刘得财也入教了。太监们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皇宫之中，相反，他们与自家亲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皇宫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刘得财入教之后，常常哄骗一些下层太监拜师，告诉他们入教不吃酒，不耍钱，还有钱拿。有两个太监每月初一都能领到一两银子。 最令人惊讶的是，清朝宗室海康也加入了林清的教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林清的野心越来越大。 清朝太监的真实样貌。图源：网络 03 我们无法确定林清究竟是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以及天理教之名是何时正式确立的。在林清统合八卦教的时候，反叛之势就已经在酝酿了。 站在人生前所未有的巅峰，林清或许想要效仿白莲教的前辈，谋一番惊人的事业。他向弟子们宣称，红阳大劫已经迫在眉睫，“白阳当兴”。他不想只用麻木的欲求刺激教众，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末世来了，该去解救自己了。 林清大力扩张教众的人数和孝敬的钱财，承诺这些捐献会在将来带来回报。“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朴素的敛财手段。 他与李文成、冯克善三人结拜，自称天王、人王、地王。朴素又古老的结盟方式。 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是未来的统治者。而林清是弥勒佛转世，在人王统治的时期，如同孔圣人一样，相帮李文成。一个皇帝，一个圣人。朴素的政教体系。 林清还嫌自己的头衔不够多，又说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又自称刘姓“转世”，教众们皆尊他为“刘老爷”，还作了一首诗：“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 人越多的地方，通行的真理就要越简单。劝说精英造反，或许要晓以天下大义，或要搬弄经典。但对于一群没读过书，又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来说，一份富贵的许诺，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一个厉害的姓氏，足以将他们捆在一起。 嘉庆十八年（1813），风声已经放出去了：大劫就要出现。孤立的各个教派联合在一起，教首聚在一起商议大事，信众们深入民间，尽可能招徕新教徒。这一年无疑是一个好机会。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区，连续两年遭遇旱灾，许多田都荒废了，饥荒也在蔓延。正符合末世的景象。 这一年七月，林清、李文成等人相聚河南道口，共商大计。 当时，林清得到了一部宝卷——《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面有一句“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于是众人商议八月十五举事，可是清廷颁布的《时宪书》中竟没有闰八月，起义日期便改成了九月十五。 道口会议上充满了热烈、乐观以至于诡异的气氛。每一伙人都得到了一个目标。林清攻进北京，李文成占据河南滑县，冯克善夺取山东。起义当天，众人头上要扎白巾，暗号为“得胜”，每杀一个人，便要喊一声“得胜”，就能获得力量。山东、河南起义成功之后，便立马支援北京。 很显然，他们无比相信城市会被攻克，清兵会被击退，林清甚至夸下海口：“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其实，就在众人展望末世之后的美妙世界的时候，起义之火就已经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了。 七月，在山东的金乡，天理教徒的聚会被发现了。县令很快就写了一份报告，一层一层地递交上去，还到了巡抚手中。两周之后，得到命令的知县抓到了人，也知道一群人准备造反。这个知县要乡绅做好准备，警惕叛乱，也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天理教的保密工作非常差。住在乡村的士绅看见亮着的灯火和密谋的身影，铁匠报告有人正在大规模打造兵器，胆小的百姓听到亲戚朋友谈到起义立马告发……事实上，起义之前，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叛乱的火苗。 祝现是林清的徒弟，他一家是正蓝旗的包衣，归豫亲王管。他参加邪教的事情很早就被家人察觉，甚至整个造反计划都知晓了。他有个在豫亲王府做雇工的侄子，立马告诉了王府的护卫，王府护卫说这事不归他管，但还是报告了王爷。亲王知道后，并不相信。 后来，侄子又找了一个在教中的族人祝瑞，写了一份证词，准备上交给亲王。祝瑞自觉处境尴尬，磨磨蹭蹭不肯行动，他妻子告诉他：“你能做的就是告诉王爷。如果告发成功，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不成，我们最好逃走。”于是，祝瑞骑着自家的驴慢慢进城，等到他告发的时候，紫禁城已经陷入了内乱。 清廷的体制并非闭目塞听，有太多渠道能够提早获悉叛乱，而臃肿的机构实在缺乏效率。即便成功遏制叛乱的金乡县令，反应也不能称之为迅速。 八月底，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在铸造军械武器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知县率兵偷袭，李文成等人猝不及防，被捕入狱。李文成的部下被迫提前举事，救出李文成，迅速攻占了滑县。 就这样，天理教起义提早发动了。 天理教起义非常仓促。图源：影视剧照 04 河南滑县陷入兵火的时候，林清的小分队正磨刀霍霍。 他的麻烦主要来自于内部。 九月十二日，教徒们分成小股，装成行商小贩，带着白布和武器，进入京城。有人还没看到紫禁城巍峨的高墙，就心生胆怯了。比如林清的手下李五，本来要带70人，准备了五十把钢刀，结果只有40多人进城。有一对退却的兄弟在供词中说道：“我们弟兄两个商量，如不应他，他必将我们杀害，暂且应允再商量吧。九月我们实没有到林清家去。” 有头领在最后一晚对众人说：“此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若能得手，众人皆有富贵。”很多人一进北京就吓破了胆，越想越怕，时不时停下来喝酒壮胆，找借口推脱。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到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人只有100余人。 紫禁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到了正午，东华门有两个太监走向宫门，起义者拔出武器，快步冲向宫中。当五、六名起义者冲进去的时候，守门官军毫不费力地关上了大门，其他人被关在门外，只能疯狂乱窜。很多人把白布和刀丢在路旁，狼狈地逃到林清所在的宋家庄。可见起义之草率。 进去的人没有退路，搏命乱杀，他们只能期待找到西门的队友。但终究人数不济，悉数被擒。 西华门倒是冲进了五六十人。他们关上宫门，以拒官军，同时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一批精锐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与宫中的护卫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宫里的皇子、格格、后妃等在听到消息后，无不抱头逃窜，乱喊乱叫，宫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有三个起义者翻越宫墙，想要跳入墙内。皇子旻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立马叫随从取来腰刀、鸟枪，等到枪来，对着一名攀墙的起义者开火，击中一人，还有一人掉了下去。旻宁跑到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个举白旗的首领，再次开枪击杀。 很快，清军的火器营赶来，在隆宗门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激战。起义者走投无路，分散躲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太监假装做事，竟然直到几天后才被揪出来。到了这时，大局已定，起义者一个又一个被俘虏，有人选择了自杀。只有几个人藏得好，趁着天黑，爬上宫墙，侥幸逃了出来。 清人画《平定安南战图》中就有火器营的身影。图源：网络 装备差，没经验，人数少，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进了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出去的也都被抓了。他们不足百人，却打死了100多名宫廷护卫，也算给这场儿戏一般的起义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随后，林清被捕，京畿各地都在搜捕天理教徒。另一边，清军全力围剿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滑县后，杀戮官员，屠杀富户，囤积粮食，吸纳叛乱者，安抚城内居民，滑县一下从一万人变成了六万人。起义军时常劫掠乡村，那里有非常多乡绅已经组织起兵力，进行抵抗。由于天理教认为信教者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克制使用暴力，而且劫掠之后，会产生一大批饥民，反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 对于一些投降的地区，天理教“并不烧杀，邀买人心”，只要他们同样举起白旗，反抗朝廷。可是，这些人在清军到来之后，往往逃生，甚至还会主动帮助清军剿灭起义军。 最大的问题是，起义军毫无战略思维，在受挫之后，往往不知道干什么，遭到打击之后，只知道采取守势，最后被围困。 十一月初，李文成率领部份队伍出击山东，留下一支队伍守卫滑城。清军在滑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还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威慑起义军。起义军不为所动，屡挫清军进攻。守城的一名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中他的左臂，那名战士拔下箭矢，依然奋勇。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才拿下滑县。 李文成那一支突围的军队，同样被困住。有人以丰厚的赏赐引诱李文成投降，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数十名战士拥抱自己的领袖，与李文成一同从容就义。 十二月中旬，天理教起义告终。 05 天理教起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但它给清廷的震撼，尤其对嘉庆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巨大。 嘉庆即位之初，国家权力依旧操持在乾隆手里。出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清帝国的盛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生齿日繁，人口危机浮现，一亩田地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科举也渐渐僵化，考生越来越多，考上的人却越来越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以雷霆之势杀和珅，抄家产，整顿吏治。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之乱平定，嘉庆也有了可以夸耀的武功，他并没有把人心的变动当一回事，只觉得这是一场叛乱罢了。 和珅。图源：影视剧照 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 第27章刘邦的军事能力 晚年的刘邦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望着空旷的殿堂，对自己的出身和面相产生了一阵恍惚之感：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是刘太公与刘媪之子，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苍老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但他只是常识性地恍惚了一下子而已。 这么多年，他早已相信了自己的神异。 讨伐叛乱的英布时，他中了箭伤，回到长安后感染病重。吕后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医生打包票说：“病可以治好。” 他一听却来了气，当场谩骂医生道：“我以一介布衣平民，手提三尺剑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运在天，虽有扁鹊，又有什么用处！” 他赏了医生五十斤黄金，将其打发走了，自己进入了生命的弥留之际。 通过掌握自己的死，他最后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神异。 但，又有一阵恍惚袭来：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只是受天命眷顾的一介布衣，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濒死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从不示人的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刘邦画像。图源：网络 01 早在刘邦开始创业打天下时，关于他的神异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 刘邦本是秦朝体制内的一个基层官吏——亭长。一次，他负责押送徒役去骊山修帝陵，走了没多远，很多徒役已经逃跑了。照这情势，估计等到了骊山，人早逃光了。所以他就停下来，喝了一场酒，然后趁着夜色把所有徒役都放了：“你们逃命去吧，我也一样。”这件事，标志着刘邦从秦朝的维护者变成了反叛者。见他如此仗义，徒役中有十几个人当场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刘邦便带着这些人逃匿在芒县、砀县的山泽（今称芒砀山）之中，走上反秦创业之路。 随后，神奇的事开始发生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汉时期，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无它乎”（有没有蛇），跟现在问“吃饭了没”是一样的。可见当时的蛇患很严重。刘邦喝醉了，借酒壮胆，提剑斩杀了一条挡道的白蛇——事就这么个事，即便放在现在也不算十分罕见，顶多说明刘邦的胆量确实不一般。 但这件事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神异的情节，司马迁以第三视角讲述道，有个老妇人夜里哭着来找儿子，说他的儿子被杀了。人家就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杀呀？老妇人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变成蛇，挡了路，就被赤帝子杀了。刘邦酒醒后，知道老妇人寻子的事，内心窃喜。而他的追随者从此更加敬畏他。 就在刘邦斩杀白蛇的时候，陈胜、吴广已经在大泽乡举起反秦义旗，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按照《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陈胜和吴广密谋起事后，去找占卜者来占卜吉凶：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这段记载中，司马迁几乎全程以陈胜、吴广的第一视角，还原了这两位起事者“装神弄鬼”的全过程：占卜者知道陈胜、吴广的意图，于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说他们爱听的话，然后又指点他们向鬼神问卜。问人还不够，还要问鬼神？陈胜很快参透了占卜者的用意：“这是教我们利用鬼神来威服众人罢了。”他便用丹砂在绸子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装到等待售卖的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烹食，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暗示。到了夜里，陈胜又暗地里派吴广到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点火，假装狐狸嗥叫：“大楚将兴，陈胜为王。”士兵们整夜惊恐不安。次日，大家议论纷纷，看着陈胜，只等他一声令下就跟着这个天选之人起事了。 《史记》真是一部很高明的史书。司马迁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正是刘邦的曾孙刘彻执掌天下，而刘邦创业早已成功，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也过去了百年左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东西必须隐讳，有些东西可以直书。所以，失败的陈胜吴广，丹书狐鸣的做局被无情揭露；成功的刘邦，提剑斩蛇的传奇被继续神化。 但是，司马迁似乎也在无声地告诉读者，陈胜和刘邦的故事其实就是历史的互文，他们互为彼此的镜像，骗局可以是神话，神话也可以是骗局。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结果，胜了就是神话，败了就是做局。 司马迁画像。图源：网络 汉朝覆灭后，史家们不用像司马迁一样承受为刘邦创业故事隐讳的政治压力，故而轻易就从其提剑斩蛇的传奇中发现了神化和虚构的猫腻。南宋朱熹在跟弟子讨论史书记事的真伪问题时，曾直接说：“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拿刘邦和陈胜之事来打比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明朝杨循吉说得更为直白：“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揭露了创业帝王假借符瑞、托于神灵的伎俩。 问题是，愚夫愚妇从来就相信这一套，所以当刘邦斩蛇的故事演变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后，“诸从者日益畏之”——借助编造的神异故事，刘邦首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 02 尝到甜头的刘邦，必然会再次编造自己的神异事迹。于是，越来越多的神迹，因应在他身上：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始皇画像。图源：网络 战国、秦汉时期，望气术非常流行，当时人相信通过观察云气可以预测吉凶。连秦始皇也不例外，他相信望气术士的预测，认为“东南有天子气”，这对秦王朝是潜在的威胁，但对刘邦却是攀附的机会。《史记》说刘邦“自疑”，即自己对号入座，认为东南的“天子气”因应在自己身上。可是，自己相信还不够呀，还要别人也相信才行。于是，吕后就出来跟丈夫唱双簧了： 刘邦：我藏在大山里面，藏得贼隐秘，你怎么这么神通广大，每次都能把我找出来，像开了定位一样？ 吕雉：你是自带光环的人，躲哪都会发光的。 请注意司马迁的记述，吕后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找丈夫，而是“与人俱求”，带着别人一起去找的。没有第三者参与，刘邦自带云气的故事怎么能够流传开去呢？经此一波宣传，刘邦的人气更旺了，沛中子弟纷纷归附他，跟着他搞大事去了。 吕雉画像。图源：网络 除了云气，刘邦的面相也越传越神。 最早出来讲述传奇的人，依然来自他最亲近的熟人圈子——岳父吕公和岳母吕媪。二人追述当初为什么会把宝贝女儿许配给爱扯谎的无赖之徒，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而关注点便是刘邦的面相：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 据《史记》记载，吕公一家为躲避仇人，搬到沛县居住。由于吕公跟沛县县令关系很铁，一到县里就受到热烈欢迎，于是吕公大摆筵席，各方宾客则带上贺礼来捧场。泗水亭长刘邦也赶去蹭酒喝，但兜里分文都没有，便包了个空红包，谎称“贺钱一万”，大摇大摆地进门赴宴了。 吕公一看到刘邦的面相，不仅不生气，把他奉为上宾，酒足饭饱后还特地将他留下来，开口就说：“我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你做妻子，为你打理家务。”为什么？吕公说，因为我相人无数，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面相。一旁的吕媪却憋了一肚子火，待客人散了，就向吕公抱怨道：“你常说，要让咱女儿嫁户好人家，沛县县令几次求亲，你都不同意。今天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她许给一个无赖呢？”吕公不作解释，轻蔑地回了一句：“女人家懂什么。”于是就把他们的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 婚后数年，刘邦和吕雉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时，又一个善于相面的老者适时地出现了：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那天，吕雉与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老者路过，要些水喝，吕雉就请他吃了饭。老者随后给吕雉相面，说她是“天下贵人”，接着给两个孩子看相，也都说是“贵相”。看完相，老者就走了。恰好刘邦来到田间，听吕雉这么一说，赶紧追上去。追到了老者，要他也给自己看相，老者说：“你的相貌，贵不可言。”刘邦听完，对老者感恩戴德：“等我发达了，不会忘记您。” 在历史文献中，这位神秘的老者给刘邦一家四口相完面便彻底消失了。即便刘邦大富大贵之后，专门去找他，也找不到了。那么，作为刘邦面相“贵不可言”的最早认定者，世上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位老者恐怕要打个问号了。从整个相面过程来看，老者的凭空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件事的传播，背后的推手只能是刘邦夫妇。 至此，通过岳父的看相，以及所谓的神秘老者的看相，刘邦“贵不可言”的面相逐渐“出圈”，强化着人们对他的观感。而且，越传播，越离奇。人们不仅相信他“隆准而龙颜”，还相信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尽管除了吕雉，恐怕很难有人看到他如此隐秘的部位。 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反秦烽火四处燃烧的大乱世中，以宣扬神异故事起家的刘邦实实在在吃到了神道设教的红利，迅速崛起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地方政治形势的力量。 在《史记》中，秦二世元年（前209），刘邦怂恿沛县人民杀掉县令后，县中父老开城门迎接他，要推举他为新任县令。刘邦起初推托，说一些“能力有限，难堪大任”之类的场面话，这时，诸父老说出了为什么要推举刘邦的理由： “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我们平时听到许多关于你的神异事情，看来你是该显贵的。而且，我们又经过占卜，确实没有比你更吉利的人选了。 你看，多有意思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第三方视角（诸父老），说明刘邦的神异故事宣传在其创业初期已经彰显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日渐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大家听着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洗脑”了，对故事内容深信不疑；然后反过来，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又通过占卜等神异手段，进一步坐实了故事主角的神异之处。 作为故事的主角，刘邦自然更加急迫地要重复自己的神异，所以我们看到，他被立为沛公后：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刘邦斩白蛇的神异事迹，在这里再次派上用场：起事的军旗用红色，因为他可是斩了白帝子的赤帝子，所以必然要崇尚红色，以使更多的人认定他就是赤帝子。如此，在故事传播与实际行事之间，又顺利建构起一个自洽的闭环，持续占据跟随者的心智。 在秦末战争中，草根崛起的刘邦最终跟贵族出身的项羽一起，成为反秦军事阵营中的两大势力。公元前207年，秦朝傀儡统治者子婴被迫取消帝号，改称秦王。四十六天后，刘邦先于项羽攻入咸阳，秦亡。接下来的四年，是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的楚汉争霸阶段。面对累世为贵族的项羽，刘邦的出身似乎乏善可陈，于是随着楚汉相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早年的事迹开始神化了：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这是说，刘邦早年喜好喝酒，常常到武负、王媪的酒肆赊酒喝，喝醉了就睡。等他睡着了，武负和王媪便看到他的上方常常有龙盘旋。二人之前也感到奇怪，只要刘邦每次留在酒肆里喝酒，酒肆的生意就特别好，顾客盈门，售出去的酒达到平常的几倍。等到看见了有龙出现的怪事，到了年终，二人就毁掉欠据，免除了刘邦的欠债。 故事的重点是“龙”。不管是此前的斩白蛇事迹，还是“贵不可言”的面相，此时都落实到了更加具象化的、更具权力与身份象征的龙身上。而最终，指向的是刘邦的身世：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根据《史记》这个记载，刘媪曾在水草丰满的地方休憩，梦与神遇。当时雷电交加，刘太公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上面蛟龙飞腾，于是刘媪就怀上了刘邦。 结合刘邦自创业之初开始的自我神化进程来看，这个玄之又玄的身世，必定又是他自己编造，并极力向外宣传的。在历史上，这种神异的受孕过程，被叫做“感生神话”，也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周人始祖后稷、商族始祖契、秦人祖先大业等降世的感生神话广泛流传，成为各族人追溯先人身世的典型传说。刘邦从中得到灵感，照着相同的故事类型，伪造了自己的降生神话。 随着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的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蛟龙之子”的谎话/神话便上升为整个王朝的历史记忆，代代相传。秦汉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与梦矣”，刘邦的成功反过来印证了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为“龙种”的历史写下了最好的真实性注脚。到这里，帝王（刘邦及其子孙）把历史神话化，民众（包括执笔的史家司马迁）则把神话历史化。 项羽画像。图源：网络 03 当神话变成了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赤帝子杀白帝子、芒砀云气、面相高贵、蛟龙之子这些“天注定”的东西造就了刘邦的成功，还是以匹夫之力创造历史的能力与魄力造就了刘邦的成功？ 对此，刘邦本人也是矛盾的。 称帝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了一场酒宴，主题是与诸将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我刘邦凭什么得天下？项羽又为什么失天下？ 很明显，这是对楚汉争霸结果的高层次复盘。 高起、王陵二人回答说：“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夺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给有功者，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就忌妒，有才能的就怀疑，打了胜仗不给人家授功，夺了土地也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自己总结的成功原因是：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原来，刘邦最看重的是自己识人、信人、用人的能力。他并没有提能力之外的东西，更没有提云气、面相、龙种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在此之前，诸将劝刘邦即位称帝，理由也是刘邦的为人和本事，说他“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您这样的人不称帝，那我们就去死云云。 你看，他们也没提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不仅没提“龙种”的事，还反而说刘邦“起微细”，出身底层草民。言外之意，草根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这比起贵族的成功难度大得多，所以更厉害，更伟大。 可见，刘邦及其功臣群体都很清楚，他们创业成功跟他们宣传的神异故事并无关系。无论是否吹嘘或拍马屁，他们都在强调，刘邦的能力与人品，是在乱世中走向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没有什么比匹夫之力的成功更值得尊敬。 但另一方面，刘邦在自我神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从创业伊始，他就一点一点往自己身上叠加“神异功能”，借以吸引民众；到创立汉朝时，他的公众形象已从早期的无赖子，变成了伟大的蛟龙之子。 类似的，他的功臣集团亦多出身低微，除家世高贵的张良之外，多为“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出将入相，显然打破了既往的贵族政治传统，怎样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的政治格局呢？ 这同样需要政治神话的加持，才能更好地解释权力所有者从贵族到平民的嬗变过程。继续将刘邦神圣化，赋予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对于新生的汉王朝而言，无疑可以结束秦末以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的反叛思潮，阻止更多平民铤而走险博取皇权的可能性。 随着新生政权的平稳，刘邦及其功臣集团逐渐淡化创业过程的能力因素，而代之以神异的天命观来阐释王朝兴替的历史。于是，西汉初创时摆能力、讲人品的场景犹如昙花一现，随后彻底消失，而关于刘邦的神异故事则广为流传，且愈演愈烈。 神异故事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思想世界里是否被接受、被相信。这就是意识决定事实。 西汉开国元勋樊哙曾问思想家陆贾：“从古到今，人们都说做皇帝的人是受命于天，事先都有祥瑞的征兆，难道真是如此吗？” 樊哙画像。图源：网络 陆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道： 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 眼皮跳，就要有美酒佳肴；灯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叫，就要有人来；蜘蛛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征兆，大事更是如此。所以说，眼皮跳就要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喂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更何况是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给，怎么能够得到呢？上天会显示征兆在天选之人身上，若非如此，凭武力强取也是无法得到天下的。 可见，在秦末汉初，皇权转移的天命观已深入人心。越是出身贫贱，越要自我神化，这样才能彰显“应天受命”的痕迹，赢得民众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邦的成功便是草根造神的胜利。 回望历史，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失败了，假装自己是“龙种”的刘邦成功了。当秩序重建之后，帝国统治者需要的也是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而不是人人可以称王称帝的革命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新需求。 04 最高级的政治神话，是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信“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的汉高祖刘邦拒绝治病，以死印证了自己所宣扬的天命观的真实性。至此，生于天命，死于天命，刘邦的一生形成了神奇身世的闭环，堪称有始有终。 刘邦死后，由他而起的帝王神话，依旧生生不息。 我们知道，在正史中，刘邦父母的名字是缺失的，仅称为刘太公和刘媪，按现在的叫法即是刘大爷、刘大妈。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邦出身的低微，因为普通人在当时是很难留下名字的。甚至刘邦本人在发达前可能都没有正式的名字，称“刘季”大概率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取名，表明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称帝后才改名为“邦”，而以“季”为字。 有意思的是，汉代的纬书在神化刘邦的同时，追根溯源连着神化他的父母。于是，刘太公和刘媪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别叫刘执嘉和王含始。这还没完，之后的史书进一步称： 汉高帝（刘邦）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 在这里，刘邦父亲的身世也被神化了，同时为刘邦母亲增添了非凡的际遇，这一系列的神话书写无不彰显了刘邦的天子之命。 不仅如此，刘邦斩白蛇的“长剑”也开启了神化旅程。 作为实物，这把斩蛇剑被尊为国之重器，与传国玉玺享有同等地位。汉代，在新皇帝的即位仪式上，斩蛇剑是重要道具，象征权力交接的合法性。直到晋惠帝年间，洛阳武库大火，斩蛇剑才从历史上消失。不过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斩蛇剑，它一直是后世帝王构建个人权威、彰显创业功绩的历史资源。李世民曾说，刘邦“提三尺剑定天下”，自己则是“提三尺剑定四海”。朱元璋在怀念刘邦时曾表示：“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 把朱元璋画成这副模样，其实也是一种异相神化。图源：网络 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刘邦开启的政治神话便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层累地构建起历朝历代帝王创业建国的神话史。可以说，刘邦构建的一系列政治神话，成为后世开国君主及夺权篡位者为自己制造天命所在的经典范本。 出身卑微的帝王需要自高身世，于是感生神话继续流传。苻坚的母亲“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朱元璋的母亲“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口余香气”，便生下了后来的命定天子。 身为开国皇帝要有神光笼罩，于是，赵匡胤、耶律阿保机、朱元璋等人在发迹前都有了像刘邦一样的天子气，要么“赤光绕室”，要么“夜有红光”。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相，于是，孙权“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刘备“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刘曜“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吕光“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 要有善相之人，于是有了史世良给李渊看相，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有了老儒给朱元璋看生辰八字，掐指算了半天，憋出几个字：“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 要有龙，于是，杨坚小的时候，他妈抱着他，忽然看见“头上角出，遍体麟起”。吓得他妈赶紧把他扔地上了。有个尼姑刚好目睹了这“虐待”婴幼儿的一幕，幽幽地说了句：“本来可以早点得天下为人龙，被你这么一惊吓，看来要晚几年了。”朱元璋出生没多久，有个老头来串门，进门就嚷嚷：“你家有一龙。” 可以说，一个帝王没点神异事迹，都不好意思在史书里露面了。 纵观帝王神话，出生时、称帝前、登基时，是渲染天命神授的三个关键节点，也是史书中开国帝王被神化的“重灾区”，由此形成一套模式化的历史书写套路。而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刘邦的政治遗产。 距今最近的“刘邦式政治神话”，发生在1915年，民国总统袁世凯称帝之前。 据说，当时供袁世凯专用的浴池建成，他第一次洗完澡后，侍者清理浴池时，发现池底有几个特大的鳞片，闪闪发光。此后，袁世凯每次洗澡，都有几片鳞片留在池底。很快，袁世凯洗澡必有龙鳞脱落的消息，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越传越离奇。 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命归黄泉，“真龙转世”的把戏才被拆穿。原来，是袁世凯指使自己的小老婆以配药为名，专门到鱼市收购大鱼的鳞片，他每次洗澡时，将鳞片偷偷丢在浴池里。 时代总会进步，历史总会祛魅，于是神话就成了笑话。晚年的刘邦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望着空旷的殿堂，对自己的出身和面相产生了一阵恍惚之感：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是刘太公与刘媪之子，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苍老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但他只是常识性地恍惚了一下子而已。 这么多年，他早已相信了自己的神异。 讨伐叛乱的英布时，他中了箭伤，回到长安后感染病重。吕后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医生打包票说：“病可以治好。” 他一听却来了气，当场谩骂医生道：“我以一介布衣平民，手提三尺剑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运在天，虽有扁鹊，又有什么用处！” 他赏了医生五十斤黄金，将其打发走了，自己进入了生命的弥留之际。 通过掌握自己的死，他最后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神异。 但，又有一阵恍惚袭来：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只是受天命眷顾的一介布衣，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濒死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从不示人的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刘邦画像。图源：网络 01 早在刘邦开始创业打天下时，关于他的神异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 刘邦本是秦朝体制内的一个基层官吏——亭长。一次，他负责押送徒役去骊山修帝陵，走了没多远，很多徒役已经逃跑了。照这情势，估计等到了骊山，人早逃光了。所以他就停下来，喝了一场酒，然后趁着夜色把所有徒役都放了：“你们逃命去吧，我也一样。”这件事，标志着刘邦从秦朝的维护者变成了反叛者。见他如此仗义，徒役中有十几个人当场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刘邦便带着这些人逃匿在芒县、砀县的山泽（今称芒砀山）之中，走上反秦创业之路。 随后，神奇的事开始发生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汉时期，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无它乎”（有没有蛇），跟现在问“吃饭了没”是一样的。可见当时的蛇患很严重。刘邦喝醉了，借酒壮胆，提剑斩杀了一条挡道的白蛇——事就这么个事，即便放在现在也不算十分罕见，顶多说明刘邦的胆量确实不一般。 但这件事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神异的情节，司马迁以第三视角讲述道，有个老妇人夜里哭着来找儿子，说他的儿子被杀了。人家就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杀呀？老妇人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变成蛇，挡了路，就被赤帝子杀了。刘邦酒醒后，知道老妇人寻子的事，内心窃喜。而他的追随者从此更加敬畏他。 就在刘邦斩杀白蛇的时候，陈胜、吴广已经在大泽乡举起反秦义旗，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按照《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陈胜和吴广密谋起事后，去找占卜者来占卜吉凶：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这段记载中，司马迁几乎全程以陈胜、吴广的第一视角，还原了这两位起事者“装神弄鬼”的全过程：占卜者知道陈胜、吴广的意图，于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说他们爱听的话，然后又指点他们向鬼神问卜。问人还不够，还要问鬼神？陈胜很快参透了占卜者的用意：“这是教我们利用鬼神来威服众人罢了。”他便用丹砂在绸子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装到等待售卖的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烹食，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暗示。到了夜里，陈胜又暗地里派吴广到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点火，假装狐狸嗥叫：“大楚将兴，陈胜为王。”士兵们整夜惊恐不安。次日，大家议论纷纷，看着陈胜，只等他一声令下就跟着这个天选之人起事了。 《史记》真是一部很高明的史书。司马迁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正是刘邦的曾孙刘彻执掌天下，而刘邦创业早已成功，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也过去了百年左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东西必须隐讳，有些东西可以直书。所以，失败的陈胜吴广，丹书狐鸣的做局被无情揭露；成功的刘邦，提剑斩蛇的传奇被继续神化。 但是，司马迁似乎也在无声地告诉读者，陈胜和刘邦的故事其实就是历史的互文，他们互为彼此的镜像，骗局可以是神话，神话也可以是骗局。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结果，胜了就是神话，败了就是做局。 司马迁画像。图源：网络 汉朝覆灭后，史家们不用像司马迁一样承受为刘邦创业故事隐讳的政治压力，故而轻易就从其提剑斩蛇的传奇中发现了神化和虚构的猫腻。南宋朱熹在跟弟子讨论史书记事的真伪问题时，曾直接说：“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拿刘邦和陈胜之事来打比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明朝杨循吉说得更为直白：“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揭露了创业帝王假借符瑞、托于神灵的伎俩。 问题是，愚夫愚妇从来就相信这一套，所以当刘邦斩蛇的故事演变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后，“诸从者日益畏之”——借助编造的神异故事，刘邦首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 02 尝到甜头的刘邦，必然会再次编造自己的神异事迹。于是，越来越多的神迹，因应在他身上：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始皇画像。图源：网络 战国、秦汉时期，望气术非常流行，当时人相信通过观察云气可以预测吉凶。连秦始皇也不例外，他相信望气术士的预测，认为“东南有天子气”，这对秦王朝是潜在的威胁，但对刘邦却是攀附的机会。《史记》说刘邦“自疑”，即自己对号入座，认为东南的“天子气”因应在自己身上。可是，自己相信还不够呀，还要别人也相信才行。于是，吕后就出来跟丈夫唱双簧了： 刘邦：我藏在大山里面，藏得贼隐秘，你怎么这么神通广大，每次都能把我找出来，像开了定位一样？ 吕雉：你是自带光环的人，躲哪都会发光的。 请注意司马迁的记述，吕后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找丈夫，而是“与人俱求”，带着别人一起去找的。没有第三者参与，刘邦自带云气的故事怎么能够流传开去呢？经此一波宣传，刘邦的人气更旺了，沛中子弟纷纷归附他，跟着他搞大事去了。 吕雉画像。图源：网络 除了云气，刘邦的面相也越传越神。 最早出来讲述传奇的人，依然来自他最亲近的熟人圈子——岳父吕公和岳母吕媪。二人追述当初为什么会把宝贝女儿许配给爱扯谎的无赖之徒，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而关注点便是刘邦的面相：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 据《史记》记载，吕公一家为躲避仇人，搬到沛县居住。由于吕公跟沛县县令关系很铁，一到县里就受到热烈欢迎，于是吕公大摆筵席，各方宾客则带上贺礼来捧场。泗水亭长刘邦也赶去蹭酒喝，但兜里分文都没有，便包了个空红包，谎称“贺钱一万”，大摇大摆地进门赴宴了。 吕公一看到刘邦的面相，不仅不生气，把他奉为上宾，酒足饭饱后还特地将他留下来，开口就说：“我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你做妻子，为你打理家务。”为什么？吕公说，因为我相人无数，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面相。一旁的吕媪却憋了一肚子火，待客人散了，就向吕公抱怨道：“你常说，要让咱女儿嫁户好人家，沛县县令几次求亲，你都不同意。今天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她许给一个无赖呢？”吕公不作解释，轻蔑地回了一句：“女人家懂什么。”于是就把他们的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 婚后数年，刘邦和吕雉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时，又一个善于相面的老者适时地出现了：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那天，吕雉与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老者路过，要些水喝，吕雉就请他吃了饭。老者随后给吕雉相面，说她是“天下贵人”，接着给两个孩子看相，也都说是“贵相”。看完相，老者就走了。恰好刘邦来到田间，听吕雉这么一说，赶紧追上去。追到了老者，要他也给自己看相，老者说：“你的相貌，贵不可言。”刘邦听完，对老者感恩戴德：“等我发达了，不会忘记您。” 在历史文献中，这位神秘的老者给刘邦一家四口相完面便彻底消失了。即便刘邦大富大贵之后，专门去找他，也找不到了。那么，作为刘邦面相“贵不可言”的最早认定者，世上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位老者恐怕要打个问号了。从整个相面过程来看，老者的凭空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件事的传播，背后的推手只能是刘邦夫妇。 至此，通过岳父的看相，以及所谓的神秘老者的看相，刘邦“贵不可言”的面相逐渐“出圈”，强化着人们对他的观感。而且，越传播，越离奇。人们不仅相信他“隆准而龙颜”，还相信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尽管除了吕雉，恐怕很难有人看到他如此隐秘的部位。 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反秦烽火四处燃烧的大乱世中，以宣扬神异故事起家的刘邦实实在在吃到了神道设教的红利，迅速崛起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地方政治形势的力量。 在《史记》中，秦二世元年（前209），刘邦怂恿沛县人民杀掉县令后，县中父老开城门迎接他，要推举他为新任县令。刘邦起初推托，说一些“能力有限，难堪大任”之类的场面话，这时，诸父老说出了为什么要推举刘邦的理由： “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我们平时听到许多关于你的神异事情，看来你是该显贵的。而且，我们又经过占卜，确实没有比你更吉利的人选了。 你看，多有意思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第三方视角（诸父老），说明刘邦的神异故事宣传在其创业初期已经彰显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日渐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大家听着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洗脑”了，对故事内容深信不疑；然后反过来，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又通过占卜等神异手段，进一步坐实了故事主角的神异之处。 作为故事的主角，刘邦自然更加急迫地要重复自己的神异，所以我们看到，他被立为沛公后：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刘邦斩白蛇的神异事迹，在这里再次派上用场：起事的军旗用红色，因为他可是斩了白帝子的赤帝子，所以必然要崇尚红色，以使更多的人认定他就是赤帝子。如此，在故事传播与实际行事之间，又顺利建构起一个自洽的闭环，持续占据跟随者的心智。 在秦末战争中，草根崛起的刘邦最终跟贵族出身的项羽一起，成为反秦军事阵营中的两大势力。公元前207年，秦朝傀儡统治者子婴被迫取消帝号，改称秦王。四十六天后，刘邦先于项羽攻入咸阳，秦亡。接下来的四年，是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的楚汉争霸阶段。面对累世为贵族的项羽，刘邦的出身似乎乏善可陈，于是随着楚汉相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早年的事迹开始神化了：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这是说，刘邦早年喜好喝酒，常常到武负、王媪的酒肆赊酒喝，喝醉了就睡。等他睡着了，武负和王媪便看到他的上方常常有龙盘旋。二人之前也感到奇怪，只要刘邦每次留在酒肆里喝酒，酒肆的生意就特别好，顾客盈门，售出去的酒达到平常的几倍。等到看见了有龙出现的怪事，到了年终，二人就毁掉欠据，免除了刘邦的欠债。 故事的重点是“龙”。不管是此前的斩白蛇事迹，还是“贵不可言”的面相，此时都落实到了更加具象化的、更具权力与身份象征的龙身上。而最终，指向的是刘邦的身世：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根据《史记》这个记载，刘媪曾在水草丰满的地方休憩，梦与神遇。当时雷电交加，刘太公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上面蛟龙飞腾，于是刘媪就怀上了刘邦。 结合刘邦自创业之初开始的自我神化进程来看，这个玄之又玄的身世，必定又是他自己编造，并极力向外宣传的。在历史上，这种神异的受孕过程，被叫做“感生神话”，也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周人始祖后稷、商族始祖契、秦人祖先大业等降世的感生神话广泛流传，成为各族人追溯先人身世的典型传说。刘邦从中得到灵感，照着相同的故事类型，伪造了自己的降生神话。 随着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的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蛟龙之子”的谎话/神话便上升为整个王朝的历史记忆，代代相传。秦汉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与梦矣”，刘邦的成功反过来印证了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为“龙种”的历史写下了最好的真实性注脚。到这里，帝王（刘邦及其子孙）把历史神话化，民众（包括执笔的史家司马迁）则把神话历史化。 项羽画像。图源：网络 03 当神话变成了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赤帝子杀白帝子、芒砀云气、面相高贵、蛟龙之子这些“天注定”的东西造就了刘邦的成功，还是以匹夫之力创造历史的能力与魄力造就了刘邦的成功？ 对此，刘邦本人也是矛盾的。 称帝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了一场酒宴，主题是与诸将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我刘邦凭什么得天下？项羽又为什么失天下？ 很明显，这是对楚汉争霸结果的高层次复盘。 高起、王陵二人回答说：“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夺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给有功者，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就忌妒，有才能的就怀疑，打了胜仗不给人家授功，夺了土地也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自己总结的成功原因是：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原来，刘邦最看重的是自己识人、信人、用人的能力。他并没有提能力之外的东西，更没有提云气、面相、龙种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在此之前，诸将劝刘邦即位称帝，理由也是刘邦的为人和本事，说他“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您这样的人不称帝，那我们就去死云云。 你看，他们也没提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不仅没提“龙种”的事，还反而说刘邦“起微细”，出身底层草民。言外之意，草根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这比起贵族的成功难度大得多，所以更厉害，更伟大。 可见，刘邦及其功臣群体都很清楚，他们创业成功跟他们宣传的神异故事并无关系。无论是否吹嘘或拍马屁，他们都在强调，刘邦的能力与人品，是在乱世中走向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没有什么比匹夫之力的成功更值得尊敬。 但另一方面，刘邦在自我神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从创业伊始，他就一点一点往自己身上叠加“神异功能”，借以吸引民众；到创立汉朝时，他的公众形象已从早期的无赖子，变成了伟大的蛟龙之子。 类似的，他的功臣集团亦多出身低微，除家世高贵的张良之外，多为“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出将入相，显然打破了既往的贵族政治传统，怎样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的政治格局呢？ 这同样需要政治神话的加持，才能更好地解释权力所有者从贵族到平民的嬗变过程。继续将刘邦神圣化，赋予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对于新生的汉王朝而言，无疑可以结束秦末以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的反叛思潮，阻止更多平民铤而走险博取皇权的可能性。 随着新生政权的平稳，刘邦及其功臣集团逐渐淡化创业过程的能力因素，而代之以神异的天命观来阐释王朝兴替的历史。于是，西汉初创时摆能力、讲人品的场景犹如昙花一现，随后彻底消失，而关于刘邦的神异故事则广为流传，且愈演愈烈。 神异故事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思想世界里是否被接受、被相信。这就是意识决定事实。 西汉开国元勋樊哙曾问思想家陆贾：“从古到今，人们都说做皇帝的人是受命于天，事先都有祥瑞的征兆，难道真是如此吗？” 樊哙画像。图源：网络 陆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道： 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 眼皮跳，就要有美酒佳肴；灯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叫，就要有人来；蜘蛛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征兆，大事更是如此。所以说，眼皮跳就要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喂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更何况是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给，怎么能够得到呢？上天会显示征兆在天选之人身上，若非如此，凭武力强取也是无法得到天下的。 可见，在秦末汉初，皇权转移的天命观已深入人心。越是出身贫贱，越要自我神化，这样才能彰显“应天受命”的痕迹，赢得民众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邦的成功便是草根造神的胜利。 回望历史，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失败了，假装自己是“龙种”的刘邦成功了。当秩序重建之后，帝国统治者需要的也是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而不是人人可以称王称帝的革命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新需求。 04 最高级的政治神话，是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信“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的汉高祖刘邦拒绝治病，以死印证了自己所宣扬的天命观的真实性。至此，生于天命，死于天命，刘邦的一生形成了神奇身世的闭环，堪称有始有终。 刘邦死后，由他而起的帝王神话，依旧生生不息。 我们知道，在正史中，刘邦父母的名字是缺失的，仅称为刘太公和刘媪，按现在的叫法即是刘大爷、刘大妈。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邦出身的低微，因为普通人在当时是很难留下名字的。甚至刘邦本人在发达前可能都没有正式的名字，称“刘季”大概率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取名，表明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称帝后才改名为“邦”，而以“季”为字。 有意思的是，汉代的纬书在神化刘邦的同时，追根溯源连着神化他的父母。于是，刘太公和刘媪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别叫刘执嘉和王含始。这还没完，之后的史书进一步称： 汉高帝（刘邦）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 在这里，刘邦父亲的身世也被神化了，同时为刘邦母亲增添了非凡的际遇，这一系列的神话书写无不彰显了刘邦的天子之命。 不仅如此，刘邦斩白蛇的“长剑”也开启了神化旅程。 作为实物，这把斩蛇剑被尊为国之重器，与传国玉玺享有同等地位。汉代，在新皇帝的即位仪式上，斩蛇剑是重要道具，象征权力交接的合法性。直到晋惠帝年间，洛阳武库大火，斩蛇剑才从历史上消失。不过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斩蛇剑，它一直是后世帝王构建个人权威、彰显创业功绩的历史资源。李世民曾说，刘邦“提三尺剑定天下”，自己则是“提三尺剑定四海”。朱元璋在怀念刘邦时曾表示：“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 把朱元璋画成这副模样，其实也是一种异相神化。图源：网络 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刘邦开启的政治神话便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层累地构建起历朝历代帝王创业建国的神话史。可以说，刘邦构建的一系列政治神话，成为后世开国君主及夺权篡位者为自己制造天命所在的经典范本。 出身卑微的帝王需要自高身世，于是感生神话继续流传。苻坚的母亲“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朱元璋的母亲“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口余香气”，便生下了后来的命定天子。 身为开国皇帝要有神光笼罩，于是，赵匡胤、耶律阿保机、朱元璋等人在发迹前都有了像刘邦一样的天子气，要么“赤光绕室”，要么“夜有红光”。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相，于是，孙权“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刘备“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刘曜“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吕光“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 要有善相之人，于是有了史世良给李渊看相，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有了老儒给朱元璋看生辰八字，掐指算了半天，憋出几个字：“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 要有龙，于是，杨坚小的时候，他妈抱着他，忽然看见“头上角出，遍体麟起”。吓得他妈赶紧把他扔地上了。有个尼姑刚好目睹了这“虐待”婴幼儿的一幕，幽幽地说了句：“本来可以早点得天下为人龙，被你这么一惊吓，看来要晚几年了。”朱元璋出生没多久，有个老头来串门，进门就嚷嚷：“你家有一龙。” 可以说，一个帝王没点神异事迹，都不好意思在史书里露面了。 纵观帝王神话，出生时、称帝前、登基时，是渲染天命神授的三个关键节点，也是史书中开国帝王被神化的“重灾区”，由此形成一套模式化的历史书写套路。而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刘邦的政治遗产。 距今最近的“刘邦式政治神话”，发生在1915年，民国总统袁世凯称帝之前。 据说，当时供袁世凯专用的浴池建成，他第一次洗完澡后，侍者清理浴池时，发现池底有几个特大的鳞片，闪闪发光。此后，袁世凯每次洗澡，都有几片鳞片留在池底。很快，袁世凯洗澡必有龙鳞脱落的消息，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越传越离奇。 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命归黄泉，“真龙转世”的把戏才被拆穿。原来，是袁世凯指使自己的小老婆以配药为名，专门到鱼市收购大鱼的鳞片，他每次洗澡时，将鳞片偷偷丢在浴池里。 时代总会进步，历史总会祛魅，于是神话就成了笑话。 第29章清朝皇陵 大明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已经归属大明统治的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顺服之意。明成祖见喜，于是封阿哈出为指挥使，赐阿哈出名为‘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斡木河，朝鲜会宁图们江两岸区域）为始建卫所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赐胡里改部名为‘建州卫’（今吉林和龙县）；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辽东女真斡朵里部首领蒙哥帖木儿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初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与其岳父阿哈出同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分建州卫为两部，另设‘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此后，蒙哥帖木儿的子孙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历任蒙哥帖木儿，董山（蒙哥帖木儿次子），脱罗、妥义谟（董山长子、次子），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等五任指挥使。 福满袭职的时间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他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将建州左卫的主城从原居地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皆在辽宁新宾县境内），和建州卫共居一城。 福满约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早期（1560年至1575年左右）去世；他去世后，由他的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而为了安葬福满，新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其第四子觉昌安挑选了位于赫图阿拉西北处约十里的呼兰哈达（烟筒山）下，苏克素浒河（苏子河）北岸，尼雅满山岗（今启运山）南麓的一块宝地，为福满修建了当时来看还很简陋的墓地。 这就是清朝皇家祖陵——清永陵的起源，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约两公里处，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名字。 万历十一年（1583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兵讨伐作乱的建州右卫阿台部；在攻击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城的过程中，明军误杀了时任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事后，塔克世长子、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父祖被杀后愤概不已，向明朝上书，要求明军给出解释。李成梁知道此事后心中有愧，便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即进行朝贡贸易的证明）、三十匹马，还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明朝所给予的官方认证身份，正式开始了创业乃至统一建州三卫女真、及其他辽东女真各部的进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统一了除海西女真叶赫部之外的辽东女真各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居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早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将去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安葬于曾祖父福满的墓地附近；另外，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即后世的孝慈高皇后，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去世，努尔哈赤将其遗骨先埋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三年后才迁葬于尼雅满山岗，和诸位祖先一起安葬。再后来，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谋逆作乱被杀后，遗骨也埋在了这里。 此时，位于尼雅满山岗的建州左卫首领家族墓地没有地面配属建筑，也没有正式的名字，仅仅只称为“赫图阿拉祖陵”。 大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在此新建都城‘东京城‘后，于城北的羊鲁山开建祖宗陵寝（东京陵）。陵寝建好后，努尔哈赤派三伯祖索长阿的孙子旺善、铎弼，及大伯父礼敦的儿子贝和齐前往尼雅满山岗祖陵，将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已故大妃叶赫那拉氏、弟第舒尔哈齐、长子禇英、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的遗骨都迁往东京陵安葬；而尼雅满山岗剩下的陵墓则被称为“老陵”（也就是福满的陵墓）。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因病在太子河下游的叆鸡堡（沈阳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石质构件。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大明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已经归属大明统治的辽东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前往京师（南京）向刚刚继位的明成祖朱棣朝贡，以显示顺服之意。明成祖见喜，于是封阿哈出为指挥使，赐阿哈出名为‘李思诚’，以其部落居住的阿木河（斡木河，朝鲜会宁图们江两岸区域）为始建卫所地。 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成祖赐胡里改部名为‘建州卫’（今吉林和龙县）；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辽东女真斡朵里部首领蒙哥帖木儿也亲自赴京师朝贡，明成祖初授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与其岳父阿哈出同职）。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分建州卫为两部，另设‘建州左卫’，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此后，蒙哥帖木儿的子孙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历任蒙哥帖木儿，董山（蒙哥帖木儿次子），脱罗、妥义谟（董山长子、次子），福满（董山第三子锡宝齐篇古之子）等五任指挥使。 福满袭职的时间约在嘉靖元年至二十年之间（1522-1542年），他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将建州左卫的主城从原居地佛阿拉迁至赫图阿拉（皆在辽宁新宾县境内），和建州卫共居一城。 福满约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早期（1560年至1575年左右）去世；他去世后，由他的第三子索长阿、第四子觉昌安先后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而为了安葬福满，新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其第四子觉昌安挑选了位于赫图阿拉西北处约十里的呼兰哈达（烟筒山）下，苏克素浒河（苏子河）北岸，尼雅满山岗（今启运山）南麓的一块宝地，为福满修建了当时来看还很简陋的墓地。 这就是清朝皇家祖陵——清永陵的起源，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约两公里处，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名字。 万历十一年（1583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兵讨伐作乱的建州右卫阿台部；在攻击建州右卫首城古勒城的过程中，明军误杀了时任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事后，塔克世长子、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得知父祖被杀后愤概不已，向明朝上书，要求明军给出解释。李成梁知道此事后心中有愧，便在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还给努尔哈赤后，又给了他三十道敕书（即进行朝贡贸易的证明）、三十匹马，还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官职。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明朝所给予的官方认证身份，正式开始了创业乃至统一建州三卫女真、及其他辽东女真各部的进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时，五十七岁的努尔哈赤已经基本统一了除海西女真叶赫部之外的辽东女真各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居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后金），改元“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早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经将去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安葬于曾祖父福满的墓地附近；另外，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即后世的孝慈高皇后，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去世，努尔哈赤将其遗骨先埋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三年后才迁葬于尼雅满山岗，和诸位祖先一起安葬。再后来，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谋逆作乱被杀后，遗骨也埋在了这里。 此时，位于尼雅满山岗的建州左卫首领家族墓地没有地面配属建筑，也没有正式的名字，仅仅只称为“赫图阿拉祖陵”。 大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在此新建都城‘东京城‘后，于城北的羊鲁山开建祖宗陵寝（东京陵）。陵寝建好后，努尔哈赤派三伯祖索长阿的孙子旺善、铎弼，及大伯父礼敦的儿子贝和齐前往尼雅满山岗祖陵，将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已故大妃叶赫那拉氏、弟第舒尔哈齐、长子禇英、大伯父礼敦、五叔塔察篇古等人的遗骨都迁往东京陵安葬；而尼雅满山岗剩下的陵墓则被称为“老陵”（也就是福满的陵墓）。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因病在太子河下游的叆鸡堡（沈阳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石质构件。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 第30章攻打许国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因为郑国擅自攻打许国，违背了晋楚之间刚刚缔结不久的‘弭兵之盟’，因此楚共王派楚司马子反率楚军北上伐郑；子反率军北上后，围攻了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改道攻入了卫国，一直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郑国国君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卿士子罕（公子喜）率军南下，偷袭楚国边境城邑，乘虚攻占了楚国边境上的新石。 楚、郑两国混战一气时，另一个霸主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晋国执政栾书建议国君晋厉公即刻发兵，以惩罚楚国伐郑之过。因此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共同商议，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朝会中，晋下军将韩厥劝晋厉公暂时等一下，等楚国君臣不断地犯错后，再行征伐也不迟。另外，晋国的国人们也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恢复被耽误了的农事，让国家有所积累，军民百姓恢复元气；到那时候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战争也不迟。 同时参与朝会的中军佐士燮也表示赞同韩厥的意见，暂缓出兵。可同样参与朝会的晋国郤氏家族成员（郤錡、郤至、郤犨），却积极支持中军将栾书的意见，要求尽快出兵与楚军交战。 而郤氏之所以要鼓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只有战争爆发，郤氏家族成员在作战方面的才能才可以派得上用场，郤氏也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权力。 争辩双方争执不下时，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出面劝说晋厉公，表示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以待将来’意见，坚决反对郤氏的‘出兵攻楚’决议；他还对晋厉公建议，说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此次伐郑属于师出有名（郑国先攻打许国），不算对晋国无礼。晋国可以派使者去楚国，与楚国君臣进行交涉，而不必在战场上相见；晋国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之私所要挟和左右。 听完卿士们的意见后，晋厉公觉得出兵与楚军作战的行动对恢复国家元气、积蓄军事力量确实没有什么帮助，还要耽误重要的农事；于是，晋厉公做出了决断——暂缓出兵援郑、改为着重准备今年的农事，以让国人们休息、积蓄物资；待恢复了元气、养足了精神后，再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另外，晋厉公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去‘要求’楚共王遵守之前的休兵盟约，从郑国撤军。 还在对战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楚国），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郑双方不约而同地同时撤军、结束了两国间的对阵。 随着晋厉公的一锤定音，郤氏家族想要出兵对楚作战、以求取得更多战功、由此扩张郤氏在晋国内部更大的权势的意图就落空了；对于主和的韩厥、士燮，三郤（郤錡、郤至、郤犨）还不敢过多得罪，以免为郤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与韩厥、士燮相同意见的大夫伯宗，三郤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如果连区区一个伯宗也处置不了，那么郤氏家族今后在晋国的地位和权势可就再也保不住了，其他有心对付郤氏的卿士家族（比如栾氏、中行氏），也将摩拳擦掌地准备侵蚀、挤占威慑力大减的郤氏家族利益，在晋国新一轮的侈卿倾轧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三郤在没能达成出兵攻楚的目的后，对‘坏事’的伯宗充满了怨恨；不久后，在郤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商议中，现任郤氏家主郤錡就开始准备对伯宗发难，他首先提出对伯宗的疑问，说： “伯宗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屡屡反对我们的意见，每次与楚国将要用兵时，他都会站出来唱反调呢？” 郤錡对伯宗的这个疑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宋国国君宋文公遣使向晋景公求救；对宋国的求援，晋景公起初准备履行盟主职责，出兵援宋；可此时身为晋景公亲信的伯宗却出面阻止了晋景公，以‘马鞭再长，也达不到马肚子下面’（即‘鞭长莫及’成语的出处）的说辞，成功阻止了晋景公援宋的计划。 对上一次伯宗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的往事，当时已经是上军大夫的郤錡记忆深刻，而还没入朝堂的郤至、郤犨对此事也很有印象；而这一次，又是伯宗阻止了三郤想要与楚国开战、以此获取军功利益地企图，因此，参与家族会议的郤至也恨恨地附和郤錡的话，说： “伯宗不会是楚国的间谍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太可恨了！” 郤犨也不甘落后，继续补刀说： “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真正有种！”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因为郑国擅自攻打许国，违背了晋楚之间刚刚缔结不久的‘弭兵之盟’，因此楚共王派楚司马子反率楚军北上伐郑；子反率军北上后，围攻了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改道攻入了卫国，一直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郑国国君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卿士子罕（公子喜）率军南下，偷袭楚国边境城邑，乘虚攻占了楚国边境上的新石。 楚、郑两国混战一气时，另一个霸主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晋国执政栾书建议国君晋厉公即刻发兵，以惩罚楚国伐郑之过。因此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共同商议，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朝会中，晋下军将韩厥劝晋厉公暂时等一下，等楚国君臣不断地犯错后，再行征伐也不迟。另外，晋国的国人们也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恢复被耽误了的农事，让国家有所积累，军民百姓恢复元气；到那时候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战争也不迟。 同时参与朝会的中军佐士燮也表示赞同韩厥的意见，暂缓出兵。可同样参与朝会的晋国郤氏家族成员（郤錡、郤至、郤犨），却积极支持中军将栾书的意见，要求尽快出兵与楚军交战。 而郤氏之所以要鼓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只有战争爆发，郤氏家族成员在作战方面的才能才可以派得上用场，郤氏也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权力。 争辩双方争执不下时，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出面劝说晋厉公，表示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以待将来’意见，坚决反对郤氏的‘出兵攻楚’决议；他还对晋厉公建议，说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此次伐郑属于师出有名（郑国先攻打许国），不算对晋国无礼。晋国可以派使者去楚国，与楚国君臣进行交涉，而不必在战场上相见；晋国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之私所要挟和左右。 听完卿士们的意见后，晋厉公觉得出兵与楚军作战的行动对恢复国家元气、积蓄军事力量确实没有什么帮助，还要耽误重要的农事；于是，晋厉公做出了决断——暂缓出兵援郑、改为着重准备今年的农事，以让国人们休息、积蓄物资；待恢复了元气、养足了精神后，再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另外，晋厉公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去‘要求’楚共王遵守之前的休兵盟约，从郑国撤军。 还在对战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楚国），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郑双方不约而同地同时撤军、结束了两国间的对阵。 随着晋厉公的一锤定音，郤氏家族想要出兵对楚作战、以求取得更多战功、由此扩张郤氏在晋国内部更大的权势的意图就落空了；对于主和的韩厥、士燮，三郤（郤錡、郤至、郤犨）还不敢过多得罪，以免为郤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与韩厥、士燮相同意见的大夫伯宗，三郤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如果连区区一个伯宗也处置不了，那么郤氏家族今后在晋国的地位和权势可就再也保不住了，其他有心对付郤氏的卿士家族（比如栾氏、中行氏），也将摩拳擦掌地准备侵蚀、挤占威慑力大减的郤氏家族利益，在晋国新一轮的侈卿倾轧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三郤在没能达成出兵攻楚的目的后，对‘坏事’的伯宗充满了怨恨；不久后，在郤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商议中，现任郤氏家主郤錡就开始准备对伯宗发难，他首先提出对伯宗的疑问，说： “伯宗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屡屡反对我们的意见，每次与楚国将要用兵时，他都会站出来唱反调呢？” 郤錡对伯宗的这个疑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宋国国君宋文公遣使向晋景公求救；对宋国的求援，晋景公起初准备履行盟主职责，出兵援宋；可此时身为晋景公亲信的伯宗却出面阻止了晋景公，以‘马鞭再长，也达不到马肚子下面’（即‘鞭长莫及’成语的出处）的说辞，成功阻止了晋景公援宋的计划。 对上一次伯宗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的往事，当时已经是上军大夫的郤錡记忆深刻，而还没入朝堂的郤至、郤犨对此事也很有印象；而这一次，又是伯宗阻止了三郤想要与楚国开战、以此获取军功利益地企图，因此，参与家族会议的郤至也恨恨地附和郤錡的话，说： “伯宗不会是楚国的间谍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太可恨了！” 郤犨也不甘落后，继续补刀说： “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真正有种！”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31章楚晋大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五月，因为郑国的背盟附楚之举，怒火万丈的晋厉公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宣布将出兵伐郑，且由自己亲自率军出征；晋国朝堂八卿中，下军佐荀罃被留在国内监督春耕、稳定后方，新军将郤犨与大夫栾魇奉命前往盟友齐、卫、鲁三国，邀请三国发兵参与攻伐郑国。剩下的六卿：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中行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则全部率军出动，随国君一起伐郑。 晋国大军隆隆杀到之时，慌了手脚的郑成公赶紧派人去新盟友楚国搬救兵，请楚军赶快北上救郑。而得到了郑国求援消息的楚共王也决心北上和晋国再次争霸，争取在会战中再次击败晋军，稳固先君庄王所开创的霸业、坐稳霸主之位。 六月，楚共王亲率楚国大军抵达了郑国境内。而早就到达了郑国的晋厉公得知楚军已经到来后，立即下令晋军的阵地前移，寻找并和楚军主力在野外进行会战；在鄢陵（河南许昌鄢陵县）附近，晋楚两军的前锋发生了遭遇，随即两军的主力也不约而同地向鄢陵方向靠近，大战一触即发。 开战之前，晋厉公召集了随军六卿——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錡、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晋国八卿中，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犫出使齐、鲁、卫三国），举行战前军事会议，以讨论具体的对楚作战计划。 出兵之前，中军佐士燮就曾劝说国君和卿士们不要和楚国立即开战，而要保持晋国内外形势的平稳；但晋厉公与执政栾书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士燮的建议，表明了晋国高层对此事的态度。 而在这次战前军事会议中，士燮依旧想制止战争的爆发，因此他向晋厉公提出由自己为使者，前往楚军大营进行谈判，先稳住楚军的行动，等郤犫、栾魇‘邀请’到齐、鲁、卫三国军队抵达后，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去逼迫楚国进行和谈，也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但对士燮的这种保存实力、暂时避战的想法，晋厉公以及执政栾书再次拒绝了，但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士燮（给老臣面子）；可郤氏成员、新军佐郤至年轻气盛，又倚仗郤氏的势力，看不起士燮这种“示弱、认怂”的态度，因此愤愤不平地反驳士燮，还以当年韩原之战、箕之战、邲之战中，晋军主帅兵败溃逃、或者阵亡之事来挖苦士燮；同时号称自己宁愿在出战中阵亡，也不愿意就此撤军，让耻辱再次加到晋国的头上！ 郤至盛气凌人的反驳和责难，让士燮十分无奈，但他为了晋国的团结，还是耐心地向郤至解释，为了不让晋国的内忧（即诸卿士家族为了争权而再次在晋国内部发起内讧）提前到来，应当留下楚国这个外部的威胁），以时刻警醒晋国君臣，保持一致对外的高度警惕性，不至于国内再次发生内讧。 而假如晋国此次打败了最后的外敌楚国，那么外部的威胁将被全部消除；外患消失之后，晋国国内的侈卿家族们必将因为愈发壮大的晋国霸业所带来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在晋国内部发起内讧、进行武力火拼，以削弱政敌家族的实力、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范围和权势。 所以，在士燮看来，晋国有必要刻意留下一些来自外部的威胁，以时刻警醒卿士们通力合作、一致对外，协助国君将打击的目标始终放在国外，始终保持一定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晋国才不至于因为外患解除而使得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国家的利益和元气也将在争斗中消耗殆尽。 晋厉公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士燮的意见，而是简单的置之不理，其实他很明白士燮建议‘暂时停止与楚国开战’的内在用心，但从个人私心出发，晋厉公必须借助这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击败楚国，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显赫功业，增强在国内的威望和地位，紧握来之不易的君权，压制跋扈的诸卿。 而中军将栾书、上军将郤錡、上军佐荀偃等卿士们，也抱有一举战胜楚国、从而获取更大的军功，以提升自己和家族的资本，在晋国内部扩大权力地位与势力范围，将来也能凭借扩张后的实力去更好地夺取更大利益；因此栾书、郤錡、荀偃也出于私心，出面支持晋厉公的决定——与楚军马上开战，不能避战议和。 最终，士燮的良苦用心没有被大家所理解，晋国战前军事会议得出的最终结果是——不再等郤犨和栾魇带着盟友‘齐、鲁、卫’三家的军队前来会合了，晋军要立即出兵，攻击当面列阵的楚郑联军，以维护晋国的霸业不坠、国君‘诸侯霸主’之位不移。 这边的晋国君臣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出兵攻楚、郑联军；那边的楚国也同时做出了反应——楚共王想趁着晋军单独作战之机，联合郑国军队迅速出兵、进攻晋军大营，并利用清晨的大雾为掩护，发动突袭，以‘攻晋军于不备’。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二十九，这一天是月末，也就是历法上的‘晦日’（没有月光之日），当时用兵最忌讳的就是在‘晦日’发动作战；但楚共王为了借助凌晨前的暗夜和雾气遮蔽，便不顾忌讳，在天亮之前就发布了攻击的命令，楚国三军全部出动，郑国军队也作为辅助力量一并参与了进攻；楚、郑联军直驱晋军大营，意图一举突破晋军设置的防守鹿柴、击溃晋军，夺取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并维持楚、郑联盟的稳定和坚固。 楚军来攻之时，晋厉公也率群臣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兵反击；就在此时，新军佐郤至在晋厉公和诸位卿士的面前发表了‘楚军六败’之议，详细分析了楚军的六条作战弱点，认为晋军不能保守避战，必须抓住战场主动权，抢先出击，全力和楚军对攻，一定能战胜外强中干的楚军。 当郤至在大帐中面对晋厉公和栾书等卿士慷慨陈词、请求出战之时，力主‘避战’的中军佐士燮之子，随同父亲出征、担任中军大夫的年轻人士匄（未来的晋国执政、晋国第十四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也按捺不住，在年少冲动、热血上头的情况下，也主动站出来向晋厉公和栾书献计，请求将军营中的水井填塞、灶台铲平，以扩大己方兵车的作战区域，在军营里列好车阵，直面与楚军的交锋；士匄还扬言——晋国和楚国同受昊天的眷顾，都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根本用不着退缩、畏惧楚军！ 见儿子自作聪明、没得到自己的同意就跳出来为这场关键的大战献计献策，在一旁的士燮当即大怒，担心少不更事、又毫无城府的士匄在国君和卿士们面前如此卖弄聪明、强出风头，会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政敌）借机生事、栽赃陷害，最终祸及士氏（范氏）家族。 因此，为了给轻狂冲动的士匄一个深刻教训、让他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士燮突然暴起，做出‘勃然大怒’的样子，抄起在身边竖着的、立在大帐内作为国君出行仪仗使用的礼仪铜戈，掉转矛头、用木戈杆对着站在大帐中的士匄就是一顿抽，边抽还边痛骂士匄是乳臭未干的小兔崽子，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马上滚出去！ 正在兴头上的士匄于猝不及防之下，受到了来自父亲的暴击，虽然心里很委屈，但他绝不敢公开和父亲唱反调，也不敢顶嘴，只能抱头鼠窜、从大帐中狼狈地逃出去，再也不敢多说话。 而士燮这么公开一闹，就解除了士匄身上隐藏的祸患——即使今天晋军与楚军作战失利，国君和其他卿士也不能以‘是士匄出的主意’为由，把败阵的罪责都怪到年轻的士匄头上，士氏家族也不会受到牵连；这就是士燮的政治智慧，身为后辈的士匄还要好好地学才行。 虽然士燮把士匄给赶出了大帐，并尽量消除他身上的祸端隐患，但士匄之前向国君提出的建议确实是个好办法；因此，晋厉公还是采用了士匄的计策，下令将营中的水井、灶台都用土石给填平，清理出一大片空地，再将兵车就地列阵，使楚军无机可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二十九，天色微明之时，楚、郑两国军队便乘着朦胧的大雾，抵近至晋军大营之外，预备发起攻击；晋、楚两国之间在春秋时期的第三次野外大会战——鄢陵之战，即将拉开序幕。 开战前，为了更好地观察晋军营垒内的动静，楚共王登上了巢车（瞭望车），从高处眺望晋军大营内部，以便做出相应的指挥命令。 而为了更好地帮助国君做出正确地判断，从晋国逃亡至楚的前晋国大夫、现楚国太宰伯州犁（即之前的文章中曾介绍过的——被三郤诬陷自尽的晋大夫伯宗之子），受令尹子重的吩咐也登上了巢车，侍立在楚共王身后，以随时接受楚共王的咨询和为楚共王解答疑问。 巢车之上的楚共王在仔细地向身边的伯州犁不断地询问着对面晋军大营中各种军事调度的问题，而晋军大营内、晋厉公身边也有一位前楚国臣子、现晋国大夫在为晋厉公提供着楚军的信息，他就是原楚国令尹斗越椒之子——苗贲皇。 当初，楚国若敖氏家主斗越椒举兵作乱，却被楚庄王很快平定，斗越椒身死，若敖氏几乎被族灭。而家族覆灭之际，年轻的斗贲皇趁乱逃离楚国，辗转到晋国来避难；是晋景公收留了斗贲皇，赐封地‘苗邑’给他；所以斗贲皇到晋国后便改名为苗贲皇。 因为家族与楚王室之间的血海深仇，苗贲皇已与原母国楚国势不两立；而为了达成自己的复仇愿望，苗贲皇在奉晋厉公之命前来、为晋厉公介绍分析楚军的军事动向时，他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的结果，将对面楚军的军阵排列、士卒战斗力、三军配合等情况对晋厉公详细加以说明，还将楚共王在对面巢车中亲自观察晋军大营的情况也告诉了晋厉公，然后指明了楚共王身边侍从的位置，强烈请求晋厉公派重兵围攻楚中军王率所在（也就是点明了楚共王本人所在位置，方便晋军接下来对楚共王本人重点攻击）。 在听完苗贲皇介绍的与楚军作战前景的分析和建议后，晋厉公又命随军太史前来，为此次作战的前景卜筮一卦，以问吉凶。 而太史奉晋厉公的君命，揲蓍掷蓍草起卦、一番演算后，得到了‘复卦’和‘大吉’的卦象，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也就是说——此次作战，南方敌对的国家，其国土将会被缩小，他们的国君也将在战争中受伤，被射中眼睛。 听完了太史的爻辞解释后，晋厉公心中再无顾虑，便放心地采用了士匄和苗贲皇所献之策，下令晋中军主力绕道出营，避开大营正面的沼泽泥地，从侧翼向楚国的左右两军和附属的郑国军队发起进攻，而以晋上、下、新三军围攻楚共王所在的楚中军王率。 当晋中军主力奉命出营、从两翼方向展开对楚军的作战后，楚共王在高高的巢车之上，也很快发现了晋军已经开始攻击己方军阵两翼；于是，楚共王亲率楚中军王率向晋军大营攻击前进，企图抢在晋军攻击楚军两翼之前，就率先出兵击败晋中军，夺取战场主动权，获得最终胜利。 为了激励全军的士气，在楚军杀到晋军大营之外时，晋厉公也亲自出战，以为诸军将佐和全军士卒的表率；在晋厉公的带领下，公室甲士们和栾氏、范氏等卿士家族的私兵也随国君出战，向楚中军的方向发起了冲锋。 之后的战争进程，我在之前的文章——《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魏錡鄢陵箭射楚共王》和《马革裹尸、壮怀激烈——老臣魏錡的最后一战》中，已经为大家多次讲解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总之，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稍占上风，晋新军佐郤至、下军将韩厥都在作战中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贵族风度，也获得了对手的赞誉，建立了军功；而楚、郑联军方面，亲自上阵的郑成公差一点就被韩厥俘获，他的车右唐苟为了掩护国君脱险而壮烈战死；另外，楚共王被魏錡射伤了眼睛，楚右军将领、楚共王之子公子茷也被晋军俘获，楚、郑联军损失惨重。 不过，在作战中，晋下军大夫、老臣魏錡也在射伤楚共王后，接下来与楚军年轻将领养由基的‘对战、致阵’中，被养由基抓住机会、射穿了脖子而阵亡，晋军的士气因此受到了一些打击，作战的锐气稍有挫折。但就整体作战态势而言，晋军还是要优于楚、郑联军。 从六月二十九清晨开始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了当天的黄昏时分，直到星光满天之后，这场空前激烈的争霸之战都没有结束；而经过一天的激战后，晋军和楚、郑联军都到了精疲力尽、无力再战的地步、且士卒的伤亡十分惨重。 当夜幕完全降临以后，因为没有月光的照耀（当天是月底晦日），双方实在无法再战，双方的主帅——晋厉公与楚共王，这才在不甘心之下各自下令，命军队从战场上罢兵，撤回己方大营稍事休整，待明日天亮以后、再行开战。 可就在休战回营之后，楚中军主将、司马子反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派出大批军吏、医官、后勤人员连夜诊治伤员，修补受损战车，整编因作战减员过多而编制杂乱的士卒，喂养战斗了一天的马匹等等战前准备事宜后，因已经困顿不已、疲惫不堪，便接受了仆役穀阳竖进献的醴酒，饮用后稍稍舒缓了身心，于是便早早地安寝了，以恢复白天作战时损耗过多的精力和体力。 晋军方面，晋厉公在下令休战后，也抓紧时间与晋国诸将佐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准备第二天的大战。当时，晋中军将栾书奏请晋厉公下令，将白天俘获的楚军战俘安置在早就准备好的晋军精锐部队附近，然后让晋军士卒大声说话、假意‘商议’明日开战的准备；而得到事先告知的晋军看守们，再假装监管不严，让看管的楚军战俘半夜逃脱、跑回楚营，把这个假消息传递给了楚共王及楚国将领们。 当楚共王得到了跑回来的楚军战俘们向自己汇报的‘晋军精锐战力高昂，将要在明日继续发动猛攻’的‘军情’后，忧心忡忡的楚共王便马上派人去召唤子重、子反、子西等三军主将一起前来商量对策。 偏巧这时候，司马子反因为已经喝了酒，开始呼呼大睡了，楚共王的使者来传子反前去大营商议军务时，子反犹自酣睡不已，怎么喊都喊不醒；无奈之下，使者只能火速返回大帐，向楚共王奏报了此事。 原本想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如何应对明日晋军进攻之事，但身为中军统帅的司马子反却偏偏因醉酒而缺席了会议，导致军事会议流产。面对着这不利的征兆，楚共王认为此次会战没有得到昊天的帮助，神灵也要让楚国遭遇失败，不能再在这里等待下去了！ 因此，楚共王当机立断，在楚军尚未遭遇沉重失败之前，立即改变了继续与晋军接战的计划，下令全军即刻拔营、连夜撤军回国，以避开晋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 楚军的撤退行动既迅速又隐蔽，丝毫没有惊动对面的晋军；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晋军已经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开门列阵之时，才愕然发现对面的楚军早已经连夜撤退，就连原先驻军的营垒也空无一人。 得知楚军已经撤军的消息后，惊讶不已的晋中军将栾书赶紧亲自向起床不久的晋厉公奏报，说楚军不知何故已经撤军；起先，晋厉公还是将信将疑，不敢放松警惕，认为这是楚国故意使出的疑兵之计，要引诱晋军上当；于是，晋厉公让栾书、士燮、郤錡、荀偃等人派出军探，前出楚军大营附近分辨真伪。 一直等到前出侦查的斥候们确认了楚军这一次是真的主动脱离和晋军的接触、已经撤军回国后，忐忑不安的晋厉公这才欣喜若狂，立即下令让栾书派军队占领楚军的大营；随后，晋厉公亲率晋军主力前往楚军的营中驻扎，还将楚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全部收为己方的战利品，让士卒们在楚营中挖灶生火、连续吃了三天楚军留下的军粮，以此来庆祝对楚之战获得了最后的、全面的胜利。 而随着楚共王的主动撤军，及晋厉公的‘大食楚粟’，晋、楚两国在春秋时期最后的一场野外大会战——‘鄢陵之战’，就这样莫名其妙、意犹未尽地落下了帷幕。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五月，因为郑国的背盟附楚之举，怒火万丈的晋厉公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宣布将出兵伐郑，且由自己亲自率军出征；晋国朝堂八卿中，下军佐荀罃被留在国内监督春耕、稳定后方，新军将郤犨与大夫栾魇奉命前往盟友齐、卫、鲁三国，邀请三国发兵参与攻伐郑国。剩下的六卿：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中行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则全部率军出动，随国君一起伐郑。 晋国大军隆隆杀到之时，慌了手脚的郑成公赶紧派人去新盟友楚国搬救兵，请楚军赶快北上救郑。而得到了郑国求援消息的楚共王也决心北上和晋国再次争霸，争取在会战中再次击败晋军，稳固先君庄王所开创的霸业、坐稳霸主之位。 六月，楚共王亲率楚国大军抵达了郑国境内。而早就到达了郑国的晋厉公得知楚军已经到来后，立即下令晋军的阵地前移，寻找并和楚军主力在野外进行会战；在鄢陵（河南许昌鄢陵县）附近，晋楚两军的前锋发生了遭遇，随即两军的主力也不约而同地向鄢陵方向靠近，大战一触即发。 开战之前，晋厉公召集了随军六卿——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錡、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晋国八卿中，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犫出使齐、鲁、卫三国），举行战前军事会议，以讨论具体的对楚作战计划。 出兵之前，中军佐士燮就曾劝说国君和卿士们不要和楚国立即开战，而要保持晋国内外形势的平稳；但晋厉公与执政栾书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士燮的建议，表明了晋国高层对此事的态度。 而在这次战前军事会议中，士燮依旧想制止战争的爆发，因此他向晋厉公提出由自己为使者，前往楚军大营进行谈判，先稳住楚军的行动，等郤犫、栾魇‘邀请’到齐、鲁、卫三国军队抵达后，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去逼迫楚国进行和谈，也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但对士燮的这种保存实力、暂时避战的想法，晋厉公以及执政栾书再次拒绝了，但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士燮（给老臣面子）；可郤氏成员、新军佐郤至年轻气盛，又倚仗郤氏的势力，看不起士燮这种“示弱、认怂”的态度，因此愤愤不平地反驳士燮，还以当年韩原之战、箕之战、邲之战中，晋军主帅兵败溃逃、或者阵亡之事来挖苦士燮；同时号称自己宁愿在出战中阵亡，也不愿意就此撤军，让耻辱再次加到晋国的头上！ 郤至盛气凌人的反驳和责难，让士燮十分无奈，但他为了晋国的团结，还是耐心地向郤至解释，为了不让晋国的内忧（即诸卿士家族为了争权而再次在晋国内部发起内讧）提前到来，应当留下楚国这个外部的威胁），以时刻警醒晋国君臣，保持一致对外的高度警惕性，不至于国内再次发生内讧。 而假如晋国此次打败了最后的外敌楚国，那么外部的威胁将被全部消除；外患消失之后，晋国国内的侈卿家族们必将因为愈发壮大的晋国霸业所带来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在晋国内部发起内讧、进行武力火拼，以削弱政敌家族的实力、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范围和权势。 所以，在士燮看来，晋国有必要刻意留下一些来自外部的威胁，以时刻警醒卿士们通力合作、一致对外，协助国君将打击的目标始终放在国外，始终保持一定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晋国才不至于因为外患解除而使得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国家的利益和元气也将在争斗中消耗殆尽。 晋厉公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士燮的意见，而是简单的置之不理，其实他很明白士燮建议‘暂时停止与楚国开战’的内在用心，但从个人私心出发，晋厉公必须借助这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击败楚国，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显赫功业，增强在国内的威望和地位，紧握来之不易的君权，压制跋扈的诸卿。 而中军将栾书、上军将郤錡、上军佐荀偃等卿士们，也抱有一举战胜楚国、从而获取更大的军功，以提升自己和家族的资本，在晋国内部扩大权力地位与势力范围，将来也能凭借扩张后的实力去更好地夺取更大利益；因此栾书、郤錡、荀偃也出于私心，出面支持晋厉公的决定——与楚军马上开战，不能避战议和。 最终，士燮的良苦用心没有被大家所理解，晋国战前军事会议得出的最终结果是——不再等郤犨和栾魇带着盟友‘齐、鲁、卫’三家的军队前来会合了，晋军要立即出兵，攻击当面列阵的楚郑联军，以维护晋国的霸业不坠、国君‘诸侯霸主’之位不移。 这边的晋国君臣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出兵攻楚、郑联军；那边的楚国也同时做出了反应——楚共王想趁着晋军单独作战之机，联合郑国军队迅速出兵、进攻晋军大营，并利用清晨的大雾为掩护，发动突袭，以‘攻晋军于不备’。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二十九，这一天是月末，也就是历法上的‘晦日’（没有月光之日），当时用兵最忌讳的就是在‘晦日’发动作战；但楚共王为了借助凌晨前的暗夜和雾气遮蔽，便不顾忌讳，在天亮之前就发布了攻击的命令，楚国三军全部出动，郑国军队也作为辅助力量一并参与了进攻；楚、郑联军直驱晋军大营，意图一举突破晋军设置的防守鹿柴、击溃晋军，夺取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并维持楚、郑联盟的稳定和坚固。 楚军来攻之时，晋厉公也率群臣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兵反击；就在此时，新军佐郤至在晋厉公和诸位卿士的面前发表了‘楚军六败’之议，详细分析了楚军的六条作战弱点，认为晋军不能保守避战，必须抓住战场主动权，抢先出击，全力和楚军对攻，一定能战胜外强中干的楚军。 当郤至在大帐中面对晋厉公和栾书等卿士慷慨陈词、请求出战之时，力主‘避战’的中军佐士燮之子，随同父亲出征、担任中军大夫的年轻人士匄（未来的晋国执政、晋国第十四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也按捺不住，在年少冲动、热血上头的情况下，也主动站出来向晋厉公和栾书献计，请求将军营中的水井填塞、灶台铲平，以扩大己方兵车的作战区域，在军营里列好车阵，直面与楚军的交锋；士匄还扬言——晋国和楚国同受昊天的眷顾，都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根本用不着退缩、畏惧楚军！ 见儿子自作聪明、没得到自己的同意就跳出来为这场关键的大战献计献策，在一旁的士燮当即大怒，担心少不更事、又毫无城府的士匄在国君和卿士们面前如此卖弄聪明、强出风头，会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政敌）借机生事、栽赃陷害，最终祸及士氏（范氏）家族。 因此，为了给轻狂冲动的士匄一个深刻教训、让他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士燮突然暴起，做出‘勃然大怒’的样子，抄起在身边竖着的、立在大帐内作为国君出行仪仗使用的礼仪铜戈，掉转矛头、用木戈杆对着站在大帐中的士匄就是一顿抽，边抽还边痛骂士匄是乳臭未干的小兔崽子，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马上滚出去！ 正在兴头上的士匄于猝不及防之下，受到了来自父亲的暴击，虽然心里很委屈，但他绝不敢公开和父亲唱反调，也不敢顶嘴，只能抱头鼠窜、从大帐中狼狈地逃出去，再也不敢多说话。 而士燮这么公开一闹，就解除了士匄身上隐藏的祸患——即使今天晋军与楚军作战失利，国君和其他卿士也不能以‘是士匄出的主意’为由，把败阵的罪责都怪到年轻的士匄头上，士氏家族也不会受到牵连；这就是士燮的政治智慧，身为后辈的士匄还要好好地学才行。 虽然士燮把士匄给赶出了大帐，并尽量消除他身上的祸端隐患，但士匄之前向国君提出的建议确实是个好办法；因此，晋厉公还是采用了士匄的计策，下令将营中的水井、灶台都用土石给填平，清理出一大片空地，再将兵车就地列阵，使楚军无机可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二十九，天色微明之时，楚、郑两国军队便乘着朦胧的大雾，抵近至晋军大营之外，预备发起攻击；晋、楚两国之间在春秋时期的第三次野外大会战——鄢陵之战，即将拉开序幕。 开战前，为了更好地观察晋军营垒内的动静，楚共王登上了巢车（瞭望车），从高处眺望晋军大营内部，以便做出相应的指挥命令。 而为了更好地帮助国君做出正确地判断，从晋国逃亡至楚的前晋国大夫、现楚国太宰伯州犁（即之前的文章中曾介绍过的——被三郤诬陷自尽的晋大夫伯宗之子），受令尹子重的吩咐也登上了巢车，侍立在楚共王身后，以随时接受楚共王的咨询和为楚共王解答疑问。 巢车之上的楚共王在仔细地向身边的伯州犁不断地询问着对面晋军大营中各种军事调度的问题，而晋军大营内、晋厉公身边也有一位前楚国臣子、现晋国大夫在为晋厉公提供着楚军的信息，他就是原楚国令尹斗越椒之子——苗贲皇。 当初，楚国若敖氏家主斗越椒举兵作乱，却被楚庄王很快平定，斗越椒身死，若敖氏几乎被族灭。而家族覆灭之际，年轻的斗贲皇趁乱逃离楚国，辗转到晋国来避难；是晋景公收留了斗贲皇，赐封地‘苗邑’给他；所以斗贲皇到晋国后便改名为苗贲皇。 因为家族与楚王室之间的血海深仇，苗贲皇已与原母国楚国势不两立；而为了达成自己的复仇愿望，苗贲皇在奉晋厉公之命前来、为晋厉公介绍分析楚军的军事动向时，他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的结果，将对面楚军的军阵排列、士卒战斗力、三军配合等情况对晋厉公详细加以说明，还将楚共王在对面巢车中亲自观察晋军大营的情况也告诉了晋厉公，然后指明了楚共王身边侍从的位置，强烈请求晋厉公派重兵围攻楚中军王率所在（也就是点明了楚共王本人所在位置，方便晋军接下来对楚共王本人重点攻击）。 在听完苗贲皇介绍的与楚军作战前景的分析和建议后，晋厉公又命随军太史前来，为此次作战的前景卜筮一卦，以问吉凶。 而太史奉晋厉公的君命，揲蓍掷蓍草起卦、一番演算后，得到了‘复卦’和‘大吉’的卦象，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也就是说——此次作战，南方敌对的国家，其国土将会被缩小，他们的国君也将在战争中受伤，被射中眼睛。 听完了太史的爻辞解释后，晋厉公心中再无顾虑，便放心地采用了士匄和苗贲皇所献之策，下令晋中军主力绕道出营，避开大营正面的沼泽泥地，从侧翼向楚国的左右两军和附属的郑国军队发起进攻，而以晋上、下、新三军围攻楚共王所在的楚中军王率。 当晋中军主力奉命出营、从两翼方向展开对楚军的作战后，楚共王在高高的巢车之上，也很快发现了晋军已经开始攻击己方军阵两翼；于是，楚共王亲率楚中军王率向晋军大营攻击前进，企图抢在晋军攻击楚军两翼之前，就率先出兵击败晋中军，夺取战场主动权，获得最终胜利。 为了激励全军的士气，在楚军杀到晋军大营之外时，晋厉公也亲自出战，以为诸军将佐和全军士卒的表率；在晋厉公的带领下，公室甲士们和栾氏、范氏等卿士家族的私兵也随国君出战，向楚中军的方向发起了冲锋。 之后的战争进程，我在之前的文章——《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魏錡鄢陵箭射楚共王》和《马革裹尸、壮怀激烈——老臣魏錡的最后一战》中，已经为大家多次讲解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总之，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稍占上风，晋新军佐郤至、下军将韩厥都在作战中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贵族风度，也获得了对手的赞誉，建立了军功；而楚、郑联军方面，亲自上阵的郑成公差一点就被韩厥俘获，他的车右唐苟为了掩护国君脱险而壮烈战死；另外，楚共王被魏錡射伤了眼睛，楚右军将领、楚共王之子公子茷也被晋军俘获，楚、郑联军损失惨重。 不过，在作战中，晋下军大夫、老臣魏錡也在射伤楚共王后，接下来与楚军年轻将领养由基的‘对战、致阵’中，被养由基抓住机会、射穿了脖子而阵亡，晋军的士气因此受到了一些打击，作战的锐气稍有挫折。但就整体作战态势而言，晋军还是要优于楚、郑联军。 从六月二十九清晨开始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了当天的黄昏时分，直到星光满天之后，这场空前激烈的争霸之战都没有结束；而经过一天的激战后，晋军和楚、郑联军都到了精疲力尽、无力再战的地步、且士卒的伤亡十分惨重。 当夜幕完全降临以后，因为没有月光的照耀（当天是月底晦日），双方实在无法再战，双方的主帅——晋厉公与楚共王，这才在不甘心之下各自下令，命军队从战场上罢兵，撤回己方大营稍事休整，待明日天亮以后、再行开战。 可就在休战回营之后，楚中军主将、司马子反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派出大批军吏、医官、后勤人员连夜诊治伤员，修补受损战车，整编因作战减员过多而编制杂乱的士卒，喂养战斗了一天的马匹等等战前准备事宜后，因已经困顿不已、疲惫不堪，便接受了仆役穀阳竖进献的醴酒，饮用后稍稍舒缓了身心，于是便早早地安寝了，以恢复白天作战时损耗过多的精力和体力。 晋军方面，晋厉公在下令休战后，也抓紧时间与晋国诸将佐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准备第二天的大战。当时，晋中军将栾书奏请晋厉公下令，将白天俘获的楚军战俘安置在早就准备好的晋军精锐部队附近，然后让晋军士卒大声说话、假意‘商议’明日开战的准备；而得到事先告知的晋军看守们，再假装监管不严，让看管的楚军战俘半夜逃脱、跑回楚营，把这个假消息传递给了楚共王及楚国将领们。 当楚共王得到了跑回来的楚军战俘们向自己汇报的‘晋军精锐战力高昂，将要在明日继续发动猛攻’的‘军情’后，忧心忡忡的楚共王便马上派人去召唤子重、子反、子西等三军主将一起前来商量对策。 偏巧这时候，司马子反因为已经喝了酒，开始呼呼大睡了，楚共王的使者来传子反前去大营商议军务时，子反犹自酣睡不已，怎么喊都喊不醒；无奈之下，使者只能火速返回大帐，向楚共王奏报了此事。 原本想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如何应对明日晋军进攻之事，但身为中军统帅的司马子反却偏偏因醉酒而缺席了会议，导致军事会议流产。面对着这不利的征兆，楚共王认为此次会战没有得到昊天的帮助，神灵也要让楚国遭遇失败，不能再在这里等待下去了！ 因此，楚共王当机立断，在楚军尚未遭遇沉重失败之前，立即改变了继续与晋军接战的计划，下令全军即刻拔营、连夜撤军回国，以避开晋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 楚军的撤退行动既迅速又隐蔽，丝毫没有惊动对面的晋军；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晋军已经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开门列阵之时，才愕然发现对面的楚军早已经连夜撤退，就连原先驻军的营垒也空无一人。 得知楚军已经撤军的消息后，惊讶不已的晋中军将栾书赶紧亲自向起床不久的晋厉公奏报，说楚军不知何故已经撤军；起先，晋厉公还是将信将疑，不敢放松警惕，认为这是楚国故意使出的疑兵之计，要引诱晋军上当；于是，晋厉公让栾书、士燮、郤錡、荀偃等人派出军探，前出楚军大营附近分辨真伪。 一直等到前出侦查的斥候们确认了楚军这一次是真的主动脱离和晋军的接触、已经撤军回国后，忐忑不安的晋厉公这才欣喜若狂，立即下令让栾书派军队占领楚军的大营；随后，晋厉公亲率晋军主力前往楚军的营中驻扎，还将楚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全部收为己方的战利品，让士卒们在楚营中挖灶生火、连续吃了三天楚军留下的军粮，以此来庆祝对楚之战获得了最后的、全面的胜利。 而随着楚共王的主动撤军，及晋厉公的‘大食楚粟’，晋、楚两国在春秋时期最后的一场野外大会战——‘鄢陵之战’，就这样莫名其妙、意犹未尽地落下了帷幕。